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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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才最后形成。各省争权的领袖们，包括解放军、干部和保守派与激进派的群众组织代表，都被召到北京。在文革小组、周恩来及军队的积极监督下，他们自己商讨解决他们之间争端的办法。但保　①　　“中发　85　号（1967　年）文件”，　1967　年　3　月8　日，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　852　期（1968　　年5　月、　6　月）。第96—98　页；反映这一时期中学情况的两个论文集，参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46　期（1968　年2　月8　　日）和第854　期　（1968　年5　月24　　日）。守派与激进派的分歧并没有因大联合而消失，它们被带进新的执政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激进派对由解放军支持的日渐强大的干部—保守派联盟来说，明显处于守势。中央在1968年春天发动了最后一场反右倾运动。双方利用从解放军那里夺来的武器进行武斗，甚至把当地驻军也牵扯了进去。激进的争论者当时宣称，“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的焦点始终是关于干部问题的两条路线斗争”。同时，“资产阶级的”干部被复职，而革命干部却靠边站。而且激进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正在被挤出中学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些问题的斗争还在进行时，有些激进分子就退出了斗争，他们预料他们这一派会成为“为革命付出的部分代价”。①1968年7月中央发出严禁武斗的命令，毛召集北京的红卫兵领袖开会，②会上他严厉批评他们参加内战。他们拒绝停止内战，毛遂亲自命令工人进入学校去阻止战斗。他送给驻清华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巴基斯坦芒果被作为是毛支持工人进入学校的标志而传遍全国。在学校，他们与解放军一起制止武斗，并领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还组织大家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学习，做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是要对这次群众运动作最后的永久性的结论。
　　官方指明要正式撤职的对象，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五类”，如果必要，他们会受到惩罚。可是，每人都要受审查。所有的老师都要进行最后一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评价他们在运动期间和以前是否符合现在已拔高了的毛主义的标准。尽管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公平的，但到1968年后半年，由于新的革命委员会中既有阶级出身不好的和出身好的，也有各院校中现有的工人和解放军，因此使新出现的权力均势不可逆转地倒向保守派干部一边。①巩固阶段1969年　4月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肯定了这些发展。大会宣称，作为政权机构的各省革命委员会已胜利建立。但革命还没有结束，因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因夺取政权而消亡，还要继续进入斗批改阶段，还要“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会议报告强调全国各单位的斗批改应　①　　“对广州有些学校作出纠正右倾翻案的决定的调查报告”和“踏遍青山人未老”，均载于《红色造反者》，　新第2　期　（1968　年6　月），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61　期　（1968　年9　月　30　　日），第1　—　2、20—21　页。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　年），第469—497　页。　①　文化大革命巩固阶段的最后历史尚未写出；本文的论述是根据现在香港的参加过这场运动　的学生和教师　的描述，及以下论述：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斯坦利·罗　森：　《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戴维·密尔顿与南希·达尔·密尔顿：《风不会减　弱：在革命的中国的岁月　（1964—1969）》；欣顿：　《百日战争》；戈登·A。贝纳特与罗纳德·N。蒙塔珀　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传记》；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珍妮·多比尔：《中　国文化大革命史》；肯林：　《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青年的日记》；鲁思·厄恩肖·洛、凯瑟琳·S。金德　曼：《在外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安妮塔·詹：“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　载于　《世界政治》（1982　年4　月）第295—323　页。分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巩固党组织，精简行政机构，让知识分子下去参加劳动。为把革命进行到底，当前必须贯彻执行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布的“五·一六①通知”和“十六条决定”中规定的无产阶级政策。
