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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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央文革小组在关于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与人民解放军的冲突也开始加剧。1967年1月，当夺权刚开始之际，陈伯达就把文 ① 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见托马斯·W。鲁宾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载托马斯·W。 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165—312 页。 ②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60—261 页。 ①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71 页。 ② 《大审判》一书中这类事例到处可见。化大革命与40年代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作了比较。而后，他说，八路军夺取政权，实行军管，并且自上而下发布命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夺取权力③的”是“群众”，而不是军队。因而，毛给予人民解放军在瓦解党的机构、组织革命委员会中的作用，比中央文革小组愿意提供的要大得多。更糟糕的是，地方驻军并不总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把群众代表如数安插到革命委员会，或者不是从它所支持的群众组织中安排进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因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某些心怀不满的红卫兵组织去攻击地方军队的司令部，并因此使人民解放军和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关系紧张。
这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三个独立系统——人民解放军本身的激烈冲突。如我们已看到的，军队的地位在整个1966年和1967年初稳步地提高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一旦进入夺权阶段，军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其职责不仅是为向党组织夺权助一臂之力，就像1月23日它奉命行动的那样，而且也保证维持以后的秩序。对第二个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是：在重要仓库、银行、电台和工厂派驻军队；对春耕实行军事监督；对民航实行军事①管理；以及在那些已经夺权的重要行政管理区域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共计有200万人民解放军参与了民事。②从总体上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似乎只关心一件事：维持秩序和稳定；防止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垮台；进而避免在中国出现易遭外来侵略的境况。此外，最大限度扩大军官们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影响、增加军队代表的人数、保护军队免遭红卫兵的攻击与某些军官自己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除了这些共同利益之外，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内部的分歧看来与不③同阶层干部内的分歧或这个国家的群众组织内的分歧完全一样大。有些分歧是结构性的，主要是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分歧渗入到地方和主力部队之中。主力部队——包括海、空军和地面精锐部队——装备精良，并且直属中央指挥。
相反，地方部队由装备轻型武器的陆军部队组成，归军区（实际上每个军区都与省相对应）和大军区 （由几个相邻的省组成）指挥，负责广泛的地方性事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力部队更忠实地执行来自林彪的中央指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直接受命于林彪亲信充斥的总参谋部和军事委员会，而且也因为他们是林彪在60年代初就开始着手的军队现代化的主要受益者。相反，地方部队，其首长往往与地方党的领导人关系密切，它常常以保守的方式，充当省、市党的机构的保护人。例如，于尔根·多姆斯的研究表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29个省军区司令员中，只有5人支持这场运动，8个司令员只是 ③ 《火车头》，1967 年2 月7 日，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3898 助（1967 年3 月14 日），第 4 — 7 页。 ① 军队介入不断升级可追溯到中央的指示，见“文件汇编”。 ②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23 页。 ③ 见于尔根·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和军队”，载《亚洲概览》第8 卷第5 期（1968 年5 月），第349—363 页；于尔根·多姆斯：“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1967—1968）”，载 《中国季刊》第44 期 （1970 年10—12 月），第112—145 页；哈维·W。 内尔森：“文化大革命中的军事力量”，载《中国 季刊》第51 期 （1972 年7 — 9 月），第444—474 页；内尔森：“文化大革命中的军队官僚”，载《亚洲 概览》第14 卷第4 期 （1974 年4 月），第372— 395 页。在将地方群众组织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后才在名义上表示了支持，反对的有16个。①军队中的第二类分裂是围绕着个人小圈子而形成的。在共产党革命的后半期，红军被分成五大“野战军”（原文如此——译者），每一路野战军负责解放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构成了1949年以后很长时间内官员派系的基础。