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制政府 作者:[英]ｊ．ｓ．密尔汪瑄译-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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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假设的好的专制君主很难想象会同意承担这项任务，除
非为了逃避不可忍受的祸患和对未来的事情作过渡的准备。
但即使没有上面开列的大项目，论点也能成立。假设困难消
失了，那时情形怎样呢？一个具有超人的精神活力的人管理
着精神上消极被动的人民的全部事务。他们的消极被动暗含
在绝对权力这个观念本身中。整个民族，以及组成民族的每
个人，对他们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潜在的发言权。关于他们
的集体利益他们不运用自己的意志。一切都由并非他们自己
意志的意志为他们作决定，违反这种意志对他们说来是法律
上的犯罪。在这种制度下能造成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思想
或活动能力在这种制度下能得到什么发展呢？他们或许能被
允许考虑纯理论的问题，只要他们的考虑或者不涉及政治，或
者同实践毫无联系。在实际事务上，他们最多只能被容许提
建议；而即使在最温和的专制君主的情况，也只有被认为优
秀或以优秀出名的人才能指望他们的建议能被负责管理事务
的人们知道，至于重视就更说不上了。一个人当他的思想不
会有什么实际效果而仍要不怕麻烦地去思想，或者使自己适
合于他并无指望被允许去担任的职务，这个人对智力活动本
身一定具有极不平常的爱好。对智力活动的唯一充分的诱因
（这在一个世代中不过是少数几个人的情况），是智力活动的
结果有被实际采用的希望。并不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民族整
个地缺乏智力。通常生活上的事务，这是必然要由每个人或
每个家庭自己处理的，将唤起某种程度的才智和实际能力
（在这些概念的一定的狭窄范围内）。可能有第一流的大科学
家，他们为了科学的实际利用或是为了研究上的乐趣而钻研
科学。将会有一群官僚，以及被训练作官僚的人，他们将被
教会至少某些政府管理和公共行政的经验原则。可能有也常
常有过由国家的最好的智力在某个特殊方面（通常是军事方
面）组成的系统，俾增进专制君主的威严。但一般公众依然
无知无识并对一切较大的实际问题不感兴趣；或者，如果他
们对这些问题有任何了解的话，那也不过是一知半解，就象
从未拿起过工具的人所具有的机械知识那样。他们受到妨害
的不仅是在知识方面；他们的道德能力也同样受到妨碍。凡
是人们的行动范围受到人为的限制的地方，他们的感情也就
相应地变得狭隘和不健全。感情的食粮是行动；甚至家庭的
感情也有赖于自愿的照顾。使一个人不能为他的国家做任何
事情，他也就不关心他的国家。古来有一句谚语说，在专制
国家最多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这个谚语是
以正确理解绝对服从——哪怕是对善良而贤明的统治者的服
从——的后果为依据的。还有宗教；也许可以认为，宗教至
少是一种可以依靠来提高人们的眼光和思想的力量。但是即
使假定宗教不为了专制政治的目的而受到歪曲，它在这些情
况下也不再是一种社会关心的事，而缩小为个人和上帝之间
的个人私事，涉及的只是他个人的拯救问题。这种形式的宗
教和最自私最狭隘的利己主义是完全适合的，和肉欲本身一
样不能使信仰者在感情上和其同类一致起来。
好的专制政治意味着这样一个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就
依靠专制君主来说，不存在国家官吏的实际压迫，但人民的
一切集体利益由政府代他们进行管理，有关集体利益的一切
考虑由政府替他们去作，他们的思想形成于并同意于这种对
他们自己的能力的放弃。一切事听任政府，就象听任上帝一
样，意味着对一切事毫不关心，并把它们的结果，如不合自
己的意思，当作上天的惩罚加以接受。所以，除对思维本身
有智力上的兴趣的少数好学的人以外，整个人民的才智和感
情让位给物质的利益，并且当有了物质利益时让位给私生活
的娱乐和装饰。但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全部历史的见证还
有价值的话，民族衰落的时代已经到来，就是说，如果这个
民族曾经达到某种文明的话。如果它未超出东方民族的状况，
在那种情况下，它就继续停滞。但如果象希腊或罗马那样，由
于活动力、爱国主义和心胸宽广——这些民族性格完全是自
由的结果——它曾达到较高的文明，它就在几个世代内退到
东方的状态。而那种状态并不意味着呆滞不动，保证不再变
坏；它往往意味着遭到更强大的专制君主或是保持着粗野和
自由活力的邻近野蛮民族的侵略、征服，并被降为国内的奴
隶。
这不仅是专制政府的自然倾向，而且是它的内在的必然
性。这是无法逃避的，除非专制政府同意不成其为专制政府，
被设想为好的专制君主的人不行使他的权力，并且，尽管保
留着该项权力，允许政府的一般事务进行得就象是人民真正
自己管理自己那样。不管这是怎样很少可能，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遵守着立宪政府的很多规则和限制的专制君主。他可能
