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2-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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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国家大事上最重要的是理性与智慧，是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把握，从而作出摆脱困境、转危为安的决策来。但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政府却适得其反。他们孤陋寡闻，愚蠢无知，既不了解世界，也不洞察国情；他们思想片面，以耳闻为实，义和团的神奇“哄传”，把这些满腹经纶的王公大臣搞得神魂颠倒，真以为义和团就是天降神兵，足以用来扶卫大清。再加上他们本来也有盲目排外情绪，因而点火就着，很快就与义和团合流了。作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慈禧太后，也并不更聪明一些。她与戴漪一样，各怀鬼胎，她想保权位，戴则想让“大阿哥”（他的儿子）尽快登基，权欲与野心，不能使这个女人头脑清醒。因此，当她听说列强要她“还政”时，就一下子忍无可忍、孤注一掷了。慈禧逃到西安时曾对一个名叫吴永的地方官讲过一些心里话，她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太狠，也不免有些动气。”后来，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谭》里评论说：“试想彼（指慈禧）深居宫阃，一向与外间情势不相接触，一旦遭此巨变，前后左右，都是一样狂迷，如醉中闹架，欢呼盲进，意兴勃勃。她毕竟是个女流，易于迷信，平日与洋人交涉，受了不少委屈，难得有此神人协助之机会。欲其凭一人判断，独排群议，尽遏众狂，此绝不易得之事。”吴永的话倒是说得实在，他把慈禧的心态、思想描述得再明白不过了。大清帝国就是靠这样一个女人来领航，哪有不触礁翻船的。
止庵对义和团时代主流思维的基本特征有一大段概括性论述，十分值得玩味。
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方式，在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各个环节，都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由想象与传闻支配的。这一思维方式缺乏实证性，拒绝承认不利的事实；缺乏逻辑性，摒弃别人的理智推论；缺乏自我怀疑精神，排斥所有针对它的置疑；缺乏可变性，无法脱离自己的既定轨迹；最终又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己意识，满足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一切参照系数都丧失了，浮想联翩和观念的戏剧化替代了现实世界。（见《史实与神话》第95页）
读到这里，我不禁怦然心动，掩卷而思，并产生一种历史的畏惧感。我想，历史或许不会重复，但思维却是可以传代的。
“天下无敌”新解
？ 朱建国
一直心存一个怀疑：我们今天对美国的崇拜与向往，是否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一样，也是一个未经时间考验的神话渲染？
2001年9月11日，是一个令全人类重新思考的日子——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轰然倒塌——美国惨遭恐怖主义分子连环袭击的惊天大爆炸无情地证明：在美国生活，也并不一定安全幸福。美国作为地球上的天堂的神话，至此破灭了。我的怀疑不幸而成为事实。
这次美国惨遭袭击的悲剧，毫无疑问，恐怖主义分子是万恶之首，他们要对此付责任，付代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有如此先进自由民主的制度，为何还会制造一些如此仇恨的对立面呢？这实在令人深思。
曾以为美国的一切都彻底现代化了，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现代化的根本是自由民主宽容之精神，检验这一精神是否真正落实——标准只有一个：你还有没有敌人？一个先进的国家、一个先进的制度可以有政见不同者，但是不应该有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有，哪怕只是几个恐怖分子，也说明，你这个制度并未完全落实自由民主宽容的现代化精神。人之初，性本善；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社会。
我去过西欧，没到过美国，以我的间接观察来看，美国的问题也许在于，它奉行内外有别的两种价值观：在国内基本上实行了自由民主宽容，它从未禁止任何主义在国内立足；但是在国际上，它是以国家利益为准来办事，也就是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并不是以公正为第一标准，而是以事事有利于美国发达为第一准则。在没有国际主义的今天，这个行为准则显然是如今世界通行的惯例，但是作为以现代化先进制度自居的美国，则是不够的。也正是这种内外主义的不一致性，最终使美国在世界树敌不少，而每树一个敌人，便给美国人带来一份危险。此次“美国黑色星期二”悲剧，就是明证：不管美国如何强大，敌人总有办法钻你的空子。真正的强大，并非是有多么先进的军事力量，而是没有敌人。世界上有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建立军队，但它却最和平最安全，因为没有仇敌。
