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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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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方渠道将使他们的努力归于失败;而周则可能把对常规官方渠道的依靠视为其政治生存的一种手段。
  中国人从来没有正面详细报导过林彪反对中美和解的情况,他们主要指②责他谋害毛泽东的阴谋和后来叛逃苏联的罪行。官方在提及林叛逃时,也没列出林与苏联有什么直接联系的证明,只说林希望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只有周一些婉转的讲话和毛的比较具体的言论可以证实林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说法。周在其1971年4月21日的信中突出表示北京欢迎美国派遣特使;他说之所以拖了3个月之久才回复尼克松总统1月初的信主要是“因为当时的③形势”。基辛格推测周恩来是指2月份南越对老挝所采取的行动,或是由于北京当时正在寻找与华盛顿联系的更安全的渠道;而更为合理的解释应是毛与林之间日益紧张的冷淡关系。随着冬末林政治状况的不断恶化(林彪开始失去国防部长的权力),1971年春,中美和谈的速度在加快。尼克松访华期间,毛进一步指出,“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④其他证据也表明,中国军方在对中美和解开始阶段是持反对意见的。据基辛格回忆,1970年7月有两架米格19飞机企图“拦截并想击落”一架在离中国海岸数百英里以外的上空执行例行收集情报任务的美国飞机。中国空①军进行此类拦截活动已达5年之久。由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指挥的空军已坚定 ① 《聂荣臻回忆录》第865—866 页。 ① 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72 页。 ② 华方 (音):“林彪流产的反革命政变”,载《北京周报》1980 年12 月22  日,第19—28 页。 ③ 基辛格: 《白宫岁月》,第714 页。 ④ 同上,第1061 页。 ① 基辛格: 《白宫岁月》,第697 页。地站在文化大革命激进派一边,击落美国飞机很可能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出现偏差,至少会拖延时间。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几周后,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庆祝 1971年建军节的重要讲话中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美国与苏联一样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红旗》杂志在发表黄永胜讲话的同时,刊登了一篇为对美开放进行辩护的权威性的文章。该文对美国和苏联的威胁作了明确的区分,与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的论点截然不②同。周恩来(在黄永胜发表讲话时正接见詹姆斯·雷斯顿)说黄永胜总长的讲话并不反映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强调中国愿意进一步改善与美国的关③系。叶剑英元帅是唯一一位公开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军人,7月初,他曾到北京机场迎接基辛格。
  然而,说林彪为了与周恩来的联美政策相抗衡而采取了“亲苏”立场似乎令人怀疑。林彪死后,一份党内文件曾引用了林彪的一句话 (可能只是句气话,而不是有意识说的):“如果周恩来能邀请尼克松,我就能邀请勃列④日涅夫”。1973年8月中共召开十大,周恩来在报告中谴责林彪及其同伙⑤“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但这些指责并没提出林彪等人从事积极亲苏活动的“证据”来。如果说有什么证据的话,可以列出这么两条:人民解放军在中苏边境进行挑衅性的巡逻及后来全国总动员令的下达。1969年夏和初秋,战争谣言四起,形势十分紧张;在这种气氛中,与苏联的军事对抗使林彪获得最直接的政治利益。直到9月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与苏联总理柯西金会谈后,特别是双方决定恢复1964年停止的中苏边界谈判后,中苏紧张局势才得到缓和。是毛和周,而不是林认识到了无限期地立足于战争所存在的潜在危险。
  林的最大问题是他与毛的关系。1970年末、1971年初,他意识到主席对他越来越失望,并获得确切消息:毛已做出要将他赶下台的决定。如果说存在什么林彪与苏联“狼狈为奸”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的不可饶恕的政治变节了。后来对他的大量指责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些指责并没说到点子上。确切地说,所谓的林彪亲苏倾向主要表现在他背信弃义和在广东组建独立的军事基地,正如一份内部文件所说的那样,林彪要“南逃广州,①另立中央,……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如果林彪在1971年9月真的能到苏联,他的背信弃义对莫斯科最高层来讲是宣传与情报上的一大胜利。然而,此事没能成为现实。
  林关于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方面的“两大敌人”的观点,既有其政治上的考虑,又有其制度上的考虑。作为60年代后半期的国防部长,林大大地增加了中国的军费开支,这表明中国在南北边界线上加强了抵抗军事压力的能力。1965—1971年间,中国国防开支每年平均增加10%;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状况和混乱情形,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这些军费开支主 ② 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编:“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学习‘论政策’”,载《红旗》第 9 期(1971 年8 月2  日),第10—17 页。 ③ 《纽约时报》1971 年8 月4  日。 ④ 斯坦利·卡诺:“林彪据信已死”,载《华盛顿邮报》,1971 年11 月27  日。 ⑤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 年8 月24  日所作)。 ①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发,1973 年第34 号,载高英茂编:《林彪事件:权 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113 页。要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和在中国内地建设新的军事设施上;这表明当时中国军②事权力机构承担了更多的作战责任。很难断定林是否欢迎这样的外部军事压力,也很难断定他是否希望中国在同时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对抗中处于孤立与易受攻击的状态。然而,林确实是这种形势下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国内的混乱和来自国外的威胁使主席感到林及其军事力量不可或缺。1969年制定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人民解放军的势力也进一步加强。这样,林彪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然而,中国政治进程的变化——可能主要是年迈的毛主席对林彪的野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使形势急转直下。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①几乎在林成为毛的法定继承人之日开始,毛就想除去林了。尽管对林后来的政治失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说他想谋害毛,其实,所有这些说法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对权力的不懈争夺。
  说林反对与美国改善关系便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在正常情况下,作为军事长官的林对与长期的对手和解,是应该十分谨慎的。当毛和周开始主动表示与尼克松言和时,美国尚深陷在越战之中,这对中国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这时候是不正常的时期。林成了毛的接班人后,毛决定重新组建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受损的党和政府仅力结构。这些决定对周及其政治伙伴非常有利,而对林的权威和长期的政治地位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林对中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形势颇感不安,因为他肯定中国与华盛顿的和解是动摇他政治权力的步骤之一。
  1970年8、9月间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加强了对林的攻击,与此同时,他对美国的态度也日益好转了。10月1日,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与毛一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他们在一起合影留念。这不仅是一个美国公民第一次享此殊荣的问题;毛借此首②次公开表示有意改善与美国尚处于试探阶段的关系。周与尼克松政府的初步联系 (1970年12月—1971年1月)表明林同毛一样是赞成与美国进行高层①接触的,但是,林在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周在1971年5月末的信中邀请基辛格秘密访问,同时邀请尼克松随后公开访华,信中只说是得②到了毛的赞同,并没有特别提林的名字。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话,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首次访华期间,周恩来的行为便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当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向中国高层领导人赠送礼品的时候,周代表中国领导层③向他表示了谢意,但是没有提及林的名字。事实上,林从一开始便是中美和解进程中的多余人物。自从中苏冲突开始以后,林就很少参与制定中国许多重要的外交政策了;这说明他的政治地位在迅速下降,1971年9月他不光彩地叛逃苏联时就全完了。
  林似乎完全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孤立政策和敌对思想;这与1970年初已发 ② 有关详情参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对外评估中心:《中国的防务开支〈1965—1979〉》,第2— 4 页。 ① 有关党的文件汇编,见高英茂:《林彪事件》。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698—699 页。毛泽东和斯诺的合影直到1970 年12 月26  日毛生日那天才刊 登在《人民日报》上。 ① 基辛格: 《白宫岁月》,第701、703 页;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547 页。 ②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551—552 页。 ③ 所罗门: 《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7 页。生变化的形势很不相宜,当时苏联被看成是头号敌人,美国是第二号对手。
  后来一篇文章评论道:
  林彪说什么“我们同帝、修、反没有共同的语言,要同他们划清界线,要同他们斗争,要同他们对立,而不能同流合污”。……对敌斗争的一个最主要的战略思想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集中主要力量,去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四面出击”还把马列主义者所制定的许多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思想践踏得一塌糊涂。……实行“四面出击”的结果,自然是造成到处树敌,使我们濒于孤立的处境。④正如一份阿尔巴尼亚的文件所述,与美国和解标志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终结:
