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2-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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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值的确要高于社会平均水准。然而，休闲绝不是他们可以忽视的“不经济行为”，因为生命和自由选择的贴现值要远远高于任何资产的投资收益。
从事其他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强度过大、持续时间过长的脑力劳动以及长期的精神压力与焦虑往往是各种疾病甚至猝死的潜在诱因。对于长期封闭在室内伏案工作，难得在户外活动和享受阳光的脑力劳动者来说，休闲意味着调节生理机理和思维模式，改善或变换心境并能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
休闲可能同时为投入自我表达性活动和探索新的可能性提供机会，因此它绝不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被动的生理和精神调节活动。休闲可以提供整块时间，尝试以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也可以集中更多的精力做以前喜欢做而未能尽兴的事情。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休闲是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融合在一个完整的、同时变化着的生活结构之中。
大多数成年人在休闲选择中会注意平衡社交与独处、积极消遣与被动休息、高度投入与低度投入、参与与逃避之间的关系。并且随着一生中不同发展阶段的任务和社会角色，这种平衡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大多数人并不只是参加一种活动，而是做不同的事情，寻求不同的环境、投资和结果。休闲反映了生命的各个阶段的发展重心与社会资源的利用情况。
对于休闲的激励制度就是按照劳动力与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则引导个人进入相应的经济位置与社会环境。休闲就是对市场经济行为的一种激励，它由经济剩余来支持。休闲是劳动所得的反馈，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人权或初始条件，如果说经济活动中最有价值的行为是投资，那么那些拥有有足够经济资源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就可以获得非凡的休闲奖励。对于那些以劳动力投入做出贡献的人来说，市场系统按照他们产品的价值和剩余程度来分配休闲资源；而对于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低收入人群来说，国家承认其对社会的潜在价值而提供一些最低限度的休闲资源（比如公园、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公共游乐场等）。
公正也许是公共机会或公共选择的基础，但效率才是分配的标准〔4〕。在资源匮乏情况下如何确定分配的优先权？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基本规律仍然是经济效率规则〔5〕。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任何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都可以通过适当选定的收入分配方案，由市场的竞争均衡加以实现。
然而社会保障及其救助应当优先考虑的是，首先要保护和优抚处于生存危机和贫困状态的儿童、老弱病残者以及部分没有获得平等社会地位、工作权利与机会的妇女。因为公共资源始终是有限的，它应当通过市场途径来获得，同时尽可能体现有利于激励劳动贡献的经济效率。换言之，公共投资能够得到的回报越大，就越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公共资源的价值并不在于慈善施与般的救助和给予，而在于激发或促进自救机制的形成与生产效率的提高。
休闲同样具有市场经济价值。作为消费的一种自我推动形式，休闲是整个市场结构的一部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休闲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会日益增加。同时，只要人们以消费语言来认识和定义休闲活动的市场价值，那么他们就会越来越敬业，以确保一定的经济收入和购买力的增强。最近一段时期，人们对“假日经济”的热望，也可以看作是对休闲活动之市场价值和经济意义的一种解读。
注释：
〔1〕
直接体验最明显的缺陷就是体验的瞬时性。直接体验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状态，同时也是对活动之环境条件的反应；直接体验不是割裂的或自给自足的，因为环境因素总是影响着体验。
〔2〕 参见奇克森特米哈伊著《超越枯燥与焦虑》，乔西—巴斯出版社，旧金山1975年出版。
〔3〕参见约翰·凯利著《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中译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4〕
福利最大化的配置必须是帕累托有效的，否则必然有其他可能的配置，向个人提供至少同样大的效用。而平等的分配并不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如果人们的嗜好不同，就可能以平等分配给自己的部分与他人交换。假定交换发生，就趋向于帕累托有效配置。
〔5〕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经济学家通常把市场一般均衡过程所实现的帕累托最优称为“福利最大化”。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福利”这一概念的复杂性，认识到如果不解决收入（财富）分配标准问题和效用比较问题，就不能决定“福利”最大。参见樊纲 《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从“哲学帝国主义”到“经济学帝国主义”
