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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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更大的自主权让给了国营企业的经理，官员们丧失了权力；国营企业的经理羡慕“集体”和私营公司享有更大的自由；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在追求效益的改革中惧怕工作艰苦，就业没保障；他们甚至羡慕非国营企业的工人和乡村农民收入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和学生）因改革引起物价上涨而受到损害。
　　可以隐约看到的改革纲领对中共的正统观念也有一种根本的威胁。党员干部被告知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必须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以便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中共党内“红”（政治热情）与“专”（专业技术）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过去往往偏重于“红”，而现在则似乎已偏重于“专”了。
　　这对大约50％的党员干部是个潜在打击。因为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主要擅长于政治煽动。但这也给共产党自身的作用打上了一个问号。
　　像苏共和其他党一样，中共关于其先锋作用的主张，深深植根于它的意识形态。即中共由于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永远正确的意识形态，因此，能够有把握地理解现在，计划将来，而这一点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做到的。但是，如果现在要从实践或事实中寻求真理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有什么作用呢？
　　意识形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夸张和赋予毛泽东思想的那种几乎超越自然①的力量而被大大地贬值了。　重新强调实践对它是一个严重打击。邓小平宣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没②能解决问题。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现在似乎只有以它的能力和成功来证明它是合理的，而且由于毛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不少问题，它的基础是不稳定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对信仰和精通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它声称能解释世界和人在其中的地位）的官僚精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推崇也岌岌可危。
　　③改革者试图把党政职能分开，这使党的作用日益削弱。把党政职能分开的目的，据说是要党的干部集中精力处理全局性的原则和路线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　（他们并不都是党员）无需考虑意识形态问题，在工作将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但在一个全部高级政府官员实际上都是老党员并参与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议事的国家里，“纯粹”的党的官员的作用是什么？这一点并不清楚。当然，他必须开动党的机器，但是在一个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已让位于经济发　①　参见乔治·厄本编：《毛主席的奇迹：忠诚文学概要（1966—1970）》，第1—27　页。　②　参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172—174、179—181　页。其他三项原则是社会主义　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　③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03　页。①展的时代里，它的作用也是不用确的。胡耀邦在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忽视了党政职能的分离，似乎想要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权对国家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发表意见。他多次出国访问，仿佛他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②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其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党的权力。胡耀邦在报告中解释这一“极其重要的原则”时说，现在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③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章的一条条款本身不算什么保证。但是三中全会以后强调法治　（——它是对这些精英们曾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的反应），并通过了各种法律法规，至少第一次使人们懂得党的无限权力最终会危及每个人。④对党进行正式限制的同时，也采取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根据邓的说法，这些行为“不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①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在中共党内并不是新鲜事，它至少可以追溯到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本身可以解释为毛为激发群众纯洁的革命热情而力图摧毁官僚主义的最后的、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尝试。邓的方式更少具有破坏性，他想激发群众，但其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而不是制造革命。为此，党员干部再次被推到一边。
　　尽管对党的权威有这些限制，但普通农民、工人、管理人员，或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官员面前仍谨慎行事。习惯于服从和对受苦的记忆抑制了过分地考验这种新的宽容的任何尝试。官僚们也许处于守势，但他们仍有很大的权力。
　　那也许是历史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定论。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权威的削弱，随后实行的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意识形态力量的衰落，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和搞活城市经济的尝试——所有这一切显示了社会对国家的潜在作用。这个潜在作用可能比从前中国统一在一个强　①　这种困境大致上与西欧民主国家中党的官员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在野时期，党作为党的生命力显得突出。　因为它是国家中用以发动“阶级斗争”的煽动性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罢黜现政府。如果策略是成功的，　并且党的领导人成为政府部长，那么党的作用将大大地减弱，因为它的领导人将集中精力管理国家并保证　经济的繁荣。从那时起纯粹的党的官员将起着　次要作用，很少干预政府政策，但同时要求普通党员保持对　政府政策的忠诚。　②　在1981　年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即在胡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短暂时期内，这也许有某些道　理。但在1982　年9　月的十二大以后，即主席一职被取消，胡专任总书记之后，这就没有道理了。我使用“形式上”一词，是因为最终的权力当然是在邓手上，不管他名义上的头衔是什么。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39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强调法治引起了不少问题。关于对其中某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R。兰德尔·爱德华　兹、路易斯·亨金、安德鲁·J。　内森：《当代中国的人权》。　①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10　页。大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任何时候都大。毛曾一直强调，坏事能变成好事。在1989　年的天安门示威中，这些萌发的社会力量最终对国家权威的统治提出了挑　战。①第五章　　对美开放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中，对美开放可说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毛执政27年间所采取的主动外交行动中，中美和解最能表明他欲确立中国在世界上大国地位的决心。就近期意义而言，中美关系的恢复完全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在国际上的隔离、孤立处境；而其长远意义则是结束了中美间外交长达2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恢复，北京在70年代和80年代登上国际舞台将是很困难的，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从1968年开始出现中美和解的迹象起，毛就对和解的进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接近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他对中国长期加入现行国际体制是极其不情愿的。战略与政治上的需要使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好，特别是要与美国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和解。由于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毛难得承认他所采取的行动是虚弱无力所致，甚至不承认中国及其宿敌同样在谋求和解。因而毛从未充分认清中国与外部世界广泛联系的重要性。毛的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所以他一直支持其文化大革命的盟友进行反对那些比较愿意使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参与国际事务的领导人的斗争。
