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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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吉尼系数，这个数字事实上与从罗尔的有关土地改革之后和集体之前那个时期的数据中得出的。227的系数完①全一致。各省的数据表明，各省之间人均农业收入的差异，70％能用人均拥 ② C。R。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30 年代与50 年代的比较”。 ① 罗尔的数据按地区给出了富裕的、中等的和贫穷的农民的收入。如果假设在既定地区富裕农 民和贫穷农 民的收入在集体之后与中等收入农民一样，便能得出这个模拟分配的吉尼系数为。211，这个系数勉强低于 集体之前 （和土地改革后）的那些时期的，277 的数字。 ① 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第72 页。②有土地的数量和质量来解释，这加强了上述结论。由于各个地区间人均拥有土地的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中几乎没有多少变化，相对收入也几乎没怎么变。
1978年后的变化是否改变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人们很难在短时期里分辨出收入分配的趋势，而且，所能得到的中国数据根本也不适合于这种精确的计算。但是，城市和运输干线周围已富裕起来的公社，很可能从发展经济作物和副业活动的良机中获得大小不一的好处。毕竟，贫困的山区既不能为城市居民提供蔬菜，又不能为城市企业从事分包工作。因此，自由化的经济控制，或许能在80年代初期造成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的增长。
然而，当我们转向城乡收入差别情况问题时，自由化的控制与更大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便不十分清楚了。事实上，自由化在一定条件下，能有效地减小不平等。
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中心特征是，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实际上是禁止的。此外，成百万的城市青年被遣送到了农村公社和国营农场。如本章早已描述的，在同一时期，国家继续源源不断地把投资倾入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
在投资成为日益增长的资金动力时，城市地区对劳力的需求仍在稳步增长。
这个需求可从已是城市居民的人中得到满足，或从那些住在城市附近的公社中、能经常往来于城市之中而无需城市户口的人中得到满足。结果，在城市中，城市人口的劳动者与被赡养者的比率稳定地增长着，而对那些在国内已经是最富裕的公社来说，在城市中工作的机会增加了。如表28的数据指出的，工资虽未增加，但结果是，城市里人均消费比在农村增加得更快。有关郊区公社的类似数据无法得到，但这些数据或许将指明一个相同的趋势。
城市与农村的人均消费表28 （以时价元计）（1） （2） 比率年份农村的消费 非农村的消费 （2）÷（1）1952 62 148 2。391957 79 205 2。591965 100 237 2。371978 132 383 2。901980 173 468 2。711982 212 500 2。361986 352 865 2。46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2），第7卷，第28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1987），第98页。
1978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部分答案是，从乡村向城市移民并不是在那个时期所制定的放松控制的措施之一。许多被遣送到农村的城市青年，被 ② 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村的发展》，第115—119 页。允许或者已经自愿地返回城市，而到80年代中期，一些农业人口也被允许迁入较小的城镇，但是，农村居民仍然不能随意迁往城市。虽然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大提高并未改善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但是，由于城市食物的销售价格没有提高，因此，对中央政府的预算来说，这个措施的代价太大，不可能①重蹈这个覆辙。对城市住宅的大规模投资和城市工资的普遍增长，有助于城市居民保持他们优于农村地区的地位。无论如何，只要中国更贫困地区的农民离开本地区、迁往城市甚至县城的做法受到阻制，迅猛的工业化便可能伴生出一个很大的、可能范围很广的城乡收入差额。因此，1980和1982年城乡差距比1978年缩小了一些，但不应将此视为一个长期趋势的开端。尽管由于表28的数据就是如此，以致于从这些估价的微小差别中得不出有力的推论，但是，这个差额实际上在1986年已有所增大。 ① 这个问题在拉迪的“中国的衣业价格”一文中有更大篇幅的讨论。结 论显然，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发展战略的说法是错 误的。投资计划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重视机械与钢铁的计划没有改动的翻 版。自力更生，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外进口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在1966 —1976年这10年间成了常用的术语，听起来像是毛主义的调门。但在实际 上，自力更生与50年代中国自给自足的政策或30年代俄国对外贸易的政策 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
