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制政府 作者:[英]ｊ．ｓ．密尔汪瑄译-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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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一样，民众受到阿谀奉承的包围，权力的腐化作用同它的
改善和提高作用是完全不相上下的。如果，甚至在好坏作用
参半情况下，民主制度在美国的最下层的阶级中，和英国及
其他地方的相应的阶级比较起来，产生如此显著的智力发展
上的优越，那么，假如能保留好的作用而又没有坏的作用则
又将是怎样呢？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做到的；但不是靠排
除那部分人民，他们除了因为可能被诱导给予政治事务的注
意而产生对远大而复杂的利益的极可贵的关心以外是很少其
他智力上的刺激的。只有通过政治讨论，一个从事日常工作、
其生活方式又使他接触不到各种意见、情况或想法的体力劳
动者，才懂得甚至很远的原因和发生在很远地方的事件，对
他的个人利益都有极明显的影响。只有通过政治讨论和集体
的政治行动，一个被日常职业将兴趣局限在他周围的小圈子
的人，才学会同情他的同胞，和他们有同感，并自觉地变成
伟大社会的一个成员。但是政治讨论对那些没有投票权，也
不力求获得投票权的人们说来是毫不相干的。他们的地位，比
之选民，就同法庭上的听众比之陪审席上的十二名陪审员一
样。需要的不是他们的投票，力求加以影响的不是他们的意
见。提出的控诉，陈述的论点，都是针对别人而不是针对他
们。没有什么事情依赖于他们可能作出的决定，对他们说来
既无必要也很少诱因作任何决定。在一个就其他方面说是人
民的政府里，谁要是没有投票权，也无希望获得投票权，谁
就要么永远是一个不满分子，要么是感到社会一般事务与已
无关的人。对他说来，那些事务是要由别人去管理的。他
“除了遵守法律以外法律与他无关”，除了作为旁观者以外公
共利益和公共事务也与他无关。他从这种地位对它们了解或
关心到什么程度，可以部分地用一个中等阶级的普通妇女对
政治的了解和关心的程度（和她的丈夫或兄弟相比较）来衡
量。
姑且撇开所有这些考虑不说，对于任何一个人，除非为
了防止更大害处，在他和别人同样关心的事务的处理上不给
他发表意见的通常特权，是对他个人的不公平。如果他不得
不交税，如果他可能不得不当兵打仗，如果他必须无保留地
服从，他在法律上就应该有权知道为什么，有权要求征求他
的同意，要求按照其价值（尽管不是超过其价值）对待他的
意见。在一个充分发达和文明的国家里，不应当有贱民，不
应当有被取消了资格的人，除非由于他自己的过错。无论哪
个人，当别人不征询他的意见，擅自掌握限制他的命运的无
限权力的时候，他的地位就降低了，不管他知道不知道。即
使在人类思想不曾达到过的进步得多的国家里，遭到这种处
置的人也不会受到和有投票权的人同样的公平对待。统治者
和统治阶级不得不考虑有选举权的人的利益和愿望；但是对
于没有选举权的人的利益和愿望，考虑与否他们有选择的自
由，而且，不管是怎样禀性诚实，他们一般说来太忙于他们
必须注意的事，以致没有多少余地去考虑那些他们可以泰然
加以忽视的事情。因此，凡是专横地排除任何人或任何阶级
的选举权的做法，都不能长久地令人满意；按照这种做法，选
举的特权不是对一切愿意取得该特权的成年人开放的。
然而，作某些排除是有肯定的理由的，它们和这一原则
并不矛盾，尽管它们本身是种缺陷，但只有当要求作这种排
除的事态消失才能摆脱这种措施。我认为任何不会读、写以
及——我再加上——不会作普通的算术运算的人参加选举是
完全不能允许的。为了保持公正——即使在选举权并不以此
为转移的时候——达到这些基本要求的手段应该提供给每一
个人，或者是免费的，或者是不超过自谋生计的最穷的人所
付得起的费用。如果真是这种情形，人们就不会想到要把选
举权给一个不会读的人，正如不会想到要把选举权给一个不
会说话的孩子一样；排除他的也就不是社会，而是他自己的
懒惰。当社会还没有履行它的义务，使每个人都能受到这种
程度的教育，在这情形下是有些难堪之处，然而这是应当忍
受的。如果社会未能履行两项重大义务，则两者中较重要和
较根本的必须首先履行，因此普及教育必须先于普及选举。只
有常识受到一种先验的理论压制的人会坚持说，支配他人，支
配整个社会的权力应该给与那些不具备为了照顾他们自己所
必要的最普通、最根本的条件的人，给予不具备为了明智地
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及和他们最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人们
的利益所必要的最普通、最根本的条件的人。毫无疑问，还
可以把上述论点推进一步，使它说明更多的问题。特别值得
想望的是，除读、写和算术以外，其他事项也能作为选举权
的必要条件；对地球的构造、它的自然区分和政治区分，对
通史以及本国历史和制度的初步知识能作为要求于一切选民
