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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代议制政府 作者:[英]j.s.密尔汪瑄译-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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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假设的好的专制君主很难想象会同意承担这项任务,除
非为了逃避不可忍受的祸患和对未来的事情作过渡的准备。
但即使没有上面开列的大项目,论点也能成立。假设困难消
失了,那时情形怎样呢?一个具有超人的精神活力的人管理
着精神上消极被动的人民的全部事务。他们的消极被动暗含
在绝对权力这个观念本身中。整个民族,以及组成民族的每
个人,对他们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潜在的发言权。关于他们
的集体利益他们不运用自己的意志。一切都由并非他们自己
意志的意志为他们作决定,违反这种意志对他们说来是法律
上的犯罪。在这种制度下能造成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思想
或活动能力在这种制度下能得到什么发展呢?他们或许能被
允许考虑纯理论的问题,只要他们的考虑或者不涉及政治,或
者同实践毫无联系。在实际事务上,他们最多只能被容许提
建议;而即使在最温和的专制君主的情况,也只有被认为优
秀或以优秀出名的人才能指望他们的建议能被负责管理事务
的人们知道,至于重视就更说不上了。一个人当他的思想不
会有什么实际效果而仍要不怕麻烦地去思想,或者使自己适
合于他并无指望被允许去担任的职务,这个人对智力活动本
身一定具有极不平常的爱好。对智力活动的唯一充分的诱因
(这在一个世代中不过是少数几个人的情况),是智力活动的
结果有被实际采用的希望。并不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民族整
个地缺乏智力。通常生活上的事务,这是必然要由每个人或
每个家庭自己处理的,将唤起某种程度的才智和实际能力
(在这些概念的一定的狭窄范围内)。可能有第一流的大科学
家,他们为了科学的实际利用或是为了研究上的乐趣而钻研
科学。将会有一群官僚,以及被训练作官僚的人,他们将被
教会至少某些政府管理和公共行政的经验原则。可能有也常
常有过由国家的最好的智力在某个特殊方面(通常是军事方
面)组成的系统,俾增进专制君主的威严。但一般公众依然
无知无识并对一切较大的实际问题不感兴趣;或者,如果他
们对这些问题有任何了解的话,那也不过是一知半解,就象
从未拿起过工具的人所具有的机械知识那样。他们受到妨害
的不仅是在知识方面;他们的道德能力也同样受到妨碍。凡
是人们的行动范围受到人为的限制的地方,他们的感情也就
相应地变得狭隘和不健全。感情的食粮是行动;甚至家庭的
感情也有赖于自愿的照顾。使一个人不能为他的国家做任何
事情,他也就不关心他的国家。古来有一句谚语说,在专制
国家最多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这个谚语是
以正确理解绝对服从——哪怕是对善良而贤明的统治者的服
从——的后果为依据的。还有宗教;也许可以认为,宗教至
少是一种可以依靠来提高人们的眼光和思想的力量。但是即
使假定宗教不为了专制政治的目的而受到歪曲,它在这些情
况下也不再是一种社会关心的事,而缩小为个人和上帝之间
的个人私事,涉及的只是他个人的拯救问题。这种形式的宗
教和最自私最狭隘的利己主义是完全适合的,和肉欲本身一
样不能使信仰者在感情上和其同类一致起来。
好的专制政治意味着这样一个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就
依靠专制君主来说,不存在国家官吏的实际压迫,但人民的
一切集体利益由政府代他们进行管理,有关集体利益的一切
考虑由政府替他们去作,他们的思想形成于并同意于这种对
他们自己的能力的放弃。一切事听任政府,就象听任上帝一
样,意味着对一切事毫不关心,并把它们的结果,如不合自
己的意思,当作上天的惩罚加以接受。所以,除对思维本身
有智力上的兴趣的少数好学的人以外,整个人民的才智和感
情让位给物质的利益,并且当有了物质利益时让位给私生活
的娱乐和装饰。但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全部历史的见证还
有价值的话,民族衰落的时代已经到来,就是说,如果这个
民族曾经达到某种文明的话。如果它未超出东方民族的状况,
在那种情况下,它就继续停滞。但如果象希腊或罗马那样,由
于活动力、爱国主义和心胸宽广——这些民族性格完全是自
由的结果——它曾达到较高的文明,它就在几个世代内退到
东方的状态。而那种状态并不意味着呆滞不动,保证不再变
坏;它往往意味着遭到更强大的专制君主或是保持着粗野和
自由活力的邻近野蛮民族的侵略、征服,并被降为国内的奴
隶。
这不仅是专制政府的自然倾向,而且是它的内在的必然
性。这是无法逃避的,除非专制政府同意不成其为专制政府,
