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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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④这些论述似乎是支持了近几年中国一些主要的理论著作所提出的观点，其意思大致是，毛在1956年末和1957年初的思想当中，暗示在1955年到1956年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它不能被当作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取代阶级斗争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⑤与构成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矛盾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对这一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和缓和的态度，认为要在这一领域消灭阶级差别。在1957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在中国，80％的大学生仍然是地主、富农、上中农与资产阶级的子弟，他认为，“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①时间。”不过，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原文中，他着重强调了让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重要性，决不让他们放任自流。他说，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不过两件事情：一个是高工资，另一个是“讨老婆”或“讨老公”——换句②话说，“吃东西和生孩子”。
　　在1957年2月27日讲话谈到物质享受的腐败影响的另一段里，毛也表示对诸如此类目标的鄙视（不肖说在这两方面他自己也是享用够的）。他说，中国人有两个特征：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这两个特征都有两方面的含义，他说：
　　如果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准，她就不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财富已成　④　《学习文选》第209　页。　①　《学习文选》，第211　页。　②　同上，第212—213　页。　③　参阅前引书，尤其是第201　页。也可见苏绍智在《试论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一文中的评　论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选》第6　期）第35　页。　（中文版载于《学术月刊》　1979　年10　月号，第1　页。）　④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393　页。　（《毛泽东选集》第5　卷1977　年版，第372—373　　　　　页——译　者）。　⑤　廖盖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246—253　页。苏绍智：《试论我国　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第22—26　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353　页。　（《毛泽东选集》第5　卷　1977　年版，第333　页——译者）　②　《学习文选》，第207　页。了他们的缺点，这些缺点使其不再想革命……他们生活的高标准还没有我们的文盲来得好。〔笑声〕③大跃进期间，毛的思想中的这种倾向就会大量出现，并进一步表现出来。
　　然而，与此同时，在1957年初，毛对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都留有好感的。
　　直到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据一位消息灵通的中国专家说，这篇社论“完全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观点”。社论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
　　社论最后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一些性质类似的矛盾。①但是在5月中旬，由于连续猛烈的批评，毛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他觉察到在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是修正主义者或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②在1957年6月改写他2月的讲话时，毛修饰了他当初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结论，进一步写道：“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③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还有阶级斗争”。这段话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毛的语气在逐渐加强。因此，到1957年7月，当“百花齐放”运动逐渐演变成为“反右运动”时，他断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固然，他说这支新的队伍应该包括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但是很显然这支队伍的大多数成员是要阶级出身好的年轻人。他说：“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建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④至于现存的知识分子，毛轻蔑地警告他们：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①　③　前引书，第225—226　页。　①　　“为什么要整风”，《人民日报》，　1957　年5　月2　　日。关于上面的引文涉及的毛对社论的肯定，见廖　盖隆：“关于学习〈决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答”，《云南社会科学》1982　年3　月第2　期，第104—　105　页。　（1981　年10　月8　　日在云南党政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②　　“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　年5　月15　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440　页。（《毛泽东选集》　第5　卷1977　年版，第423　页。——译者）　③　前引书，第395　页。　（《毛泽东选集》第5　卷1977　年版，第418　页。——译者）　④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1957　年7　月），《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479—480　页。　（《毛　泽东选集》第5　卷1977　年版，第462—463　页。——译者）　①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1957　年　7　月　9　　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469—470　页。
　　（《毛泽东选集》第5　卷1977　年版，第453　页。——译者）②从此以后，毛日益看到到处都是“反共产党和反人民的牛鬼蛇神”。　②　　同上，英文版第444　页。毛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正如本章的导言所论述的那样，总的来看，1957年秋的反右运动不仅是中国政治生活而且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涉及到毛的理论兴趣和毛对政治思考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学到哲学，从中国国内问题到与苏联的关系等。不过，在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中，这些新趋势的核心及导致这些新趋向出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找到。
　　决定论与乌托邦梦想：“大跃进”理论如同刚才指出的那样，这时毛的情绪与思想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对知识分子态度的急剧转变。1957年初参与“大鸣大放”的专家、学者，以其严厉的、对毛的思想的否定性、诋毁性的批评，使人们对毛不顾他的许多老同志的反对而推行的这些政策、进而对毛的观点发生怀疑，这就动摇了他的威望与权威。因此他转而粗暴地反对他们。此后，除了培养新的根红苗正的知识分子以外，毛更愿意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性。