的条件。但是这类的知识，不管对明智地行使选举权是怎样
不可缺少，在我们国家不是，除美国以外在任何国家大概也
不是全体人民都可得到的；同时也没有考查是否已经取得这
种知识的确实可靠的办法。目前，试图这样做将会导致不公
平、瞒骗和各种欺诈行为。不加分别地给与选举权，或甚至
不加分别地不给与选举权，比由一个公务员去任意决定给这
个人或不给那个人，要更好一些。然而，关于读、写和计算，
就不一定有什么困难。要求每一个来进行选民登记的人当着
登记员面从英语书上抄一句，并按比例的运算法则算一道题
是不难的；通过确定的规则和绝对的开诚布公，保证如此十
分简单的测验诚实地进行也是容易的。因此普及选举在一切
场合应附有这一条件；经过几年以后，选举所排除的只是那
些对这种特权极不关心的人，他们如果投票，其选票一般说
来并不表明任何真正的政治见解。
同样重要的是，表决全国或地方税的议会，应专由对所
加的税作某些支付的人选出。不交税的人，通过他们的投票
处置他人的财产，就很有可能造成浪费而不会想到节省。就
财产问题而论，他们保有任何投票权都是违反自由政府的根
本原则的；这是将控制权力同权力的有益的行使方面的利害
关系截然分开的做法。这等于允许他们为了他们认为适合于
称之为公共目的的任何目的而把他们的手伸进他人的口袋。
这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据了解已经产生空前繁重的地方税
率，而且完全由富有阶级负担。代表权的范围应与纳税的范
围相同，无过无不及，是符合于英国制度的理论的。但是为
了使作为代表制的这一附带条件和普遍性一致，向最贫穷阶
级征收看得见的税，正如在其他许多考虑上是值得想望的一
样，就是必要的。在我国，以及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大概没
有一个工人家庭不是通过购买茶、咖啡、白糖，更不必说麻
醉剂或酒类，而对间接税作出贡献的。但对公共费用的这种
方式的支付几乎不被感觉到，支付者除非是个有教养和深思
的人，不会象直接要求他付款支持公共开支那样密切地把他
的利益同较低的公共开支等同起来。而且即使假定他能这样，
不管通过他的投票硬派给政府的开支怎样浪费，他无疑也会
注意使这种开支不会由对他自己所消费的物品上的附加税来
支付。最好是以人头税的简单形式对社会的每个成年人课以
直接税；或者每个成年人成为选民须额外纳一笔税；或者要
求每个登记的选民每年付一小笔随国家总费用而增减的费；
这样每个人可能感觉到他投票表决的款额部分地就是他自己
的钱，因而他关心将金额压低。
不管怎样，我认为领取教区救济应绝对取消选举权资格
是基本原则所要求的。不能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的人无权要
求随意取用他人金钱的特权。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维持生活，这
人就放弃了在其他方面和他们具有同等权利的要求。他赖以
维持生活的那些人可以正当地要求专由他们管理那些共同关
心的事，对这些事他无所贡献，或贡献不如他取走的多。作
为选举权的一项条件，应当规定一个期限，比方说登记前五
年之内，申请登记者的姓名不作为领取救济者载入教区救济
名册。未经证明有偿付能力的破产者，或得到过破产法好处
的人，应取消选举资格，直到他偿付了他的债务，或至少证
明他现在不是，并且在一段长时间内已不是依靠救济维持生
活。长期不交税，以致不可能是出于疏忽时，在继续不交税
其间应取消选举资格。这些排除在其性质上并不是永久的。它
们要求的只是一切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都能够或都
应当能够履行的条件。它们让所有处在通常情况下的人都可
得到选举权。如果有什么人必须放弃选举权的话，他不是不
够关心去做为了选举权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处在一般的消沉
和落魄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再增加一点点对别人的安全
说来是必要的限制，将不会被他感觉到，而在他摆脱这种状
况后，这一低人一等的标志将随同消失。
因此归根到底（假定除我们适才讨论过的以外不存在其
他限制），我们可以指望，除了那个不断减少（希望如此）的
阶级即领取教区救济者以外，所有的人都有选举权，以便做
到除很少例外以外选举权是普遍的。选举权象这样的广泛普
及，如我们所了解的，对一个扩大和提高了的好政府的概念
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在这一事态下，在多数国家，特别是在
我国，大多数的选民将是体力劳动者；而双重的危险，即政
治知识水平太低的危险和阶级立法的危险，都将在很可怕的
程度上仍然存在。至于是否有任何能避免这些祸害的方法，则
仍有待分晓。
它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人们真正希望避免的话；不是