？ 党国英
这是一个大题目，但我不用担心此文会成为别人学术文章的脚注。题目虽大，我也并非一定要谈大，量力而行，权当引出一个话题。
一、大局的演变
学科是学者的疆域。学者好像也有帝国主义情结，其表现是扩大自己的学科领域，侵蚀别人学科的地盘。于是便有学术界的“火并”发生，也便有各学科的分化与重组。
在人文方面，称霸最久的是“哲学帝国主义”，只是这个提法我们很少听到过。在古代的欧洲和中国，几乎一切学问都冠以“哲学”，并以为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其实，反过来说可能也不错——哲学是人们尚处于糊涂状态时的学问。近代实验科学兴起以后，成熟的学科便逐步从哲学领域分了出去，哲学的地盘日渐萎缩。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世纪里有一些国家的“哲学”突然繁荣起来，以至于有了难以计数的“工农兵哲学家”，但全国人民离聪明好像越来越远了。在中国1957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干脆把心理学和法学整体上给“消灭”了，哲学成了一切。现在知道，那是一种癫狂，一种病。我的体会是，只要制度土壤合适，一个民族要癫狂是很容易的。
在我心目中，罗素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或者说，哲学家都应该像他那样才对。在他那里，只要不是成熟学科能够讨论的题目，便都是他的话题；学科之间的边缘问题也是他的题目。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考止于实证科学不能讨论或尚未讨论的领域。如果说罗素与爱因斯坦的哲学仍是帝国主义的，那这个帝国主义也是君主立宪的，是保守的，而不是侵略性的。
“哲学帝国主义”的败退给其他一些学科的扩张和崛起提供了机会。先是有“历史学帝国主义”扎扎实实地称霸起来，其他学科当然不大服气，于是事端频仍。经济学产生之初，在别的学科卵翼之下生存，算是韬光养晦，企图蓄势后发。比较张扬的是社会学，它甫一露脸，便有称霸野心（此判断有孔德的言论为证）。
历史学凭借自己的学术资源以及它与政治势力的亲缘关系，便曾经有了一种难以撼动的地位。好在是近代国家的政府在职能上有了大的转变，政治活动越来越服从于各种集团经济利益（而不是王族为中心的利益），使得历史学的功利价值打了折扣，越来越难以保住显学地位。美国的道格拉斯·诺斯用经济学工具解剖历史，虽然招致某些历史学家的批评，但它招来的更多的是喝彩。
社会学似乎从来没有获得显学的地位，但许多执牛耳的大家还是左冲右突，想要有一番大的作为。据一位做社会学研究的朋友说，社会学与经济学有过三次大的较量，结果都以社会学的失败而告终。争来争去，好像把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边界搞模糊了，一些经济学的大师，也成了社会学的大师，这让人感觉到社会学就要被经济学吞并了。
至于政治学，好像从来就是大家族里的小媳妇，谁都敢欺负她。政治学谁搞不得？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难免这样想。或者干脆就不承认政治学存在的意义。至于历史学家，他们大概更是天生的政治学家。一切历史故事都是现世的“资治通鉴”。当然，有基辛格这样的政治学家，但他的成功与其说来自学问，不如说来自政治才干；而在政治才干上超越基辛格的经济学家则数不胜数。
法学怎么样？真正的“法理学”早已是经济学的领地了。没有经济学，就没有好的法理学。固然大学的法学系很热，但那里主要不是培养法学家，而是培养律师；律师是为别人打官司服务的专家。
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及其社会后果为研究对象。倘若人真是理性的，即使这种理性受到制约；倘若理性的人有统一的行为动因，只是这种动因有某种“文化假象”，那么，构造一个统一的学科来解释人及其社会后果便是有可能的。至于“统一”的使命由谁来实现，那要看各个学科的特点与学术优势。
光荣使命落到了经济学家的肩上。经济学家经过百余年的奋斗，把经济学推到了“显学”的地位。说它是“显学”，大概可以讲三个理由：第一，它以数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又倡导实证分析方法，使自己较其他人文学科更具有“可证伪”的科学性质。第二，在它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中，它不断侵入其他学科的地盘，且战果辉煌；经济学的武器所到之处，几令其他学科俯首称臣。第三，经济学家的队伍日渐庞大，且内部分工相对严密，更有高的收入，着实把GDP切走不小一块。
经济学只有在心理学和数学面前才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它因这两个学科的发展而受惠，也因这两个学科发展不够而显出自己的硬伤。现在，经济学家几乎无话不谈，小到家庭、企业，大到国家、国际关系；传统领域如货币、就业、价格，新开辟领域如投票、合作、集团行动等等，经济学真可谓披坚执锐，所向披靡。
从学科分化的意义上说，经济学已经拱手向哲学做了告别。哲学不再是显学，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连像样的工作也找不到。经济学家有时也谈哲学，诸如公平与效率这样的问题扯到最后经济学家自己也没有办法，于是便诉诸哲学；事实上，类似问题扯到最后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经济学家大可不必回答。在整体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领地仍在扩大，其学科至尊的地位尚未遇到真正挑战。
二、百年前的决战
现在我们把经济学看做一种显学，但经济学在大学讲坛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长。1776年，亚当·斯密的杰出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出版了，但此后一百多年里，经济学仍然不是显学。我们中国人认识马克思主义主要得益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似乎感到在马克思时代经济学已经很热闹了，其实不然。在剑桥大学，直到1903年才设立了经济学和政治学荣誉学位，而此前经济学是作为历史和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一部分来讲授的，大学里设置的经济学教授职位极少。为改变这种状况，马歇尔做了不懈的努力，J。N。凯恩斯（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西奇威克和福克斯韦尔都是马歇尔早年在剑桥大学的重要同盟者，他们一起为提高经济学的地位并肩奋斗。