在中国农村，政策受苏联影响极小。首先，人们认识到如果农业产量停 滞不前，就是致命的大事。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农业产量，而不是要不要提高。 而中国采取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战略，将“实用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观念 不稳定地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推动了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并进口了大量 肥料。那些与毛观点接近的人搞了大规模的群众劳力动员，还树立了大寨榜 样。他们还力主农业所需的现代化投入物资大部分应由农村地区的小型工厂 提供。
在形式上，计划和控制的经济体制依然沿袭苏联的集中化模式，只是60 年代初期作了小小的修改。五年计划或许始终都有问题，但年度计划依然决 定着一个企业生产什么。重要的物资和设备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进行分 配。工资依据苏联的制度分为八级来支付；而农村集体的收入，与50年代（不 包括大跃进时期）和60年代初期一样，是以所挣工分为基础的。
如果形式上尚无不同的话，那么，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在这 种形式的范围内，政策的实际贯彻情况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苏联的八级 工资制的意图本是提供物质刺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但中国人以冻结 工资级别和取消奖金的手段，撤消这些物质刺激。在农村地区，政治态度在 分配工分时，往往与所付出的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在管理方面，企业 继续接受降低成本和投入的指标，但如果产量指标完成了，这些指标就不必 认真地对待。此外，政治上的考虑常常干扰着评判标准，而在其他国家，这 种评判工作是更加重视技术条件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干扰和取消物质刺激的尝试，看起来并未减缓 增长。但事实上，现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长情况的数 据，使许多分析家大吃一惊的是，在此期间，除政治动乱达到最高峰的1967、 1968两年外，发展仍然相当迅速。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高的投资和能源投入上的，而这些投资和能源投入的无效使用正与日俱 增。只要这些投资能持续增加，大庆油田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涌出，就会构成 维持增长的可行手段，尽管这种手段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作用不大。
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经过20年实际工资的停滞之后，劳动纪律正 受到破坏；大庆和其他油田的石油产量已达到顶峰，面临着下降的危险。投 资率虽然持续上升，但资本—产量比提高得则更快。无论由谁来控制政治局 面，由于恣意滥用人力和物力，保持稳定增长的年月都是快到尽头了。
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被清洗，中国在1977—1978年间的暂时领导 人在一场加速增长的尝试中，进行了明显的外向型转变，鼓励企业大量引进 国外技术；他们还同样明显地推翻了文化大革命反对物质刺激的政策，恢复 了奖金，提高了农业收购价格，全面提高工资。但是，人们仍然重视机械和 钢铁，这种重视与物质刺激和对外贸易的政策不相协调。在1978年末和1979年初，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最终、至少暂时地放弃了 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学。消费品第一次不仅在国内消费，而且在出口方面，取 得了优先于生产资料的地位。中国的发展战略向它的东亚邻国成功地遵循的 那个模式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改革时期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全面减缓增长速度 以“调整”经济体制的努力并没扩及到1981年之后，1981年，工业和农业 的增长速度猛升。降低重工业重要性的做法，也证明是暂时的。在1982—1986 年这个时期，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增长比率回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行的那个水 平上。能源供应的不景气状况结束了，这个关键部门重新恢复了增长势头， 这为再次推动运用能源的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但是，中国的部门发展战略并未完全返回以前的模式。重视扩大出口、 向海外借款和欢迎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外向转变，不仅得以持续，而且还 有所发展，并在更多的领域中出现。降低轻工业和消费品重要性的做法更多 地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农业生产波浪式的发展意味着，消费品 增加了，增加了的工资和获得的奖金能买到东西。就部门发展战略而言，中 国迈出了引人瞩目的一步：沿着其东亚邻国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战略的方向 前进。出口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比如说，不如在韩国大，但是， 这种情况更多地是说明中国幅员辽阔，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贸易在大国的 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要比小国小。中国的贸易比率，尽管比韩国或台湾 小得多，但与日本60年代的比率非常相似。与周围较小的国家相比，中国贸 易的这种比率，是中国之所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加注重重工业的一个重要 原因；而相比之下，韩国在60年代集中发展轻工业，它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 通过进口得到满足。