靠任何人为的办法，而是靠实现人类生活的自然秩序，这在
并无利害关系或与之相反的习惯看法的事情上是每个人都喜
欢的。在一切人类事务中，每个有直接利害关系而又不是在
别人保护下的人，都有公认的发言权，并且不能正当地加以
排除，如果他对发言权的行使并不违反全体的安全的话。但
是，尽管每个人应当有发言权，然而每个人应当有同等的发
言权则是完全不同的命题。当对一件事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两
个人意见不同时，要保持公正是否要求两种意见都被看作具
有完全同等的价值呢？如果，道德价值相同，在知识和才智
上不相同，或者在才智上相同，在道德价值上不相同，那么
具有较高道德和才智的人的意见和判断，就比道德和才智较
低的人的意见和判断有更多的价值。如果这个国家的制度实
际上主张这两种人的意见有同样价值，这种主张就不是实事
求是的。两者中之一，作为较聪明或较有道德的人，有权主
张其意见具有较大的分量。困难在于不易确定何者是比较聪
明或比较有道德的人。这事在个人之间是不可能解决的，但
是如把人们当作集团和人群来看，则能够做到接近准确。并
没有人要求把这个原则适用于任何可以有理由认为属于个人
和私人权利的场合。在仅仅涉及两人中之一的事情，那个人
有权遵循他自己的意见，尽管另一个人可能比他聪明得多。但
我们所说的是同样涉及他们两人的事情；在这场合，如果较
无知的人不服从较聪明的人的指导，较聪明的人就势必听从
较无知的人。在这两种克服困难的方式中哪一种对双方最有
利并最符合事物的一般情理呢？如果认为一方必须退让是不
公平的，那么哪一种不公平是最大的呢？是较好的意见应该
让路给较坏的意见，还是较坏的意见让路给较好的意见呢？
原来，国家事务正是这种共同关心的事情，不同之点是
无人需要完全牺牲他自己的意见。意见总是可以被计算进去，
按某种数字计算，对于其意见具有较大分量的人的投票则派
给较高的数字。在这样的安排下，并没有什么事必然会引起
那些被派给较低程度影响的人们的恶感。完全排除对共同事
务的发言权是一回事，根据其对共同利益的管理的较大能力
让别人有较大分量的发言权则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不仅仅
是不同的，它们是不能比较的。每个人对被人看作无足轻重
并打上毫无价值的印记都有权感到受侮辱。除傻瓜，而且只
有特种的傻瓜以外，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承认有些人的意见，或
甚至他们的愿望，有资格比他的意见或愿望得到更多的考虑
而感到生气。对自己事情的那部分无发言权，乃是任何人都
不愿接受的事情；但是当部分地是他的事情同时又部分地是
另一个人的事情时，而且他觉得那个人比他更了解这个问题，
因此那个人的意见应该比他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就符合于
他的希望，并且符合于在所有其他的生活事务中他惯于默认
的事态。唯一必要的是，给与这种较大的影响应该根据他能
理解的理由，并且能认识到这种理由是公正的。
我要赶忙说，给与财产以优越影响，除非作为一时的权
宜手段，是完全不能允许的。我不否认财产是一种检验标准；
在多数国家中，教育尽管决不是按照财富的比例，但平均起
来社会中富有的人比穷苦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这个标
准是有很大缺点的；使人们发迹的更多地是偶然事情而不是
某种优点；任何人也不可能靠得到一定的教育就有把握在职
位上得到相应的提升，因此把财产作为选举权的基础总是，并
且将继续是令人极为讨厌的。把复数票的原则和金钱上的条
件联系起来，不仅是本质上该反对的，而且是贬损该原则的
可靠方法，使该原则无法长久地保持下去。民主政治，至少
在我们国家，目前并不妒忌个人的优越，但它自然地也是正
当地一定妒忌基于单纯金钱情况的优越。唯一能证明把一个
人的意见计算为不止一个是正当的做法的事情，乃是个人的
智力上的优越性；而所缺少的是某种大致确定它的手段。如
果存在有真正的国民教育或可信赖的普通考试制度，也许可
以直接对教育进行检验。在缺乏这些的情况下，个人职业的
性质是某种检验标准。雇主一般说来比工人更有才能；因为
他必须用脑劳动，而不仅仅用手。工头一般说来比普通工人
有能力，技术性行业的工人比非技术性行业的工人有能力。银
行家、商人或制造业者多半比小商人更有才能，因为他要经
营管理更大和更复杂的行业。在这些情况下，检验其合格条
件的不是单纯担任高级职务，而是成功地执行其职务。为了
这个原故，也为了防止人们为选票而在名义上从事一项职业，
要求坚持该项职业达一段时间（比方说三年）是恰当的。在
满足了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执行这类高级职务的每
一个人有两票或两票以上的投票权。自由职业，当真正而不
是名义上从事这种职业时，当然意味着比这更高的教育程度。
当一项职业要求经过严格考试，或具备重要的教育条件始能
从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