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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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在10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③ 作为这些论述的基础的工业方面的材料，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 225 —231 页。工业发展战略 （1966—1976年）中国基本的工业发展战略，是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 的。苏联的现代化工业部门是突击建成的，受此经验鼓舞，中国希望从更落 后的工业基础上取得同样的变化。这个进程的最初几个阶段在《剑桥中国史》 第14卷中有所论述。这里的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是否改变了这个战略。文 化大革命是否导致了部门重点的转移——例如，从重工业转为其他部门？
对这些问题简明的回答是“否”；50年代制定的基本的工业战略，在整 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始终没有废弃。事实上，1979年之前，方针并 未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而其他方面的变化在1977年就已出现了。这种政策 上的连续性，究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计划制定者有意造成的，还是由于 他们的工作停滞而导致的结果？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还是饶有趣味的。有些外 界的观察家走得过远，认为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几乎没有什么计划存 在；但是，表11的数据却表明，计划还是有的，而且除了遭到严重破坏的那 几年外，这些计划与经济成就还是有一定联系的。鉴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 府，尤其是计划制定者们软弱无力，下面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虽有计划， 但因为计划制定者瘫痪了，所以不可能认真考虑发展重点的变化。如果大多 数新观念会受到攻击，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以前怎么做，现在仍如法 炮制。
计划指标的实现情况表11 （作为计划指标百分比的实际产量）年 份196719691972 1977 1979 1980项 目工业总产值（增长％） — — 65。3178。8106。3145。0轻工业 — — — — 115。7 —重工业 — — — — 101。3 —钢 60。583。3101。7103。2115。7112。5煤 76。396。7106。2112。2101。3 93。9原 油 81。6117。5101。5100。7107。8100。0发电量 81。595。9101。6107。1102。4103。7水 泥 67。1 — — — — —化 肥 99。5 — — — — —棉 纱 76。975。9103。9106。996。5 110。5基本建设投资（预算内） 64。586。294。0124。9116。3144。9资料来源：实际产量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25—231页和《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246—248页。计划数据来自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430—431、451—452、488—489、578、606、624页。
由于在60年代后期，许多高层的经济领导人要么受到清洗，要么至少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他们的再度出山则往往是多年之后的事了，这个事实使人们愈加注意平时的谨小慎微。据估计，在316名最高层经济官员中，可以肯定的是约有1/3受到清洗，而仅有1/4的人仍在公共场合露面，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他们仍在其位。况且，官职越高，受到清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主管经济的各部委的运行情况，我们仍有必要写一部有深度的历史，但本章没有余地做此努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经济机构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领导。如果还有一些富有经验的人可以取代那些领导的话，这些人也差不多不属于在政治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的行列。
在主管经济的各部委中，有 1/10仍被保留下来，他们力所能及地继续开展工作。如果面临重大变化但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的话，最稳妥、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决定生产什么、在什么地方投资等事情上，继续按先前的路子走。
我们说下级经济管理官员维持了经济体制的运转，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71年林彪死亡对经济工作影响甚微。在1972和1973年中，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所增长，基本建设的投资也保持在高于1966—1969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即使在1972年严重的旱灾造成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农业收成也稍有增长。在1974和1976年，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有所下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钢和机床；但是能源及其他多种产品的产量，即使在政治动乱的年月中，仍有所增长。因此，即使像1976年——那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去世，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一整年处于混乱状况，也不会对经济工作产生持续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与1967—1968年的情况相当，比大跃进的影响程度还要低。
