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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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最近 的中国统计数字表明， 这几年有1850 万流动人口。参见张泽厚、陈玉昆：“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 1981 年第4 期，转引自利奥·奥林斯：“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载于美国国会联合经 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 卷第279 页。 ② 一位西方人曾努力核实官方的报道，说城市生活水平即使与30 年代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提 高。参见布鲁 斯·雷诺兹：“上海产业工人生活水平的变化（1930—1973）”，载于克里斯托夫·豪编：《上海：一个 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① 据1982 年公布的数字表明，每个农民平均居住面积为10 平方米。（参见《北京周报》，1982 年，第20 期，第8 页。）几年前的1978 年，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6 平方米。 参见周京：“九亿中国 人的住房”，载《北京周报》，1979 年，第48 期，第18 页。市民仍可用很少的钱来付房租——通常是他们收入的5％或者更少——而农民在投资住房建设时，只能掏自己的腰包。
当然，也有人倒霉的，以前的城市精英们就失去了很多利益，有的甚至丢了性命。不过，由于几个因素的作用，人们头脑中并没有因这而改变了机会确有改善的印象。例如，那些失利者比起得利者在数量上还是占少数，况且他们那部分利益早已引起了别人的不满。在不少情况下，他们虽摔倒，但不很痛——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资本家根据官方对他们资本的估计获取利息 （在多数情况下，资本家还有满意的工资），原来薪金丰厚的人仍拿“保留工资”，保留工资比新的标准工资要高。收房租、拿版税和其他非工资收入的取消是一个渐进的而非突然的过程。
在50年代，或许最重要的事是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后代在不同程度上都从新的机会中获得益处。尽管官方偏爱工人和农民，但是新政府同样急需高技术人才，因此那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城市学生，被鼓励钻研学业，在新社会里能担任好的工作。只要他们愿意遵循新政策，在形式上批判他们父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 （只要他们的父母没有介入严重的政治斗争），他们就可以从事高尚的职业，并有光明的前途。在50年代，社会上人际关系注重阶级背景的风气还没有渗透进学校里，学校里注意阶级出身还是后来的事。那时，学生之间建立友谊的基础是相同的年级，或个人的兴趣爱好相投，而不是后来那种以阶级背景和政治因素来取舍朋友，总的来说，那时还没有人感到为了一个有希望的机会需要进行非常紧张的竞争。在50年代一段时期，事实上①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比当年毕业的高中学生还要多。到了60年代，在理论上被称为“坏阶级”（资本家、商人等等）家庭出身的子女，平均来说，仍然比工人家庭的孩子更有前途。②30年之后，许多市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觉着值得留恋。秩序恢复了，外国的特权结束了，经济条件正在逐渐改善，政府看上去富有效率且关心人民，就连犯罪的危险也大大减少了。尤其是那些当时还在学校里读书的人，回想起来那些令人激动和有意义的事——刻苦学习，振兴中国，从事业余爱好，徒步旅行，阅读苏联和中国的英雄人物小说，加入宣传队到农村和工厂巡回演出，把他们在学校里取得的成就和喜悦带给他们的父母。这是一个十分乐观的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创造许多奇迹，城市居民，尤其年轻人能实现生活中许多美好的理想。
然而，如果要说城市居民从起初对新政府的怀疑、观望一下子变为对新政府无限的热情的话，这也失之偏颇。从一开始，起码有不少人对新秩序的一些方面就感到是不祥之兆。例如，新政府对人口采取了比其前任更为高度严密的组织和控制措施，渗透到了市民私人生活之中，对市民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来改变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私人关系。在起初宽大政策之后，这种严密的组织控制措施逐渐升级和有区别地进行。新政府执政后几天，新闻控制和审查制度就生效了，但是美国电影一直上演到1951年。大学学生立即组织政治学习、劳动和上街游行，他们仍可以选择自己宿舍的室友和想学的专业。到 ① 根据罗伯特·泰勒： 《中国的教育与大学招生政策（1949—1971）》，第3 页，从1953 年到1956 年， 大学里实际可容纳的学生人数高于应届高中毕业生15％。 ② “资产阶级”的孩子在文化革命中继续得到好处的事例，参见怀特和帕里什：《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 第3 章。了1951—1952年度，学生住宿就统一安排，专业成为强制性的，一年后，建立了大学统一招生和统一分配制度。新政府执政的头几周内，国营纺织厂的工人成立了由官方发起的工会，但对那些小厂子里的工人和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工匠以及小商贩的管理非常松散，直到50年代中期才组织起来。在城市家庭生活中，开始变化不太大，可是到了1954年，成立了标准的居民组织——居民委员会，并开始对每个人的活动施加影响。①虽然这些变化在某些方面是渐进的，但是到了50年代中期，新的组织体制开始出现，这就使得比从前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控制和动员市民。