　　由于那些力图执行毛的外交政策指示的领导人忙于解决中国内政的一些危急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一波三折极不顺利。国际局势的动荡也干扰了中国的外交进程，致使中国虽然卸掉了以前外交政策所积累下来的沉重包袱　（特别是与越南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与美国和日本的长远关系问题。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更迭的影响；领导人的更迭屡屡妨碍了中国许多重大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由于中央没有明确一贯的外交政策指示，7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中美关系在飘忽不定中发展。只是到了70年代末，客观的需要和邓小平在国内政治上的复出才使近10年前便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得以圆满结束。
　　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似乎不是双方精心计划的产物，而是中美政治制度不断斗争和经常对抗的结果。当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后的邓小平试图恢复自中国内战以来即近乎中断的中美关系时，头几年只是试探性的，极其脆弱。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设计者是少数高层领导人，因此较易取得最初的突破，但同时也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变得极易停滞不前，或发生逆转。毛的日益衰老，周恩来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加上尼克松总统政治地位的脆弱，使早日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变得更加困难。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未能见到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实现；理查德·尼克松则因一些与此没有关系的事件而被迫下台，眼看着吉米·卡特夺去了自己巨大外交胜利的荣耀。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两次被毛赶下政治舞台的邓小平与　20世纪意识形态最强烈、长期以来主张与台湾保持密切关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一起制订了双方安全目标并非一致的中美关系的原则。
　　是何原因促使中国要与美国恢复关系？北京领导人是怎样争论这一政策的？出于何种愿望有关领导人才主张建立中美友好关系的？这些愿望是否已实现？中美和解的进程对中国后来看待外部世界有什么影响？这些变化对中国内政有什么影响？最后一个问题，向西方开放是否标志着中国真的与过去　①　本文中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反映兰德公司及其任何一个政府资助单位的看法。作了历史性的告别？抑或仅仅是出于国家安全的不会持久的紧急需要才这样　做的？在谈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简述一下该时期制定外交政策的特　点及其对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政治进程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开放反映了长期以来的战略发展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北京的安全考虑。下述三点变化特别重要：（1）由于美军在越南的数量逐渐减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也相应缩减；（2）与此同时，苏联加紧在亚洲部署常规部队和核力量，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3）尼克松政府公开宣布不参与苏联强压中国的图谋，这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一种心照不宣但极为重要的承认。北京不可能忽视如此重大的战略发展变化。在此情况下，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孤立、仇外状态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地缘政治学的逻辑并不能完全解释北京的反应，还必须考虑到负责中国外交政策的个人和机构所起的作用。在考虑到的众多内部因素中，有三点最为重要。第一是领导者个人的作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位中国官员的独一无二的权威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与西方和解的进程。从60年代末开始对中美关系和解的重新研讨，到　7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初步突破，到70年代末中美全面外交关系的建立，再到8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再度疏远和重建，他们一直掌管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决策。其他老资格的官员，特别是极少数高级军事战略家以及外交部内与周恩来长期共事的少数人员，也都在幕后对中美关系和解的进程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毛、周及其后的邓对中国政策拥有最后决定权。
　　1949年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些领导人至高的职权与外交政策高度集权的特点密切相关。虽然其他人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有贡献，但是很少有人说自己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大政方针”的制定。比如，在外交与军事事务上，只有毛的名望在他去世后的10年中仍旧保持着光彩。正如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中所肯定的那样：
　　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①看来没有理由对这些评论提出疑问，毛的言行在超过1/4世纪的时间里主宰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其中包括指导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恢复；周的声望在国际上同样很高；而（从某种更具随意性的政治角度看）邓小平对中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影响也同样是巨大的。
　　而在与美国官员的交往中，每位中国领导人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就中国官员而言，个性与政策问题是合而为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因此说，中美关系最初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亨利·基辛格、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个人与政治的和谐一致；但是这种和谐一致却从未在邓小平与基辛格之间得到发展，特别是当中美外交政策出现分歧的时候更是如此。邓小平明确表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比赛勒斯·万斯好；其部分原因是这两位美国高级外交官的不同政策倾向，同时也是因为他俩截然不同的个性。从一开始中国高级官员就注重并着力与美国历届政府中的某一官员建立较密切的个人关系。如果缺少这种关系，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或进一步恶化。理查德·所罗门抓住了这种个人之间交往的实质：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6　月27　　日）第41—42　页。中国人与人打交道的最基本的特点是，首先设法认清外国官员中谁同情他们的事业、在他们的对手中培养一种友谊和责任感，然后，通过各种计谋来利用这种友谊感、责任感、自疚感和依赖感以达到他们的目的。①80年代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以后，这种现象在维持关系上就不常见了。
　　第二个因素是外交决策的不稳定性。尽管极少数官员决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策略，但是他们的决定仍要受到中国官僚体制中当时进行的更为广泛的战②略和政治论争的影响。在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上的意见一致也是与在国内政策问题上的意见一致相关联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周的采取积极外交行动的主张是与他重建中国党政机构的工作密切相关的。而那些对中国同时反对③两个超级大国的行动最高兴的人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也最少。
　　尽管有时难以看清这种相关联的政策立场，但周和邓在特定情况下的重要政治地位是明显地影响着他们的外交决策的权能的。
　　这种相关联的特性还表现出了体制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体现了个人权力之争。官场上有句经典格言：“你的立场取决于你的地位。”像对美开放这样具有戏剧性的政策变化，对官场上的政治组合和有限的财富的分配有着实质性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国防部长林彪。他的政治权力和对财富的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