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始终如一遵循的是怎样的一种工业战略呢？它的核心思想很简单，可以在不破坏其真实性的情况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式描绘出来。
这一模式是由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学家各自独立发展来的，因此，这个模式通常因其名而被称为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个模式提出了几个重要①的假设。在这里，我们将不完全展开这个模式，但必须得描述一下，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的计划制定者与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都毫无保留地在同样的原则下实行管理。
这个模式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信念：计划制定者面临的最重要的抉择是，对生产资料进行投资，还是对消费品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对那些诸如机械和电力之类能用来制造出其他产品的项目进行投资，还是对那些诸如服装和食品之类能用于消费的项目进行投资？如果要揭示出这个抉择的深刻意义的话，下列两个假设都是不可或缺的：
1。资本—产量的比率是一定的：就是说，一定的投资量每年都造成产量同样的增长。
2。对外贸易与经济规模和总投资的规模关系甚小：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甚大，计划制定者就会对消费工业进行投资，然后再出口这些产品，换取生产资料。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甚小，这些生产资料就必须在国内制造，否则这个国家将短缺造新厂和新设备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经济增长将停顿下来。
如果这些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越 ① 有关这个模式的最优秀的也是相当简明的论述，参见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第 110—119 页。大，经济增长就越快。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要是提高了，消费便会在短期内遭受损失；但长远来看，消费也将增长得更快，并且最终会超过首先向消费投入更多资本所能达到的水平。计划制定者不会把最多的投资投向生产资料的唯一的理由是，短期内消费太低将导致人民挨饿（甚至造反）。
对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而言，这个模式中的关键假设是否正确呢？
例如，低下的对外贸易比率或封闭的经济的假设，还是十分接近实际情况的。
中国对外贸易和国民收入的数据见表12。70年代后期以前，进口额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通常在5％和7％之间上下波动。如果进口的都是需要投资的产品，那么，鉴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投资达到国民收入的30％，中国①将近20％的投资产品仍需向外国购买。而全部需要投资的产品的4/5仅须中国自产。其实，进口的1/3以上的东西，既是消费品，也是介于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之间的中性产品，仅有相当于国民收入3％的需要投资产品要进口。②对外贸易所占比率很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幅员辽阔，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审慎的政策选择造成的。出于人们一知半解的原因，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贸易量要比小国低一些（占国民生产量比例而言）。例如，60年代中期，印度的进口总额相当于其国民生产量的6％，日本是9％。与之相反，较小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进口率则分别为41％和20％。③但是，如果人们对1977和1979年政策的变化及其后果进行讨论的话，就会清楚地看到，如果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愿意的话，中国的贸易率将会更多。
然而，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却同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制定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外贸的依赖的政策，这一政策不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在50年代就已开始实行。如表12中的数据所示，外贸比率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起伏不定，找不出一个清晰可辨的趋向。由于严重的混乱造成的直接恶果以及1959—1961年的收成不佳，60年代初和1967—1970年这两个时期的进口率处于最低水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反对盲目依赖国外产品和技术的言论，在当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60年代后期，钢、铜、化肥及其他许多东西的进口达历史最高水平。粮食和其他消费品进口下降，但这主要是国内收成较好使然。