1949年之前城市里的集团——同业公会、同乡会、小集团、秘密社团、街坊协会等等或被取消，或加以改造。取代它们的是一个新的在共产党绝对控制之下的城市基础结构。城市的每个街区，都成立了在政府官员和警察局领导下的居民委员会。委员们既组织有益的服务活动，如打扫街道卫生，设立修理自行车的小摊和急救站，也对当地居民的生活进行控制——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会，检查没有注册的个体户或不正常的活动，进行夜间安全巡逻，后来发展到说服一些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农村和限制他们多生育。新的组织体制的另一个主要支柱，是工作单位。工作单位组织本单位人员的生活（包括上班和下班后的生活），并视此为己任。大的单位不仅为他们的人员提供住房、医疗和其他服务，而且还组织政治学习，管理业余活动，同意结婚或是离婚，监督释放了的罪犯，并参加类似于居民委员会的其他各种社会控制的活动。
除了单位和居民委员会，许多市民还受一系列新的“群众组织”的监督——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工商会、作家协会和独立基督教协进会等。这些组织监督每人工作和业余时间的活动。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是通过这些新的官僚体系发放，而不是由市场发配或由个人或由几个人自愿结合的组织去搞。例如，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作都是由官僚机构分配，基本上是终身就干这份工作。劳动力市场开始消失。这个时期的城市生活形式发生了一个转变，即开始实行严格的配给供应制（由单位和居民委员会管理），购买基本食物和生活消费用品都受到控制，住房由单位或城市专门机构负责，私人行医被取缔，市民们对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新的官僚机构的依懒性越来越大。其他地方的官僚制度一样，执行的结果是个人常常失去了自己喜欢有的东西。例如，当配偶们发现他们被安排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时，他们不得不忍受两地分居的苦楚，每年只有在一次很短的探亲假时才能见上一面。
城市组织机构的转变，导致了一系列重要的后果。中国城市的市容和声响开始发生变化。商业的官僚化和标准化，使那些曾给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带来生机和色彩的贸易和商贩们——沿街叫卖的小贩、修锅补盆的工匠、代写书信的先生、雕刻印章的艺人、走街串巷兜售小玩意的商人等等——逐渐消失了。由于国家接管了向城市居民提供需求的责任，也就没有必要再用鲜艳的色彩标志和各式各样的号子或大声叫卖来吸引顾客了。
地位等级制度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城市精英、资本家、商人和知识分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人、小商贩和从事宗教及其他仪式的专业人员等的处境也在下降。身居要位的高官（高干）和军官控制着新的等级制度，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地位居其次，但处于那些官僚权贵的 ① 关于这个渐进的变化，在雪莉·伍德的《中国的一条街道》中有生动的描述。牢牢控制之下。工人、技术人员和其他与工业生产有关系的人威信上升，而其他一些被社会所遗弃的团体 （阶级敌人、阶级成分有问题的、被控对象）落入了社会的最底层。你在新的城市等级中处于何种地位、收入多少和有无大学文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官僚的头衔和党票则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什么单位和行政“系统”工作也很重要，其重要性几乎同这垂直的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不相上下。一些大型的和强有力的官僚机构，如军队和铁路，能给他们的职工提供更多的利益和特权，规模小、联系范围小的单位如小学或是街道工厂，就很难满足其成员的需求。所以，一个人在新城市结构中地位如何，要看他的单位怎样、头衔有多大。
到 1956年，中国的一些难驾驭的城市，逐渐都控制在新的官僚制度之下，对此曾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惊慌失措了。熟悉1949年以前城市生活的观察家们都知道中国城市行为方式中长期存在的无足轻重的弊病，如不遵守交通规则乱穿马路、在街上随地吐痰。在新政府的控制下，这些似已荡然无存，他们无不感到震惊。1955年，在北京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曾预言，“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官方把计划生育作为强制性措施的政权，可以肯定，这些规定将会被普遍接受。”①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说这个时期发生的理论上属最主要的变化（1955—1956年城市经济向社会主义形式的过渡）在某些方面是虎头蛇尾。国家对原材料、市场、信贷和其他方面的控制逐步加强；1951—1952年五反运动对资本家和对社会主义持非议的人的恫吓；1955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工会和党控制的工商业联合会在组织上施加压力——到了1955年所有的这些使城市出现了一种局面：城市资本家和商人几乎没有自治权力和活动余地。是年后期，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运动加速发展时，基本上未遇到什么抵制，一切都比原计划进行得迅速。在个别地方速度更为惊人，1956年1月，北京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运动已经全部完成，前后历史仅仅10天。