在一百年前，经济学家还在反对历史学的“帝国主义”，转眼间，一切人文学科都在反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了。这是理论界的沧海桑田，很是耐人寻味。当时政治经济学受到很多方面的围攻，但概括地说，围攻出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知识体系，主要由伦理学和历史学构成；二是发端于孔德（te
Auguste 1798～1857）的社会学。前者害怕政治经济学太大，后者又嫌弃它太小。经济学家内部也有争论。几方面的冲突在后来被称为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大论战，但实际上这场论战不单是一个经济学方法问题，本质上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问题。这场论战的谁是谁非，在我们看来当然很清楚，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阵营是正确的。我们说的“正确”，当然有其学理上的定义，但这里姑且不论。
那时，是“历史学帝国主义”的天下。历史学早于经济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了，但它并不想与其他兄弟和平共处。门格尔教授曾生动地描述了“历史学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他说：“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一步一步踏入了我们的科学领域，给我们强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学术用语，以及他们的方法，在与他们的特殊方法不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不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序言）这个描述不是耸人听闻，在当时是现实。那个时代以及更早时候的经济学家顶的是历史学或伦理学教授的头衔，撰写一部著作如果不讨论历史问题，是要遭受非议的。亚当·斯密博大精深，伦理学和历史学什么都能谈，所以不仅让学者们折服，也受政治家的尊敬。李嘉图的道行不高，主要在抽象概念之间演绎，便受到广泛攻击。对于这种状况，马歇尔和凯恩斯他们是难以容忍的。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学的代表，孔德批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论极端贫乏。孔德和他的追随者认为，由于财富现象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任何把经济科学从一般社会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认为，社会现象作为一切现象中最为复杂的现象，其主题的不同方面在科学上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如果试图把社会的经济或产业方面的分析从知识、道德和政治分析分离开来，一定是非理性的。他们也承认，财富的某些现象可以用科学手段加以分别研究，但他们否定这种研究能够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被人们以为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这一“科学老大”的研究结论就丰富得很么？英国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谢尔布鲁克（Lord
Sherlbrooke）对此曾作过很好的评论，他说，区别于各门特殊社会科学的社会学要占上风还未到时候，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一天的到来需要更广泛地作出概括总结，办法是使研究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具体的科学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因此，一般的社会学知识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政治经济学则是它的一个分支。但经济学不能等待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学的建立。
面对压力，英国经济学家投入了战斗，他们要改变经济学的“小媳妇”地位。杰文斯（Jevons
William Stanley，1835～1882）是一个天才型的人，他把数学和功利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构建了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为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由于他的早逝，英国经济学的领袖成了马歇尔。此人是一位硬汉子，为经济学的地位殚精竭虑，也为自己的地位寸步不让。反对者被他搞得筋疲力尽，不得不拱手称臣。他成功的重要标志是剑桥大学1903年设立了经济学和政治学荣誉学位。此后一百年里经济学繁荣这个大成果与他的大名无可争辩地联系在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英国经济学家在发起进攻时，远没有今天的经济学家的那种登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傲气。那时的马歇尔教授干脆不希望有一个人文学科的“大爷”出现。他说：“大谈统一的社会科学的更高的权威是没有意义的。不用怀疑，如果它存在，经济学将乐意在它的卵翼之下寻求庇护。但是它不存在，也没有信息表明它将会出现。无聊地等待它是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