机械和设备的进口在1968和表12 外 贸 比率 ① 如果进口占国民收入5％，投资占30％，而且全部进口是由需要投资的产品构成的话，那么，投资的 16。7％将由进口提供（5/30），而其余的则靠国内自产。 ② 中国的数据表明，全部进口的80％是“生产工具”，但是，中国的数据中包括许多中性产品，如纺织 纤维、橡胶等。 ③ 这些数据来自霍利斯·切纳里和莫里斯·赛尔奎因：《发展模式（1950—1970）》，第192— 195 页。项 目 （1） （2） （3）外贸比率国民收入 出口 进口年份 （10亿人民币） （2）÷（1）（3）÷（1）1952 58。9 2。71 3。75 0。046 0。0641957 90。8 5。45 5。00 0。060 0。0551962 92。4 4。71 3。38 0。051 0。0571965 138。7 6。31 5。53 0。045 0。0401970 192。6 5。68 5。61 0。029 0。0291975 250。3 14。30 14。74 0。057 0。0591978 301。0 16。77 18。74 0。056 0。0621980 366。7 27。24 29。14 0。074 0。0791982 426。1 41。43 35。77 0。097 0。0841986 779。0 108。20 149。86 0。139 0。192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7），第20、357页；《中国统计年鉴》
（1986），第40、 481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1），第4、89页。
1969年中骤然下降，可能部分是由于“左”派敌视国外技术的缘故，而1967①和1968年工业遭到的全面破坏可能也是一个因素。总的来说，1966—1970年总进口额的票面价值，与1953—1957年大体相当；从票面价值来看，1971—1975年的进口额几乎超过1953—1957年水平一倍以上。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1966—1970年的外贸率就大大低于1953—1957年的水平了，而直到1975年才恢复到先前的水平。简言之，即使在外贸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依然保持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制定的封闭的经济战略，而没有偏离丝毫。
表13 部门基本建设投资 （以％计） ① 机械、设备和科学仪器的进口额，从1966 年34870 万美元，跌至1968 和1969 年的13600 万美元和13180 万美元，此后，在1970 年又急速回升到27660 万美元 〔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 手册》 （1972 年12 月），第25 页〕。年 份 1963 1958 1963 1966 1971 1976项 目 －1957－1962－1965－1970－1975－1980重工业 38。7 54。9 48。0 54。5 52。1 48。0建筑业 3。9 1。4 2。2 1。9 1。7 1。9地质勘探 2。6 1。2 0。4 0。5 0。7 1。3运输业 16。4 13。8 13。3 16。4 18。9 13。5小 计 61。6 71。3 63。9 73。3 73。4 64。7轻工业 6。8 6。5 4。1 4。7 6。1 6。9农 业 7。6 11。4 18。4 11。4 10。3 11。0商 业 3。9 2。0 2。6 2。3 3。0 3。9教育、卫生等 8。1 3。9 6。0 3。0 3。3 5。7市政公共事业 2。6 2。3 3。0 1。9 2。0 4。2其 他 9。4 2。6 2。0 3。4 1。9 3。7小 计 38。4 28。7 36。1 26。7 26。6 35。4总 计 100。0100。0100。0100。0100。0100。0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300—301页。
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中国与早先的苏联一样；遵循着费尔德曼—马哈 拉诺比斯模式中阐述的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则。最大的投资被引到生产资料部 门，而没引向能生产出更多消费品的工厂。在表13中，项目的分类不甚精确， 但基本信息还是清楚的。全部投资的3/4用来制造机器，目的是要制造更多 的机器，或用来进行该部门的基础建设。1963—1965年的生产资料投资额下 降，但这更多地是由于1959—1961年的危机后恢复工作的需要造成的，而不 是因为长期战略发生了什么变化。在现有的工厂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而人民仅 能勉强满足他们最低生存需求的情况下，把大宗资金投入新型的重工业工厂 是没什么意义的。恢复时期结束后，投向生产资料的资金就一下子回到了大 跃进时期的水平。
根据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条战略 （它就是根据费—马模式 制订的）不仅在国民收入和生产资料工业方面，而且在消费品和人民生活水 准方面，都造成一个高速发展。实际上，这个模式提出的唯一正确的预测是， 投资率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不提高，投资率便会 下降，消费增长率也将随之下降。有关消费情况的数据将在以后提到，而当 务之急是解释为什么没有出现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所期望的、上述模式所预测 的那些结果。
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模式本身是不错的，但这个模式发生作用的那些假 设在中国是没有根据的。最大的错误在于资本—产量比率固定不变的假设— —一定的投资水平每年将造成相同的生产水平。而事实上，60年代后期和70 年代初期，中国的资本—产量比率开始逐渐上升，而既定的投资水平造成的 产量增长却越来越小。
提出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材料是不够充分的，但表14和表15中却列举了 一些相关的数据。表14的统计数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产出比率，但 在这些工业中，这些比率所发生作用的情况应与实际资本—产出的比率大体相当。表14中所列各部分，占全部基础建设投资和绝大多数与生产资料部门 相关的投资的60％。
表14 重点工业的投资—产量比率产业 年 份 1953 1958 1966 19711976门类 项 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