部门战略上的这些变化，仅仅是毛去世和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之后 所进行的改革的一个部分而已。具有更大潜在意义的是，为根本改革以前管 理经济的制度而采取的若干行动。
早在1977年中央便已开始放松对外贸易的集中管理，但是又不得不恢复 控制，因为企业趁机签订了远远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进口合同。那些已沿续 下来的最初几项改革措施中，有一项是取消对农村市场管理的控制。紧随其 后的是，农业集体实际上被放弃了，生产责任制推广了，责任制在1983年达 到高潮。在1979—1983年这短短五年里，中国已从一个受来自上级的国家定 额和更多地来自党的干部所坚持的那些标语的共同严格控制的集体农业体 制，走向主要通过间接的市场机制控制的私人家庭农业体制。少数市场限额 虽仍保留下来，但80年代中期已采取措施开始取消这些限额。
工业中苏联式的计划和管理体制废除的速度比较缓慢，一部分原因是由 于这里需要进行的改革比农村中的情况复杂得多。工业体制改革的试验早在 1979年便已开始。这些最初的尝试，本质上是试图使苏联式的官僚指令性体 制能更好地运行。企业的内部管理作了一些改革，对地区市场的垄断控制有 所放松，以利于竞争；给予各种计划指标的优先地位也得到调整，效益方面 的指标越来越受重视，而产量指标却越来越不强调了。
到1984年10月，部分地由于农业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党要求在工业部 门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中国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使中 国的工业管理和控制的体制摆脱以往集中化的官僚指令性体制，沿着一个将 市场控制和统筹的方法与关键部门中继续存在的官僚化的控制结合在一起的体制的方向变化。至少对某些改革者来说，目标是建立一个市场与国家控制 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6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搞的市场与国家控制相混 合的那种体制的翻版。然而，到1987年年底，实际情况与这个目标相差甚远。 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上选出的某些政治局成员，仍然反对经济体制上 的这种巨大变化。同样或更加重要的是，官僚化的控制体制根深蒂固，即使 是最坚决的改革者，在试图铲除这些体制时，也面临着许多阻力。
中国部门战略的转变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反映出中国已认 识到 （虽已延续很长时间）国家的经济资源。农业方面的问题是，如何从一 个非常有限的土地和过剩的劳动力中获得更多的粮食。通过大规模的劳力动 员实现这个目标的尝试失败了。更多地使用化肥和改良的植物品种，只能解 决一部分问题；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更有效地使用这些投入物资。以家庭 为基础的农业在亚洲其他地方已被证实可有效地使用资源；在中国，这种农 业在1981年后也被证明是同样地行之有效。
同样地，高度集中的计划与控制体制，对控制与协调几十万个在各种不 同条件下进行生产的小型企业来说也肯定是个效果不佳的手段。维护中央控 制的尝试导致局部性垄断，并导致了若干严重妨碍小型企业发展和效率的其 他措施的产生。一旦这些控制被撤除，这个工业部门便会兴旺发达。
随着农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提高了，其提高速 度可与韩国、台湾和日本在以前曾有过的那些发展相媲美。在从1977至1987 年底这整整11年中，中国的纯物质生产年均增长率达8％以上。以人均计算 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然而，即使增长如此巨大，中国经济以人均计， 或许仅相当于60代中期的韩国和几年前台湾的水平。中国劳动力的优势仍在 农业之中，而更大比例的人口仍居住在农业地区。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在 80 年代迅速下降了，但还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这种发展势头才能将绝大部分 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变为城市人口和工业劳动力。
中国人民已普遍享受了加速增长的第一阶段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由 于农业地区首先经历了经济的兴旺发展，很可能全国范围的不平等现象比80 年代初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少。城市里克服不平等的情况不及农村那么 好，但城市的收入提高了，绝大多数家庭开始购买诸如电冰箱和电视机之类 的耐用消费品。可以想见，基于市场原则的持续的迅速发展，会日益增加不 平等。但在80年代后期，中国仍然采用高度平均主义的方法分配这些增长的 利益。
因此，到1987年年底，中国在极大程度上并不是它的东亚邻国的翻版。 无论中国的改革者多么努力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这种从苏联式集中计划 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最终发展结果，与在东亚其他地方可以发现的、 基于私有制的计划与市场的混合体制，还是有几分不同。中国与80年代后期 东亚其他地区出现的城市繁荣仍有相当的距离。但到80年代后期，中国已从 业已存在数千年之久、70年代初虽有改善但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