人们普遍认为，在 1959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林彪力求巩固他对人民解放军的控制，对他曾指挥过的野战军 （四野）②的军官恩惠有加，而对其他野战军军官则进行压制。林彪事件之后，他被指控曾收集对其他野战军高级军官的诽谤材料，特别是对聂荣臻、徐向前、贺龙和叶剑英的诽谤材料，这些人挫败了他建立个人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的企图。③作为评估三结合主要参加者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在毛与三个独立系统中的每一个系统之间时不时地出现的紧张关系和冲突是非常重要的。毛与党和国家干部的主要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所怀疑的修正主义正是他们，而他指导文化大革命反对的也就是他们。另一方面，毛似乎注意到，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干部有经受锻炼的必要，他声称希望这些干部能经受住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①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么说），毛也保护了一些高级政府官员，特别是周恩来，使其免遭红卫兵的批判。
但毛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也有分歧。虽然毛在1959年选择了林当国防部长，并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挑选他做他的接班人，但这位主席显然对林在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许多观点表示怀疑。1966年7月初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批评林夸大军事政变和军事力量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性，批评他抬高对毛的个人崇拜。毛对他的妻子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还是第一次”。②毛对林的很多批评同时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因为在1966年中期对毛泽东思想的颂扬和对毛的吹捧问题上，中国的新闻界与人民解放军负有同样重要的责任。1月份毛关于上海公社的一些讲话表明，毛很关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及他们要打倒所有的国家干部的③企图。 没有证据表明毛像江青及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党有时准备干的那样，愿意批准由群众组织动用军队。
如果三个独立系统的任何一方显示出不服从或抗拒的迹象，毛就能用各 ① 多姆斯：“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 ② 对中国军事政治中野战军作用的分析，常见的参考书有：威廉·W。惠策恩、黄震遐：《中国的高级指挥：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也见钱玉生（音）：《衰退的中国革命：军队中的不同意见与军队 的分化（1967—1968）》；威廉·L。帕里什：“中国军队政治中的派系”，载 《中国季刊》第56 期（1973 年10—12 月），第667—669 页。 ③ 《一场大审判》，第82—89 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5 页。 ②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6 卷第2 期 （1973 年夏季号），第96－99 页。 ③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 卷，第451—455 页；《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 卷，第826 页， 《有关 共产党中国的译文集》 （1970 年2 月12 日），第44—45 页。种各样的方法和策略来对付它们。干部最易于控制，因为当时他们的权力基 础最为薄弱。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机构，毛可以允许中央文革小组加强对党和 政府官员的批评，自信这很快就会在激进群众组织的行动中反映出来。更为 特别是的，毛能够确定哪些干部从革命委员会中排除出去，哪些干部要受惩 罚，哪些干部要给予保护。
相反，人民解放军拥有的权力比政府官员大得多，因为军官们控制着有 组织的军队，这对当时中国政权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但军队之所以能受到 控制——部分原因是给予激进群众组织批判军队干部的余地在增加，部分原 因则是可以通过军队指挥系统惩治犯错误的军官。因而在1967年春，对文化 大革命态度冷淡的五个大军区和六个省军区司令员被免职或调离，在此后的 年月里又有不下八个省军区司令员遭到同样的命运。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 在极端情况下，毛和林可以把军队调到省军区司令员特别顽固的省份。
毛也有种种方法去控制群众组织。他可以对激进群众组织的活动加以限 制，在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走向分裂，以及暴乱眼看就要失控时，他就缩小 他们批判文武官员的活动余地。此外，毛和他的代表还可根据某些组织是否 执行中央指示而将它们定为“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组织，还可授权地方 驻军去镇压或解散那些被认为是反革命的群众组织。
平衡的演变由于每个独立系统内出现分裂，三个组织体系之间产生分裂，每个独立 系统和毛泽东之间也出现了分裂。因此，在1967－196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是 一件极其复杂的任务。仅有黑龙江、上海、贵州和山东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委 员会在1967年的头两个月顺利成立。这些省的关键是另外还存在着一个可取 代它们的领导，这通常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市党的机构。党的机构能迅速 填补一月发生的权威崩溃所造成的空白。在其他省，现有的军队和文职领导 分裂了，群众组织里裂痕既深又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时间相当长的 过程，其中包含着持续的冲突和斗争。