不知道美国这次将如何回答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我希望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人应该以更高的姿态来化解对立面，而不是以暴易暴，怨上加怨，永无了结。
曾经奇怪，中国历史上的宗法专制是够坏的了，可是为什么一个皇朝还能延续几百年呢？而今我想，这与历代皇帝不断大赦天下有关。凡新皇登基，必大赦天下，东汉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皇帝们也就打破登基才大赦一次的惯例，而是一二年便大赦一次。结果，东汉又延续了一百九十六年。大赦也就是化敌为友，消除敌人与对立面。1978年“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大赦天下，为全国“地富反坏右”摘帽，一夜之间消除了中国境内的一切敌人，以致接下来的十年，是中国国内外敌人最少的年代。看来，一个国家一个制度的进步与否，就看它是否在减少敌人、减少对立面。
由是观之，美国悲剧再次提醒我们：
要以彻底宽容的自由民主精神对待一切政见不同者，要大赦天下，包括新的阶级敌人，要以废除极刑的方式善待犯罪，要将一切犯罪分子当作病人看待，以医生的胸怀去治疗他们，而不是去惩罚他们。所谓“能攻心则反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天下无敌，不是天下人打不过你，而是整个天下没有一个想要打你。没有敌人，才是最强大的制度与国家。
人类对于社会制度的探索远未终结，真正天下无敌的制度，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
当然，这并不是想混淆五十步与百步的界线，和许多极权专制国家相比，美国还是先进一步，还是宽松许多，但是，它自由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美国仍然有许多漏洞，需要全面反思修正。
巫术符咒与政治口号
？ 摩 罗
在人类文化的早期，也就是巫术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世界是可以按照人的意愿改变的。所谓巫术，就是通过一定的仪式和符咒，企图影响和改变外部世界的走向和进程，使之变得更加符合人们的愿望与利益的实践和相关信念。几乎所有处于蒙昧状态的人，都无一例外地相信人类具有某种超经验超自然的能力，只要通过特定的仪式和符咒激发出这种能力，就能使晴天下雨，使空网中充满鱼群，使萎靡的庄稼精神抖擞，使难产的女人转危为安。印度谚语说：宇宙听从天神的支配，天神听从符咒的支配，符咒听从巫师的支配，所以，巫师是我们的主宰。这种谚语体现了早期人类在掌握自己命运上的无知的自信。
从巫术发展到宗教，意味着人类对于世界和自身的认识的巨大改变。宗教认为，世界的存在和运行完全不受人类的影响，人只能谦卑地承认自己需要依赖其中神秘的、看不见的权力和意志，恳求他们的怜悯和关照。后来发展起来的科学，继承了宗教中关于世界的存在与运行不受人的影响的观念，抛弃了对于世界的人格特征的神秘理解，也抛弃了通过恳求、祈祷得到怜悯与照顾的思想。总之，宗教和科学都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都懂得了谦卑和诚实。而巫术却一直不承认人的有限性，总是期望用一些奇怪的符咒和仪式改变世界的进程，常常显得无知而又自负。
在近代以来的文化反思中，中国人和外国汉学家反复强调，中国没有宗教和科学。那么中国人从什么角度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呢？我们稍一留心就不难发现：中国人依然用巫术眼光理解世界。古代文献中“人定胜天”的伟大气魄，其实就是巫术信念在文人文化中的体现。它是文人（另一种巫师）用以表达改变世界的愿望的著名符咒。在人类渐渐摆脱巫术文化的消极影响、一步一步走向宗教和科学的时候，中华后裔却执迷不悟地反复念叨着这样的符咒，企图借助符咒的力量征服世界、奴役世界。
由巫术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奇怪的脾气，在最近半个世纪发作得最为厉害。那些以政治口号的名义出现的符咒也不断有所创新。诸如“重新安排河山”、“改天换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高山低头，令河水让路”、“围湖造田，向湖泊要地要粮”、“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路，我来了！”所有这些，都是当代中国人所发明的符咒。几十年时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符咒以及与这些符咒相配合的仪式（政治运动），只给大自然带来了破坏，给自己带来了折腾和嘲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敏豪先生说，伴随着这些符咒和仪式而产生的伟大壮举，“把我们本来就饱经忧患、身患疾病的国土、山河，搞得伤痕累累，元气大伤，生态免疫力每况愈下，灾害频频，周期越来越短，损失越来越惨重，不断抵消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损耗我们的国力和元气。”需要补充的是，使得我们本来就稀薄的宗教意识和科学意识，受到惨重的抵制和损伤。
