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2-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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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然而，昔日的辉煌已成过去，作为四大导师中惟一的一个在世者，面对六十年代处于疯狂中的中国社会，对于老友的逝世，他又能指责谁？也惟有“而已”而已。
至于赵元任，由于所专长是语言学，不像前三位大师的学术与政治和社会现实关系密切，因此人们提的似乎少些，其实只要读过其夫人撰写的回忆录《杂记赵家》，就会发现这样的理解多少有些不准确。当然，由于是语言天才，在撰写对联方面赵元任也是常有令人叹为观止之作的，其最为人们称道的就是他为好友刘半农撰写的挽联：
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且说此联虽然通俗，但若不知其中的“今典”也是无法领略其妙处的。首先上联中之“双簧”指的是新文学运动之初刘半农和钱玄同的一件得意之举：当时《新青年》虽大力提倡白话，却很少有人注意，特别是来自守旧派的反响更是冷漠。为引起争论，钱玄同即化名为王敬轩，把旧文人攻击新文学的意见集中起来，写了一篇文章，《新青年》遂以《王敬轩君来信》之名发表，然后在同一期上由刘半农以本刊记者的名义对这些攻击言论逐一进行批驳。两篇文章一发，果然有效，旧文人见此纷纷出来对新文学指手画脚，其中最著名者就是那位林纾老先生。至于下联中的“数人”指的是赵元任、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成立的一个“数人会”，成员都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多是研究语言的著名学者。所谓“数人会”的意思是用切韵序的一句话，即“吾辈数人定则定矣”，因为当时这些专家的主要工作是确定国语罗马字的方式。而下联中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则是刘半农所写之最为人们熟悉的白话诗的题目。就整体而言，作为挽联还是很精练地概括了死者之一生功绩的，但下联好于上联是很明显的，其好处在于既自然得体，又巧妙地把刘半农最为人们熟悉的诗句嵌入其中，将怀念老友之情与对其才气的称赞融为一体，浑然天成。据赵元任自己解释，也是先有下联才又想出上联凑成一对的。当然，就整体而言，依然不失为一副妙联。
古人云“窥一斑而知全豹”，仅就撰写对联而言，今人是否还能写出这样声情并茂的佳联呢？如果不能，又说明了什么？
最后，笔者无能，更不敢写什么对联，只好引曹植的几句诗向已经谢世的四位大师表示敬意，此外，也算是对这无奈人生的感慨吧：
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
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牛浦偷名
——错读《儒林》之十五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儒林虽不是洞天福地，但在儒家独尊、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时代，头上有一顶方巾毕竟不同于戴瓦楞帽或破毡帽的角色。就像今天如果有个学位或职称什么的，人家就会刮目相看，好像知识、本领、才干都拷贝在那张薄薄的证书上面似的。因此，即便已经当上了处长、司长，甚至更高角色，也还要钻山打洞混一张博士或硕士证书。有了这样的需求，学位也便成了可以用于交换之物，有的凭权，有的凭钱，都能从不同的渠道弄到一纸文凭以抬高身价。没权没钱的也有妙方儿，那就是凭骗、凭偷。既然这世界上什么都有假货，学位证书为什么就不能造假？我就看到过一张广为散发的名片，上面印着的那家公司从结婚证、准生证、各色学位证书，直到死亡证，什么都能造，还能按照顾客要求，制作各色证件，包罗之广，让你不能不叹为观止。如果不加取缔，大概也会发展成一个产业的。