允许使舆论得以形成并对国家事务表示意见的出版和言论自
由。他可能容许地方的利益在不受政府干涉的情况下由人民
自己管理。他甚至可能在自己周围设置一个或数个由全体或
部分人民自由选出的政府委员会，而在自己手中保留着征税
权和最高的立法以及行政权力。假使他这样做，并一直放弃
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他将除掉专制政府特有的一大部分害
处。对公共事务的政治能动性和能力将不再受到阻碍地在人
民内部发展起来，而一种不单纯是政府应声虫的舆论将形成
起来。然而这样的改进将是新的困难的开始。这个不受君主
支配的舆论必定是要不支持他的，要不就是反对他的；非此
即彼。一切的政府必定会使许多人不高兴，而这些人现在有
了正规的机关，并能够表达他们的感情，因此反对政府措施
的意见也会常常表达出来。当这些不利意见碰巧是多数意见
时，君主该怎么办呢？他将改变他的方针吗？他将听从人民
吗？如果是这样，他就不再是专制君主而是立宪君主了。后
者作为人民的机关或第一公平不同的只是不能罢免罢了。如
果不是这样，他就必须或者用他的专制权力将反对意见压制
下去，或者就将产生人民和独夫之间的持久的对抗，其结局
只能有一个。即使是消极服从的宗教原则和“神权”也不会
长期防止这种局面的自然后果。君主将不得不屈服并遵从立
宪君主的条件，或者让位给愿意这样做的人。这样一来君主
专制就主要是名义上的，它将不具有被认为属于绝对君主制
的很多优点。另一方面，它将在极不完全的程度上实现一个
自由政府的优点。因为不管公民实际享有的自由可能有多大，
他们决不会忘记他们是勉强被容许保有这种自由的，并且是
靠了一种在国家的现有政体下随时可能被收回的让步保有这
种自由的。不能忘记他们在法律上是奴隶，尽管是一个明智
的，或者是宽容的君主的奴隶。
如果由于人民的无知、冷漠、倔强、刚愎自用，以及由
于用自由制度所提供的强有力的武器武装起来的自私的个人
利益的腐败结合对最有益的公共进步设置了种种障碍，而呻
吟于这些障碍下的失去耐心的或感到失望的改革家们，有时
竟渴望一个铁腕人物来摧毁所有这些障碍并迫使难以驾驭的
人民接受较好的管理，是毫不足怪的。但是（除开这一事实
不说：有一个时常改革弊政的专制君主，就有九十九个只知
制造弊政的专制君主）朝着这方向寻求实现他们的希望的人
们，从好政府的观念中漏掉了其主要的成分，即人民本身的
改进。自由制度的好处之一，就是在这制度下统治者不能放
过人民的意愿不管，为他们改善事务而不改善他们。如果不
管人民怎样也能将他们管理好的话，他们的好政府就不会比
一个未经自己提供合作由外国武力解放的人民的自由维持得
更长久。诚然，专制君主可能教育其人民；而真正这样做，将
是对他的专制的最好的辩解。但是任何旨在造就人而不是制
造机器的教育，到头来都会使他们提出支配他们自己的行动
的要求。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的先驱们就是耶稣会会员教育出
来的。甚至耶稣会的教育看来也足够真正唤起对自由的渴望。
凡是增强人的能力的，不管是在多么小的程度上，都会创造
对无阻碍地运用这种能力的更大愿望；普及教育如果不是为
了肯定将诱导人民去想望，并很可能会提出要求的那种状态
而教育人民，就是一种失败。
我决非谴责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以暂时的独裁形式掌握
绝对的权力。自由的民族在古时候曾经根据他们自己的选择
赋予这种权力，作为对国家用较温和手段所无法消除他弊病
的一剂必要的猛药。但是对这种权力的接受，即使是在严格
限制的时间内，也只有当独裁者，象梭伦或毕达古斯那样，
用他所掌握的全部权力来消除妨害民族享有自由的障碍时才
是可以原谅的。好的专制政治完全是一种虚假的理想，它实
际上（除了作为某种暂时目的的手段）是最无意义和最危险
的奇异想法。以毒攻毒，在一个文明有所发展的国度，好的
专制政治比坏的专制政治更为有害，因为它更加松懈和消磨
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力。奥古斯都的专制政治使罗马人为
提比略作好准备。假使罗马人性格的整个风格最初没有遭
到近两个世代的温和奴隶制的磨损，他们可能会留下足够勇
气反抗更可恶的奴隶制吧。
不难表明，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
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
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
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
职务。为检验这个命题，就必须联系到上一章所指出的为便于
对政府长处的研究而划分出的两个部分加以考察，即：政府
通过社会各种成员现有道德的、智力的和积极的能力促进社
会事务的良好管理到何种程度，以及它在改善或败坏这些能
力方面的效果如何。
不用说，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并不是指在一切文明
状态都是实际可行的或适当的政府形式说的，而是指这样一