　　因此，文化大革命或多或少按毛最初制订的路线发展着：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它来改变上层建筑以适应他的路线。斗批改的主题是重申群众运动的必然性，它贯穿于从“十六条”（第一条）到毛1967年3月关于派军队进驻学校以及从九大直到1970年初的整个过程。教育革命的政策路线作为整个运动的一部分，也同样一开始就包括在1966年6月招生制度改革的决定及8月的“十六条决定”（第十条）中。
　　根据这两项政策声明，教育制度应该彻底改革。应设计一种大学和高中招收新生的新办法，因为现有的办法不能从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固有模式中解放出来。新的挑选方法应以推荐和无产阶级政治为基础，以使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有更多的机会升学。另外，教学、考试及升学等一切安排都要与教育内容的改革同时进行。学习的时间要缩短，课程要少而精。虽然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是他们也要兼学别样，如工业、农业知识及进行军事训练。
　　通过这些学习来判断如何最好地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材要简化，新教材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编写。所有学生，从小学开始直到大学，都要学习毛的著作。这场更大的阶级斗争范围内的彻底革命，要消灭资产阶级权威在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力量基础，要把精神贵族滋生地与他们的堂皇气势和世袭宠物一起摧毁。②　①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文件，见　《当代背景材料》第880　期　（1969　年　5　月　9　　日），参见第　904　期　（1970　年　4　月　20　　日）。　②　《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18　　日及8　月　9　　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毛主义者——红卫兵对教育的批判这些原则构成这场运动三个阶段　（斗争、批判及改革）的基础，在学校中就是这样开展的。如前面所指出的，党组织当初是想把运动集中在知识分①子问题和教育改革上。由于运动逐步升级，脱离了党的控制。毛的教育理论为批判教师及斗争对象提供了基础。在批判斗争对象时言辞变成严厉的指责，按照官方媒介的争论路线，要“揪出”学术界的当权派和那些为精神贵族提供滋生地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实际上，当时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已退居幕后，因为红卫兵转向社会，到处打击当权派。教育改革本身是属于运动巩固阶段的事。因此，不得不等派系冲突降温。第一次“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是在1967年发出的。小学在2月春节后开始复课。中学教师和学生3月1日也接到通知，停止外出交流经②验，大学生被命令在3月20日前返校。此后碰到的困难前面已有阐述。
　　然而，1967年秋季那个学期，在中央再次号召全国所有学校应立即复课③时，一些派性冲突不严重的中学确实想恢复学校生活的原状。在军训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间，组织学生批判他们的教材和学校体制其他方面的特征。
　　1967年底，第一批高中学生又离开学校，但这次是接受第一次工作安排。1968年春那个学期，许多学校开始招收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批新生。老生先做新生的班长，然后逐渐被分配出去，大部分在农村或国营农场工作。对大学生的遣散工作到1968年才开始。1965年和1966年的毕业生在1968年得以分配工作。让他们去的地方是“山区、农村和边疆地区”。1967年和1968年的毕业班，根据国家政策，要在军队农场劳动一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才分配工作。从此结束了学生时代动荡的红卫兵生涯。
　　但他们给后面的人留下的是对　1966年以前教育制度的详细的带有一定偏见的批评意见。由于这些批评意见基本上是　1967—1968年遣散阶段的产物，在重新统一以前，它反映了他们所处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清华大学，斗士们仍沉浸在争斗中，改革教育的号召遭到两派领袖的抵制。他们争论说，权力是关键问题，在哪方控制学校的问题解决之前，讨论具体改革是无任何意义的。
　　在广东，保守派很快对中央发出的集中进行教育改革的口号做出反应。
　　激进派起初抵制这一号召，说这是保守派要阻止深入进行大革命的花招。他们继续专注于其正在丧失的权力争斗。一旦教育改革真正成为下一件要干的事，双方便想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它。例如，由出身好的人领导的保守派，强调教师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对1966年前的修正主义路线负责，他们歧视工　①　这一时期对周扬　1961　年后暗中破坏1958　年教育革命的批判及对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前部长张文松的　批判，见《解放日报》　1966　年8　月11　日及《北京日报》1966　年6　月21　　日，译文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
　　（增刊）第155　期　（1966　年9　月28　　日），第1—21　页。　②　根据1967　年2　月和3　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对三种学校的指示，均译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52　期（1968　年5　月6　　日），第62、87、99　页。　③　《教育革命》，北京，1967　年　11　月17　日，译文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　218　期　（1968　年2　月20　　日），第1　页。人和农民。由中产阶级分子领导的激进派，谴责当权者而不是教师，并把焦　点放在他们主要的竞争对象——干部子女所享受的不公平的特权上。但是，　不管怎样说，这些批判基本上得到了中央路线的支持。因此，从整体上看，　它不仅提供了毛主义者对1966年前教育制度的详细看法，而且指明了未来的　新方向。