《儒林外史》那个时代，还没有进化为证书时代，那时辨别学位的是一顶方巾。方巾是秀才的专利，是一种标识。但方巾并非由国家专门机构签章授予，而是自己到头巾店买。前面说到，同匡超人有过一段交往的景兰江即景本蕙，就是开头巾店的，每天一面刷着头巾，一面哼着“清明时节雨纷纷”，要买多少他都敞开供应，因此，冒牌秀才也就遍天下了。比如支剑峰支锷，他那顶头巾多半就是从景兰江那里买来的，所以能以一介盐商在真假文人堆里鬼混。不要说还能诌几句诗的支剑峰，就是那个仪征丰家巷婊子家掌柜的王义安，不也戴着方巾在大观楼吃烩腐皮吗？到了乌龟王八也都戴上方巾拿到学位或职称的时候，这儒林的景观也就难言矣。
当然，假的毕竟是假的，总有败露的时候，一朝露了馅儿，这些混混儿在这地面上也就难以再混了。王义安碰上了两个真秀才，说一声：他怎么敢戴了方巾在这里胡闹！于是，不由分说，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打得王义安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两个秀才却越发神气。尽管那两个秀才一副穷酸相，两个袖子破得晃晃荡荡，假冒斯文的乌龟也只好磕完头，又赔出三两七钱银子做好看钱，再加有人从旁好说歹说地拉劝，这才算放了他一马，抱头鼠窜而去。同景兰江一同吟诗作赋的盐商支剑峰，也曾被一条索子锁将官去。锁他的盐捕分府说：“支锷！你是本分府盐务里的巡商……衙门巡商从来没有生、监充当的！你怎么戴这个帽子！左右的！挝去了！一条链子锁起来！”于是冒牌货身陷囹圄，《儒林外史》里也从此再没了他的故事。
但是，戴上一顶方巾的诱惑力实在人大，因此尽管不断有人露馅儿，有人挨揍（如王义安），有人被锁（如支剑峰），仍挡不住人们前赴后继地往这条道儿上走，连芜湖一个小香蜡铺店主的孙儿牛浦郎，也做起了欺世盗名、混迹儒林的美梦。
混迹儒林有什么用？答曰：其用大矣。一是可以当官。那时当官要经过考试，考试的内容都是儒家的经典。尽管不是个个儒生都能考中，但至少有此身份就表明已经具备了参加考试的资格，进入了候补官僚的行列，即所谓“衣冠中人”，就像今天有了大学文凭才能有资格参加公务员考试一样。二是可以弄文。“衣冠中人”和普通平民不同之处是，他有点文化，会几句子曰诗云，有了这点本钱，就可以同官僚们交往，替官僚们帮忙或是帮闲：或充当幕僚，帮着看看考卷，办办文案；或充当清客，陪着吟诗作赋，饮酒赏花。这差事虽然不及当官的禄厚权重，却远比平头百姓的日子要来得自在逍遥。有手段的，仗着同官僚的一点关系，不难为自己捞取好处，比如帮着走点门路，安排一次见面，弄个题词，从中拿点回扣，收个红包，都不是什么难事。三是可以混饭。“衣冠中人”再不济，也可以凭着那一顶方巾，摆摆谱儿，打个秋风，写个状纸，立个字据，混顿饭吃，强似冲风冒雪，务农经商。
牛浦，小名浦郎，打小儿就死了父母，跟着开香蜡店的祖父，收收赊账，勉强度日。或许是从小看到度日的艰难，或许是看多了念过几句圣人文章的人那副神气活现的模样，所以身虽不能，心向往之。甘露庵的老和尚，只看他苦苦夜读，以为他肯求上进（即仕进），却不知他只是希图找一条富贵人生的终南捷径，圣人的理论与实践，与他并无多少相干。