  随着尼克松的访华,中国加入了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阵线和竞争者的行列;中国在想要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尼克松的访问为中国开辟了与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和解与联合的道路。同时,……与美国结盟标志着中国领导层已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脱离了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①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美开放结束了中国对内对外长达1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僵化状态。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和解进程中对美开放的重大步骤。中国外交政策摆脱了僵化的教条状态;主要的受害者是林彪。
  中国的资料只附带提了一下北京没有得到回答的 1968年末的那个建议;并指出由于没有得到回答,显然拖延了中美和解的进程。这些资料还对1969年北京对苏联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的严重担忧作了轻描淡写的叙述。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却常被描述为急切盼望中国人邀请他们访问北京的人。埃德加·斯诺说, 1970年11月初周恩来对美国的意图提出了怀疑:
  '周'回忆说,1969年尼克松刚上台时,他声明愿意缓和紧张局势,并且想与中国谈判。
  尼克松还进一步表示,如果华沙地方不合适,和谈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回答说,这样很好。
  讨论台湾问题,尼克松本人来行,他派使者来也行。然而,尼克松对此没有作出反应。继而在1970年3月发生了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国人据此认为对尼克松的言行不能太认真了。②但是,这个月底尼克松的另一封私人信件又使北京受到了鼓励,但是否作出反应仍有疑虑。12月中旬,毛对埃德加·斯诺说: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①与此同时,毛还非常关注尼克松访华对美国的政治影响:“谈到尼克松可能的中国之行,主席特意向到1972年是否要举行总统选举?然后他又说,尼克松先生可以先派一名特使来,他本人在 1972年初以前似乎不宜来北②京。”在中美最初进行试探性接触的时候就出现了“谁需要谁”的争论。首 ④ 张明养:“林彪和‘四人帮’极左外交路线剖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2 期。 ①  1978 年7 月30  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载外国广播信息处:《东 欧动态》,1978 年8 月1 日,第17 页。 ②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1—12 页。除第一句以外,引文的其余部分都在被中方认可的原 文中删除了。 ①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 年12 月18 日)。也见斯诺:《漫长的革命》,第 171—172 页。 ②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82—183 页。先,北京不希望以需要者的身份出现;是美国想进行这样一次会谈,也是美国想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棘手的台湾问题。
  这种自信充分地显示在周恩来在尼克松访华前夕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告中:
  美帝国主义头子的访问,……使美国对华政策破了产……。苏修利用美国侵略越南的时机,极力扩张其在欧洲与中东的势力范围。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同中国改善关系,以便与苏修相对抗。……由于尼克松内外交困,所以,他强烈要求访华,他来时,不得不带些东西来。否则,他会发现他回国后无法向国人解释清楚。③因而,周对国人说,尼克松急切地、严肃地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而毛和周认为,他们只是顺应美国要建立这种关系的热切愿望,而且声称,尼克松不应空着手来。
  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尽管中国人说是尼克松政府(更不用说追求总统职位的许多民主党人了)急于要求得北京之行的准许的,但是中国自己的动机却是掩盖不住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两周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最坦诚地公开讲述了对美开放的正当理由:竟不含糊地区分了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的程度及其对北京安全考虑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名义上是在评价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但是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差别做了区分却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文章的作者认为,无产阶级应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作者还指出,“毛主席制定的对敌斗争策略原则是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①中国人与尼克松政府私下达成的谅解依然是个让人琢磨的问题。许多观察家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了使中国人支持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政策,曾就②一些重要问题向中国提出过私下保证。十有八九,台湾问题算是其中之一。
  1970年末,毛告诉埃德加·斯诺:“除非尼克松想谈台湾问题,否则他就不③能来”。 (毛的原话是:“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译者)的确,美国驻华沙大使沃尔特·斯托赛尔在1、2月份已经向北京转达了美国在台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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