　　延安经验与国民党遗留的制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抗大）被捧为培养大　批革命干部的无产阶级教育典范。1949年以后，教育战线面临着一种选择，　是沿用延安的经验来改造国民党的教育体制，还是相反。据说毛赞成前者而　刘少奇支持后者。刘与修正主义分子诽谤抗大式教育是“不正规”和“过时”　的，是干部的品德教育班，是不适合全国采用的。
　　苏联的经验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求助于苏联。教育制度、课程设置、　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一切都照搬苏联的。有些走抗大路线的学　校被重新组成“正规”大学。1949年以前老解放区发展起来的教育形式也因　此而消失了。
　　大跃进　　　　　　　　　　　　　　　年，毛发动了一场教育大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1958　教育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了，他们所领导的教育制度被当成封资修的混合体而　受到批判。但毛的反对派攻击教育革命中提出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称之为“偏　向”，并在60年代初开始把教育制度恢复到1958年前的形式。实际上，1960　年以来并未经毛亲自批准的教育上的每一步发展，都被重新解释为偏离了毛　的正确教育路线，而刘少奇被认为是反对毛路线的领袖。
　　领导权毛的反对派鼓吹取消学校中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把党降为监督者　的角色。领导权应交回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解放那些戴帽右派；尊重　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的一切知识分子。
　　教育双轨制自60年代初以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的领导人将注意　力放在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培养上。因此，他们重视的是各级正规的全日　制学校。大跃进时为发展教育而建立起来的半工半读学校大多数被关闭了，　尤其是在农村。同时建立的校办工厂也被关闭了。但是，当刘在1964年明白　他不能超越毛改革教育制度的指示时，开始提倡“两种教育制度”，把它作　为战胜毛路线的一个方法。刘　（原文为“林”，有误——译者）的策略是在　不改变全日制学校的同时，把毛对劳动锻炼和实践锻炼的要求转到半工半读　上来。其结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双轨”制相同，一种是天才和富人的　教育，一种是工人阶级的教育。
　　重点学校塔的层级被用以形容这些学校。据说刘拥护具有旧时塔式形态　的教育制度，在塔的顶端是重点学校，每上升一层所容纳的进行研究和思考　的学问人就越少。只有具有最高学历的人才能占据最高位置。与此相类似，　只有相当少的“最好的”学生才能在以前的塔式重点学校学习，这些学校的　环境是新建的且耗资不小。同时，普通学生要在普通学校学习，工人和农民　有时无学可上。
　　社会成分重点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公开了学生的阶级出身。不同的组织根　据自己的家庭出身将其批判放在不同的方面。但最后结果是相同的：重点学　校中出身于干部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最多；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　的青年占少数；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几乎没有。这种阶级构成是优秀学业成绩　和好的阶级出身双重标准结合的结果。这个双重标准在1966年以前的时期内　不同程度上适用于这些学校的招生工作。在大学这一级，1958年和1959年根据推荐制度招收的工农学生被开除或退回，最终被清理。这是因为根据60年代初更为严格的标准，他们跟不上功课。
　　教学方法和内容毛以其多次引用的1964年春节讲话为开头的评论，亲自为这个领域内的批评定了调子。后来，他也批评了大学教育学究式和不切实际的性质。他建议包括学校行政人员、教职员工和学生在内的每个人应当到农村去看看土地和人民。红卫兵批评家详细阐述了这些主题。教学方法以填鸭式和死记硬背课文为基础，学生们从小学开始起就被锁入考试的生活中。
　　在此教育制度下，他们必须“关起门来”学习，脱离生产和实践。
　　学习的目的在政治和实践受忽视的学校，主要目的是学书本知识，学生们肯定要死抱住分数、升级率和升学不放。这种教育制度以这种方式控制着学生，并将他们纳入这种制度中。学生们最终被自私的目标所驱动，而不顾政治或社会目标。学校自身也会是这样。一切策略方式均被用于牺牲低分学生和提高及格率，为学校赢得荣誉。学校里成立了特殊重点班；学生们按其成绩被作了不同的安排；分数低的学生被鼓励在毕业之前退学，以便不影响学校的升学率。这种正规的全日制学校很普遍。因此，学校的入学、考试和升学制度就伴随着失败升不了学的威胁，这是“资产阶级对教育实行专政的工具”，还把工农子弟排除在学校之外。这种学校是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经验的教师的天堂。这些教师把他们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传给了以后的各代学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观念上说，这次运动是一条有助于实现缩小城乡差别的社会主义目的之途径。现实中，则把这次运动用作正规学校制度的补充。该制度接受“最优秀”的城市青年；那些品行、学习和阶级出身不好的青年则在上完初中之后被送往农村，结果，甚至连农民都看不起他们。
　　毛的反应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完成之后，中央委员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是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