可惜牛浦太欠根基，他多半连《四书》、《五经》都没有读过，科考当官他是无望的，只不过平白地羡慕那些戴头巾、摇扇子、吟诗作赋的先生，很想不费气力便混迹其中。起初，他偷了爷爷的钱买了本什么诗集，似懂非懂地吟哦，用他的话说，只想破破俗，往雅人那边靠一靠。这想法在那个时代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本没有什么奇怪，连那些夤缘得官或投机发财的主儿，都想同骚人墨客套套近乎，作几句诗，买几张画，收几件古董，以显示自己并非胸无点墨的俗人，何况牛浦？但玩风雅也得要有本钱。你有权，人家会来趋奉你，即便不知平仄、叶韵为何物，也自有人替你润色或干脆由枪手代作了拿去刊梓、勒石；你有钱，人家会来傍靠你，只要你肯点票子，买个书号一样可以出版刊行；你若有名，人家也会拉拢你，请你题词、写匾、作序、当顾问、任主编。牛浦什么都没有，所以空有一腔挤入儒林的愿望，却一直难遂宏愿。
但机会总是有的。这机会对于出名心切的人，不啻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个小有名气的“衣冠中人”，曾在范进那里作幕，在娄家弟兄那里作客，在莺月湖吟诗的牛布衣蓦地客死在芜湖的甘露庵中，留下两卷同大官阔佬儿唱和的诗稿，又阴差阳错地落到了牛浦的手中。这就像“文革”时期一位著名学者的未刊著作落入了哪个抄家者手中一样。如果这个抄家者懂得这著作的价值，如果这位学者没能逃过那生死之劫，如果这事恰恰又无人知晓，那么，若干年后，这个抄家者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这书稿换上自己的名字公开出版，并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他多少年心血的成果。他可以借此扬名，借此拿钱，借此评职称，甚至借此当博导，成了什么泰山北斗或学界新秀。牛浦打的也就是这个主意。他想，既然牛布衣的诗都是和大佬儿们唱和的，一定有点名气；既然有点名气，一定算是好的；既然他客死他乡，人家不知道，那么，何不偷来当作自己的诗集？何况他老子姓牛，我小子也姓牛，一笔写不出两个牛字，谁能说我就不是牛布衣呢？于是，他请人刻了两方图章，一为“牛浦之印”，一为“布衣”，盖在诗稿之上，轻轻松松地褫夺了他人的著作权，从此凭着这点本钱，戴上一顶方巾，也就混充起名人来了。他果然出师得利，那个刻图章的郭铁笔，一见布衣牛浦之名，马上从柜台里爬出来，又是作揖，又是请坐，又是奉茶，连刻字的笔资也不收了。有了这香甜头，那牛浦还不兴头十足？
本来，文化圈中就是混混儿荟萃之地，多一个牛浦也不嫌其多。只可惜牛浦的本领，全仗着一个偷字，此外别无长技。他先是从祖父处偷钱买了本诗集，可以吟哦作态，然后是从甘露庵老和尚那里偷到了牛布衣的诗稿，从此冒名顶替。之所以还能蒙混一时，全赖社会上崇拜名人的心理，孕育出了一批见名下拜、不辨真伪的昏虫。那个一见名人字号就诚惶诚恐的刻字匠郭铁笔；那个不分真伪，见面就称久仰大名，又读佳作，想慕之极的董孝廉；那个一见同官府有关系的人就毕恭毕敬立即把女儿嫁给他的安东黄姓戏子行头经纪，都是假冒名人得以混迹的社会基础。这种看来非常滑稽的社会心理，直到今天依然如故，所以牛浦的故事也就历久弥新，长演不衰。
牛浦之终于败迹，不是因为偷名不成，而是因为他除了偷，再也不会别的。如果他略微识之，像匡超人那样读过几本诗词作法，知道什么叫次韵，什么叫奉和，什么叫分题、拈韵，即便把“且夫”、“尝谓”都写进诗中，也一样可以附庸风雅。可惜牛浦连这点雕虫小技也没有，所以一出道便显得捉襟见肘，几番失利，直闹到衣食无着。凄凄惶惶，悲悲惨惨，遇到牛玉圃这个老光棍，连叔公都肯认了。没有见过世面的牛浦，实在上不得台盘，他连“尊庚”、“大号”这些应酬场上的俗套都应对不来，更何谈名士风流的种种作态。及至石老鼠敲诈，牛奶奶告状，他便无论如何也招架不住，终于败下阵来，后面那些修礼祭圣的盛举，他也就无缘共襄了。