然而，社会主义过渡运动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组织系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例如，动员人们进行变革很容易，但是要使新建立的组织机构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加速社会主义过渡，在许多方面成了“纸上成功”——工厂和商店的资本和存货清单还没有开列出来，新的簿记制度还没有建立，缺乏受过训练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会计以及其他使社会主义企业运转所必备的条件。因此还需要几个月的工作来清理这些混乱状况，然后现实方能接近运动口号提出的要求。
党在进行运动时所使用的动员技巧是令人折服的，但带来的变化却是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的。例如，在1956年社会主义过渡完成之后的生产运动“小跃进”时期，人们自力更生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热情被激励出来了，结果出现了所谓的新发明“双轮双铧犁”和一项控制生育技术——要求妇女吃大量的活蝌蚪。两者都未取得成功。虽然这两项发明很快就被抛弃了，但是，这种体制敢于置民众的疑虑于不顾并使用新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继续蛮干的劲头却未收敛，而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更变本加厉地显示出来，造成了更大规模的灾难。 ① 无名氏观察家引自罗伯特·吉莱恩：《六亿中国人》，第295 页。这位观察家描述了居民委员会如何确 定生育名额、做说服工作和“监视那些已婚夫妇”，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前身）在农村如何分配避孕 用具和如何在农业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再生产的任务。所有这些 说法在70 年代都灵验了。当局说，为了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就需要有高度组织形式的生活，大多数中国人赞同这种论点。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市民服从要求苛刻的当局日益加紧的控制，而当局却不受公众影响的左右。人们发现，许多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珍爱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以免与新当局的要求发生冲突。赌博、参加基督教会的活动、阅读西方小说、请人算命、祭祀祖先和其他许多活动都变成了有疑问的事情——他们是不是违反了新规定？中国人好幽默，但是当局在涉及到他们的想法和计划时，是毫无幽默可言的，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开小组批判会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时不能说句俏皮话或开个政治玩笑。如今不只是像1949年前一样，须防范几个告密者，现在除了极少的几个知心朋友和家人之外，对任何人也不能说句不该说的话。 （然而，这种对人们相互交流的压抑，主要是在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工人和其他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相对要好一些。工人不会被怀疑有异常的想法，即使有，他们也很可能会被谅解，因为他们受的教育程度低。）诚然，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已认识到他们必须适应新统治者的种种狂想才行，抛弃佛教是如此、蓄留起辫子是如此；搞“新生活运动”也是如此（这是30年代国民党发起的促进道德复兴的运动）。1949年以后情况不同之处在于，要求改变的范围更大，为达到这些要求而进行的组织渗透更深。在建国之初，一位老教授曾向威廉·休厄尔吐露，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因为中国人不会当殉道者。“我们向竹子学到了诀窍，风来时他们弯下腰；当风停①息后，它们又挺得笔直了。” 但是，还过了不到一年，这位教授就因不能适应新社会导致精神错乱而自杀了。
最初的宽大时期结束后，官方控制加紧，扩大了对个人和团体实行高压统治的范围。在肃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挖出隐藏着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大批的人被卷入政治斗争，遭到逮捕或是被杀害。前国民党官员及其支持者、秘密社团和宗教首领、资本家、包工头、外国和本国的牧师、腐败的干部、对政府不满的知识分子、黑市商人和那些仅仅是在公共场所批评新政府的人，都发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监狱里塞满了被捕的人，临时凑合起监狱来关押过剩的犯人，②其中很多人被杀害或是消失，从此杳无音讯。这个时期每次主要的运动，都引起那些成为或害怕成为斗争目标的人自杀的浪潮。尽管新政府的官员们一再让人们消除疑虑，说政府欢迎批评，镇压手段是用来对付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但是人们很快就明白了，决不能对新政府有任何不满，如果有人不信，那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新政府实施严密的组织控制和大范围的镇压，但它也做出了许多成就。
市民对这两者思想中是如何进行平衡的呢？对此有迥然不同的反应，一些集 ① 休厄尔： 《我在中国的日子》，第53—54 页。 ② 对中国在1949—1952 年枪毙人数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出入较大。（没有单独城市枪毙人数的估计数字， 农村土改运动中枪杀的人数较多。）有人认为数万人（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