西方学者指出，宗教及其理性只被少数有教养的上层人所拥有，底层社会却一直处于巫术状态，即使他们普遍地接受了某一种宗教，他们也只是以巫术的方式和态度接受之。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少数有教养的上层人”所组成的阶层，那么，中国就命中注定只能永远生存于巫术时代？这个自认为可以“重新安排河山”的民族，对于自己真的如此无能为力，永远无法改变？我不愿意相信。
破天荒相公
？ 王开林
世间英物，光焰摇曳万丈之长，直把同时代人比得黯然失色了，他还意犹未尽，不肯自谦自抑分毫，简直目无余子。结果必然闹得大家不是怕他，就是恨他。儒家忒注重一个“礼”字，以谦抑为上上德行。若有谁桀骜狂放，近乎披猖，以僭越为能事和快事，他所持的便是危道。在封建社会里，大人先生持危道而欲履险如夷，比小孩于终日舞刀而想毫发无损还难，至于身名俱泰的，则举世不多见。在这不多见的人中，就有一位超级大腕，他是近代名帅左宗棠。
左宗棠合该建奇功，获盛名，登高位。试想，他一介书生，多的是才，是智，已相当了不起；他还怀有凌绝古今的胆略，岂非得天独厚？乱世救死不暇，其屠龙术正好派上用场，又怎会久屈矮檐之下？这就难怪了，他倜傥轩昂，豪迈英勇，俯视一世，推倒群雄，作为晚清的中流砥柱，撑持着风雨飘摇的百年家国。
时势造就了左宗棠。幸亏金田县的洪教主摇身一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洪天王，脆弱的满清政府这才老老实实地将“野无遗贤”这样的混账话囫囵咽了回去，急惶惶地打着灯笼，满世界里搜寻豪杰之士，好来收拾江南偌大的烂摊子。要不然，一代英彦仍将屈处蒿莱，老死户牖。左宗棠三次进京会试，三次名落孙山，真够伤神的了。当年，官场如市场，市价为二三千金可得一知县，四五千金可得一知府，童谣唱道“若要顶儿红，麻加喇庙拜公公”，摆明了，若攀到宫中强援（如李莲英这样的角色），即可荣登四品以上的高阶。家资丰赡的举人受不了科场的蹭蹬之苦，便可及早捐官，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捐官的钱用之于民，自然还能取之于民。要是家业贫薄呢？入垫为师，或入幕为僚，混口饭吃固然不成问题，要说大好前程，比现在省级以上官员的秘书可就不啻差一点，而是差得远。除非碰上鸡鸣风雨的乱世，有大魔君跳踉出来，搅得天下血雨腥风，逼着一筹莫展的朝廷惟贤是举，沉潜之士才有可能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
左宗棠已是四十岁的人了，还在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当师爷，眼看一生的功名行将黯淡，可他毫不颓唐。好啊，既然骆秉章放手让他主持用兵、筹饷等重要军务，他就权且只当自己是湖南的影子省长，各色人事，该撤的撤，该裁的裁，该清盘的清盘，该登账的登账，无不敢作敢为。他代巡抚大人草拟奏章，写好了，也不管夜深四更，风冷霜重，硬是去把饱享齐人之福的骆巡抚从小老婆暖暖和和的床上“揪”起来，让他奇文共欣赏。妙就妙在后者不但不生气，还拍案叫绝，跟着起哄，又搬出半坛美酒，与左宗棠一醉方休。骆秉章平日喜欢与姬妾饮宴作乐，事无巨细，均委托给这位铁笔师爷，任由他全权定夺。左宗棠弄权过瘾之余，还要嘲弄自己可爱的老板，说什么：“公犹傀儡，无线以牵之，何能动耳？”够损的了，骆老板却一笑置之。你说奇不奇怪，对这位傲哥，骆秉章能放下架子，陪他一块几疯，一块儿狂，单凭这一点，我就觉得晚清的官场多少还有几分人气。后来，左宗棠捞权捞过了界，被落职的武官樊燮（诗人樊增祥的老爹）恨得牙齿痒痒的，跑到湖广总督府告他一恶状，险些让左宗棠进了班房。所幸他命大福大，经太平天国一顿狂搅，晚清的政治军事舞台迅疾拓宽了百倍，先前那些哼哼叽叽，文不文武不武的官员，再想拱默着，一如既往地尸位素餐，是绝对不行了。英雄脚下有了用武之地，就等于关西大汉手中有了钢板铁琵琶，唱一曲“大江东去”，又有何难？
左宗棠四十多岁的人了，仅比他大一岁的曾国藩已做了副部长（礼部侍郎），他却仍然屈身在湖南巡抚衙门里，充任刀笔吏，日以继夜地案牍劳形。当时有句民谚（其实是来自侍读学士潘祖荫的《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才可用琉》）传得路人皆知，叫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话传得够神的，可他仍是布衣之身，朋友们都为他急，他却比姜太公更镇定，一点也不慌。也有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左宗棠一直蓄势待发，他的百石劲弓早已引满了三尺强弦，瞄得十分准，还怕那利矢射不中高处远处的目标？在乱世，他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
两眼瞥着“诸葛亮”这个名字，你多半会自然而然联想起羽扇纶巾的智士形象，两眼觑见“左宗棠”这个名字，你又会作何联想？一定感到茫然吧。我却很有把握，会立刻想起高卧莱阳的孔明先生。听我这样一说，你兴许会摇头，要不然，你肯定感到疑惑：什么人不好点，干吗偏要点诸葛亮的“菜”？
“老亮”情结
诸葛亮这个人物，经《三国演义》浓墨渲染，大笔夸张，其算度之精细，智慧之高超，已近乎神，近乎妖，甚至为神妖所不及。三国之后，以诸葛后身自诩自居的人，不只一个两个，随便一拎，便可以拎螃蟹似地拎起一大串。刘伯温如此吹嘘吹嘘，大家还有七八分相信，连牛金星那样烂糟糟的货色也来折花上妆，就直教人恶心欲呕了。“诸葛亮情结”，说穿了，是那些好以谋略骄人的“高手”共有的心结，怎么解都解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亮已不只是历史人物，还是盖世无俦的名牌釉彩，能给涂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