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这20个月基本上是三个相互竞争的组织体 系之间的平衡演变的时期。在此期间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里每个 组织体系都不时地从其他组织体系挖权力。在此期间毛还有能力维持三个独 立体系之间的力量平衡。毛的决定显然是对干部、军队和群众组织行动的反 应，尽管他从未完全控制局势。这一时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长情况，可通过研 究四个关键的转折点而得到很好的了解：1967年2—3月的“二月逆流”， 1967年7月底的武汉事件，9月初清洗所谓激进的“五一六”组织，杨成武 代总参谋长被解职以及 1968年夏天遣散红卫兵。
从起源和结果看，这些转折点中每一个都是重要的。每个事件的发生都 是由于三个关键的独立系统内部及它们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从毛泽 东的角度来看，每个事件都反映出这三个组织系统中有一个或几个是不可靠 的。二月逆流表明党的高级干部仍在抵制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武汉事 件证明高级军官，尤其是地区一级的，趋于同保守的群众组织站在一起，反 对激进的对手；“五一六”事件和1968年中遣散红卫兵反映了群众运动和文 革小组的领导人对暴力和天下大乱有特殊的嗜好。
总之，三个事件也产生了统治这个时期中国政治的三个组织系统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虽然这三个系统开始时都是三结合的平等参加者（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到1967年年底，人民解放军的优势显然超过了干部和群众组织。1968年夏红卫兵解散，数百万年轻人下乡插队，这些参加者就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二月逆流1966年8月的十一届中央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预见到了一场正在兴起然而却受到压制的群众运动。强调发动群众和开展群众批判 （尤其是年轻人），预示着国家党政官员的生活会弄得更加复杂。
但在三个方面作出了有重要意义的限制。第一，“十六条”中列出的干部政策把严厉批判和宽大处理相结合。十一中全会认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
或“比较好的”，并且暗示一旦他们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且“接受了群众的批评”，他们就可以留在或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第二，运动以党的名义进行，而且将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要不然就由基层党组织来领导。第三，人民解放军中的文化革命行动将与社会其他部门中的运动分离，并且置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不是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
可是，到1967年1月底，大量情况表明，文化大革命越过了所有这些界线，很多高级干部，包括彭真和罗瑞卿，都被激进的群众组织“拘留”，而没有任何拘留证和其他法律手续。其他人头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罗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的牌子，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街示众。至少有一位国务院成员、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痛打致死，其他高级干部的肉体受到凌辱。
刘少奇和邓小平受到了恶毒的口头攻击。
对群众组织“夺权”的认可和“上海公社”的创立表明，甚至连党的领导这个原则都正在被抛弃，因为，正如毛自己指出的，在巴黎公社的结构中，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更有甚者，由于命令人民解放军在“支左”中干预文官政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波及各级武装部队之中。而且，林彪本人似乎急切地唆使他在武装部队的追随者，用红卫兵的方式批判那些资深元帅，如朱德、贺龙和叶剑英，这些人有可能对林彪对武装部队的控制发起挑战。①为了对付这些问题，中央当局在二月里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声明，旨在控制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混乱。为了政治稳定，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努力。第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巴黎公社”的模式期望没有党的领导的直接民主，只能产生宗派主义和无秩序，它遭到毛个人的否定。革命委员会的模式和为了“支左”要求人民解放军干预文化大革命的命令替代了“巴黎公社”的模式——这两种办法都是为了恢复国家的秩序和纪律而提供一种组织体系。作为落实三结合的一部分，中央的宣传工具开始了一场宣传毛的政策的运动，毛的政策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犯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
第二，毛也进行干预，限制红卫兵组织使用武力和暴力。在2月1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毛批评了那种打着批评的旗号，强迫干部“戴高帽子，油漆涂脸和游街”的倾向。把这种行为说成是“一种形式的武装斗争”，毛宣布“我们必须坚持合理斗争，要摆事实，讲道理，并使用劝说方式……卷入打①人事件的任何人都应按法律处理”。 1月28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条指示， ① 《文件集》，第19—20、21 页；《大审判》，第160、164 页。 ① 《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 卷第826 期；《有关共产党中国的译文集》（1970 年2 月12 日），第22其中也有类似的反对使用武力的命令。据说这个文件是在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这样的资深将领的倡议下草拟的，然后经过毛批准。该指示宣布：“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许戴高帽子，不许游街，不许抄家。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