牛浦如果活到今天，或许不致落到那样的境况。今天的社会，为牛浦们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多如牛毛的报刊，使他们不必有当场献丑的尴尬，他可以隐身幕后，把东北报刊上的文章剪下来拿到西南的报刊上去发表，再把西南报刊上的文章剪下来拿到东南报刊上去刊登，作者的名字当然已经更换，无论赵钱孙李，一律姓牛。如果有人发现，前去追究，他也满不在乎，反而会笑嘻嘻地对你说：别在意，我们的收入不错，如果先生什么时候有暇到敝处，定当扫径迎候。他们的生意确实做得红火，剪刀加浆糊早已变成了扫描仪和电脑，通过网络，联系着的报刊遍及全国各地，谁也弄不清楚他们到底盗用了多少文章。牛布衣的太太，可以为了丈夫的死活同牛浦打官司，而今日被盗名的活布衣，却大多不愿为了一篇短短的文章大动干戈地对簿公堂。一来赔不起时间，二来赔不起诉讼费，即便诉讼得胜，所得赔偿也寥寥无几，而财大气粗的牛浦们，哪里在乎这点小钱！碰到这样的一伙儿牛浦，你能有什么脾气？时至今日，牛浦们的生意越做越大，把昔贤与时贤的文字拼拼凑凑印成一册或一套，他们就是主编，名字比作者更大；这里抄几段，那里抄几篇，改一个书名，他们就是作者，再找几个哥们儿一吹嘘，立即跻身名流；滥印古书，即称泰斗；请人捉刀，也成新秀，所以今天的牛浦，日子比以前好得多，也太平得多。这也是昔不如今的地方。言念及此，不免感叹牛浦之生不逢时。偷钱有律量刑，偷名呢，借用孔乙己的一句话：那是读书人的事，似乎还是风雅之举呐！
但有名场在，就有偷名的人。偷名者不绝，《儒林外史》不朽！
念楼小抄（之五）
王渔洋谈诗词？ 钟叔河 文 何立伟 画用 典■做诗不可能完全不用典故，但一定要切合此地此时此情此景，要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使与整个作品浑然一体，叫读者看不出是在用典故，才算高明。
从前御史董公下放甘肃，告别诗中有这样两句：孤单单一人往西北走河水却照样向东南流都以为是普通平常的叙述。后来读《北史》，见魏孝武帝往长安依靠宇文泰，走到黄河边，流着泪说：“这河水向东流，寡人却要往西走。”才知道董公是用这个北朝的典故，来表现自己无可奈何的心情，不禁深为佩服。
【念楼曰】五四时提倡白话文，反对用典。鲁迅却开篇就是“大欢喜”、“陈死人”、“首善之区”、“夜游的恶鸟”、“猩红的栀子”，这些都是典故，不过有的也经过改造，和御史董公一样，做得比较高明便是了。
北魏孝武帝元修是高欢拥立的皇帝，他去投宇文泰是才离虎穴又入狼窝，在黄河边上说的话还有下半句：“若得重谒洛阳庙，是卿等功也。”可见其不得已，果然到长安半年后便被弄死了，不能自主的皇帝也不好当啊！
【池北偶谈·用事】作诗用事，以不露痕迹为高。往董御史玉虬文骥外迁陇右道，留别余辈诗云：“逐臣西北去，河水东南流。”初谓常语。后读《北史》，魏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上，流涕谓梁御曰：“此水东流，而朕西上。”乃悟董语本此，深叹其用古之妙。
含 蓄■ 诗文都要含蓄，含蓄才有深度，词曲也是一样。
主流派的词讲究婉约，最含蓄的要推秦少游和李易安；柳耆卿的描写曲折细致，却嫌过于渲染。非主流派则追求豪放，最成功的当然是苏东坡；辛稼轩也许豪气更足，却失之于粗；刘改之有的词一味逞蛮，更谈不到含蓄。
学填词的人，要学会区别他们不同的风格。
【念楼曰】词原是歌女唱的歌词，自多咏春花秋月，鬓影衣香，渐渐演化成新体的诗，仍以写男女情怀为主。高级文人感觉神经纤细，这方面的表达和领略，都会很含蓄，很节制。秦观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李清照的“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都是好例，故能成为公认的绝妙好词。柳永的“催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