　　至于那些在“百花齐放”期间辜负了他的信任的可怜的书呆子们，有谁需要他们呢？因此，和他1956年认为科学家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完全相反，毛反复重申并积极推行了一些政策，强调“一切聪明才智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1958年3月，他宣称：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在学校。①不论我们发现这段语录以及毛在“大跃进”期间其他许多反知识分子的言论多么精辟有力，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任何一段，当作他对这些问题的观点的全面而公允的表述，那就错了。在这个时期，他仍力求在产生的紧张状态中保持一体，力求处置好诸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投入，或中国的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等处于两个极端的问题。
　　1958年12月，毛写信给陆定一，支持了清华大学党委关于纠正在处理物理系教员时所犯左倾错误的报告，并要求将该报告印发各处。这份报告说，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在这种流行的观点看来，把这些人全都留在身边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树立斗争的对象。如果教授们拒绝接受改造、拒绝自愿削减工资，那么就该把他们送往养老院。
　　毛和清华大学党委一样，以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各类教师和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服务为理由，彻底地否定了这一观点。
　　②尽管如此，毛的主要兴趣毫无疑问已经改变，把希望转向了人民群众和农村。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9—120　页。　②　　“致陆定一”，1958　年12　月22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4—555　页。　（出于某种考虑，这里略去　了该大学的名学）。毛的信和有关文件的原文都收录在《万岁》（1969　年）一书中第　267—269　页。除了毛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不满以外，促使他的思想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组织以适应机械化和水利灌溉这种不断增长的倾向。这也是党的政策转向农村的主要推动力。早在1955年底，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则编者按中，毛就宣布了大社的优越性，并写道：“有些地方可以一个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①在1956年春到1957年秋这段时间里，反对“冒进主义”的运动和其他因素，使毛倡导的某些更加激进的政策黯然失色，总的来看，毛的这一意见并没有付诸实施（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二、三章中有关开始“大跃进”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论述）。不过，在1957—1958年的冬天，一个合并现存的高级合作社的运动出现了。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凭借这个运动以势压人。1958年4月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意思一样的指示，部分内容如下：
　　……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②这个指示正好是在毛参观四川红光的“大社”的消息在报上登出后的第①二天发布的（毛在3月中旬视察该地，当时成都会议正在进行之中）。这一巧合实在太明显了，不会是偶然所致。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大型组织的冲动的出现，是出于要在农村创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基层组织这样的考虑，其中首要的是促进水利工程发展的考虑。因此，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极力鼓吹大社，以及作为成都会议前导的南宁会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听取有关修建巨坝控制长江水流的“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并主持会议进行这方面的决策，也就不足为怪了。
　　②在成都会议早期，“大社”还不正式赋予行政和军事功能。这两方面的功能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所批准的“人民公社”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们不能说，两者都是公社，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不过，它们已经开始具有这方面的一些特征，从而构成了很快就达到极点的公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当然，公社出现的历史本身不是我们这里要关心的问题，但上述的这些事实却与这一章的主题有关，因为它们表明了毛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于1958年夏天突然到来的体制革命有着直接的作用，并且将在1/4世纪的时间里塑造中国的农村社会。
　　对于这一倾向的美妙想法，我们不仅可以在毛对农村社会的认同中发现，而且也可以从　1955年集体化运动中就已支配他的太平盛世的梦想里看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5　卷，第257—258　页。英文原注为：《社会主义高潮》第460　页；《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3—274　页。　②　《1981　年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324　页。英文原注为：《1981　年决议·注释本》第　323—324　页。这里所说的毛在成都会议上突然支持大社，在中国之外可以看到的有关他在会上三次演讲的　原文中都没有出现。（参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96—124　页。）　①　戴维·S。G。古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与省：四川和贵州（1955—1965）》，第144—　145　页。　②　参见李锐：《论三峡工程》，第8—10、94—99、171、245　页和其他各处。到。从毛于1956—1958年间在文章里反复阐述的主题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思想。根据他的思想，中国人民可以从他们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中，获取一些有利条件。1958年4月，他写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③在这里，毛把他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中曾用不同语言表述过的两个互相联系的观点统一起来了。当时，他在讲话中谈到中国的“文盲”优越于西方的财富。从总体来说，农民是全体中国人民中最为贫穷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受到物质享受的侵蚀较少，对现代世界的狡猾奸诈最为无知，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在道德和革命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毛的思想中这种倾向的深刻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追溯到他胜利地进入北京城之前在农村的22年艰苦斗争。我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关于“1949年以前的毛的思想”这一章的结语中指出，50年代晚期的经济政策的特性不①能根据“延安模式”来描述，因为具体情况太不相同。不过，它同延安和井冈山精神确实有着某种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在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得分外鲜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组建人民公社。毛在会上反复提倡取消工资制，重新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自由供给制，他声称，人活着只搞点吃的，同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他断言工资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其结果是“发展个人主义”。他评论说，有些人硬说平均主义会助长懒惰，但实际上等级制才是这样。②毛明确地把整个社会的斗争精神与牺牲奉献精神和过去的武装斗争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现在，在与帝国主义和自然力量所进行的双重斗争中，目标同样是清楚的，采用自由供给制度决不会削弱人民的主动性和献身精神。③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