种政府形式，在它是实际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它伴随有最
大数量有益后果，直接的和将来的。完全的平民政府是能够
主张具有这种性质的唯一政体。它在政体表现其优越性的两
个部分都是卓越的。它比任何其他政体既更有利于提供良好
的管理，又促进较好的和较高形式的民族性格的发展。
它有关当前福利的优越性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这两个
原则具有和关于人类事务所能规定的任何一般命题同样普遍
的真理性和适用性。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或任何一个人的
权利和利益，只有当有关的人本人能够并习惯于捍卫它们时，
才可免于被忽视。第二个原则是，从事于促进普遍繁荣的个
人能力愈大，愈是富于多样性，普遍繁荣就愈达到高度，愈
是广泛普及。
试将这两个命题具体化到当前场合。人们愈具有自·保的
力量并进行自·保，他们就愈能免遭他人的祸害；只有他们愈
是自·助，依靠他们自己各别的或共同的行动而不仰赖他人，才
愈能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取得高度的成功。
前一命题——每个人是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唯一可靠
保卫者——是深谋远虑的基本准则之一，每个能够处理自己
事务的人在涉及到他自己时总是暗含地按照它行动的。的确，
许多人对它作为政治学说感到极大厌恶，并且爱把它公然诬
蔑为普遍自私的学说。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人通常总是爱
自己胜于爱别人，爱和自己接近的人胜于爱较疏远的人，当
这一点不复是真理的时候，从那时起，共产主义就一定不仅
是实际可行的，而且是唯一可以辩护的社会形式了。而且，到
那时候，共产主义将肯定会得到实行。就我自己来说，既不
相信普遍的自私，我不难承认甚至现在共产主义在人类的精
华中就会是可行的，在其他人中也可能变成可行的。但是由
于这一意见就是不受那些不满于私利占有普遍优势的学说的
现制度的维护者们欢迎，我倒以为他们实际上确是相信大多
数人考虑自己先于别人的。然而，为了支持一切人参加行使
主权的主张，甚至不必要作这种断言。我们不需要假设说，当
权力存在于一个排他的阶级手中时，该阶级将明知和有意地
为自己而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这样说就够了：在没有天然
的保卫者的情况下，被排除的阶级的利益总是处在被忽视的
危险中。而且，即使看到了，也是用和直接有关的人们不同
的眼光去看的。举例来说，在我们国家，被叫做工人阶级的
那个阶级可以认为就是被排除在对政府的一切直接参加之外
的。我不以为参加政府的各阶级一般地有为自己而牺牲工人
阶级的任何意图。他们曾经有过那种意图；看看那些长期以
来用法律压低工资的坚持不懈的尝试吧。但是今天他们通常
的意向恰恰相反，他们愿意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作出相当大
的牺牲，特别是金钱上的牺牲，而且可以说失之过分慷慨和
不分青红皂白的慈善。我也不认为在历史上任何统治者曾有
过如此真诚的对自己的贫苦同胞尽义务的愿望。然而议会，或
者组成议会的几乎所有成员，曾有过一瞬间用工人的眼光去
看问题吗？当涉及工人本身利益的问题发生时，不是仅仅从
雇主的观点去加以考虑吗？我并不是说工人对这种问题的看
法一般地比其他人的看法更接近真理；但它有时是完全同样
接近真理的。无论如何应当恭敬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应
当象现在这样不仅不予尊重而且加以忽视。比方说，在罢工
问题上，我怀疑在上院或下院的主要成员中是否有哪怕是一
个人不坚决相信事情的理由无条件地在雇主这边，而受雇人
的意见简直是荒唐可笑的。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清楚地知
道情形远远不是这样；如果举行罢工的阶级能够让议会听到
自己的意见，问题将会以完全不同的、远远不是那么肤浅的
方式进行讨论的。
和人类事态密切相连的一种情况是，任何保护他人利益
的意图，不管多么真诚，都不能使束缚他们双手的事变得安
全或有益。更加显然正确的是，只有靠他们自己的双手才能
作出对他们的生活情况的任何积极的和持久的改善。通过这
两个原则的连带影响，一切自由社会，比之任何其他社会，或
者比自由社会在丧失自由以后，既更能免除社会的不公正和
犯罪，又可达到更辉煌的繁荣。试将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在
继续保持其自由的期间）和同时代的君主专制或寡头专制国
家的人民作一对比：将古希腊城市同古波斯帝国的州对比；将
意大利的共和国和佛兰德及德意志的自由城市同欧洲的封
建君主国对比；将瑞士、荷兰和英国同奥地利或革命前的法
国对比一下吧。自由国家的较高的繁荣明显得无法否认。这
种繁荣证明它们在良好的政府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优越性，此
外在历史的每一页中也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