被设想为好的专制君主的人不行使他的权力,并且,尽管保
留着该项权力,允许政府的一般事务进行得就象是人民真正
自己管理自己那样。不管这是怎样很少可能,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遵守着立宪政府的很多规则和限制的专制君主。他可能
允许使舆论得以形成并对国家事务表示意见的出版和言论自
由。他可能容许地方的利益在不受政府干涉的情况下由人民
自己管理。他甚至可能在自己周围设置一个或数个由全体或
部分人民自由选出的政府委员会,而在自己手中保留着征税
权和最高的立法以及行政权力。假使他这样做,并一直放弃
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他将除掉专制政府特有的一大部分害
处。对公共事务的政治能动性和能力将不再受到阻碍地在人
民内部发展起来,而一种不单纯是政府应声虫的舆论将形成
起来。然而这样的改进将是新的困难的开始。这个不受君主
支配的舆论必定是要不支持他的,要不就是反对他的;非此
即彼。一切的政府必定会使许多人不高兴,而这些人现在有
了正规的机关,并能够表达他们的感情,因此反对政府措施
的意见也会常常表达出来。当这些不利意见碰巧是多数意见
时,君主该怎么办呢?他将改变他的方针吗?他将听从人民
吗?如果是这样,他就不再是专制君主而是立宪君主了。后
者作为人民的机关或第一公平不同的只是不能罢免罢了。如
果不是这样,他就必须或者用他的专制权力将反对意见压制
下去,或者就将产生人民和独夫之间的持久的对抗,其结局
只能有一个。即使是消极服从的宗教原则和“神权”也不会
长期防止这种局面的自然后果。君主将不得不屈服并遵从立
宪君主的条件,或者让位给愿意这样做的人。这样一来君主
专制就主要是名义上的,它将不具有被认为属于绝对君主制
的很多优点。另一方面,它将在极不完全的程度上实现一个
自由政府的优点。因为不管公民实际享有的自由可能有多大,
他们决不会忘记他们是勉强被容许保有这种自由的,并且是
靠了一种在国家的现有政体下随时可能被收回的让步保有这
种自由的。不能忘记他们在法律上是奴隶,尽管是一个明智
的,或者是宽容的君主的奴隶。
如果由于人民的无知、冷漠、倔强、刚愎自用,以及由
于用自由制度所提供的强有力的武器武装起来的自私的个人
利益的腐败结合对最有益的公共进步设置了种种障碍,而呻
吟于这些障碍下的失去耐心的或感到失望的改革家们,有时
竟渴望一个铁腕人物来摧毁所有这些障碍并迫使难以驾驭的
人民接受较好的管理,是毫不足怪的。但是(除开这一事实
不说:有一个时常改革弊政的专制君主,就有九十九个只知
制造弊政的专制君主)朝着这方向寻求实现他们的希望的人
们,从好政府的观念中漏掉了其主要的成分,即人民本身的
改进。自由制度的好处之一,就是在这制度下统治者不能放
过人民的意愿不管,为他们改善事务而不改善他们。如果不
管人民怎样也能将他们管理好的话,他们的好政府就不会比
一个未经自己提供合作由外国武力解放的人民的自由维持得
更长久。诚然,专制君主可能教育其人民;而真正这样做,将
是对他的专制的最好的辩解。但是任何旨在造就人而不是制
造机器的教育,到头来都会使他们提出支配他们自己的行动
的要求。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的先驱们就是耶稣会会员教育出
来的。甚至耶稣会的教育看来也足够真正唤起对自由的渴望。
凡是增强人的能力的,不管是在多么小的程度上,都会创造
对无阻碍地运用这种能力的更大愿望;普及教育如果不是为
了肯定将诱导人民去想望,并很可能会提出要求的那种状态
而教育人民,就是一种失败。
我决非谴责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以暂时的独裁形式掌握
绝对的权力。自由的民族在古时候曾经根据他们自己的选择
赋予这种权力,作为对国家用较温和手段所无法消除他弊病
的一剂必要的猛药。但是对这种权力的接受,即使是在严格
限制的时间内,也只有当独裁者,象梭伦或毕达古斯那样,
用他所掌握的全部权力来消除妨害民族享有自由的障碍时才
是可以原谅的。好的专制政治完全是一种虚假的理想,它实
际上(除了作为某种暂时目的的手段)是最无意义和最危险
的奇异想法。以毒攻毒,在一个文明有所发展的国度,好的
专制政治比坏的专制政治更为有害,因为它更加松懈和消磨
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力。奥古斯都的专制政治使罗马人为
提比略作好准备。假使罗马人性格的整个风格最初没有遭
到近两个世代的温和奴隶制的磨损,他们可能会留下足够勇
气反抗更可恶的奴隶制吧。
不难表明,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
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
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
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
职务。为检验这个命题,就必须联系到上一章所指出的为便于
对政府长处的研究而划分出的两个部分加以考察,即:政府
通过社会各种成员现有道德的、智力的和积极的能力促进社
会事务的良好管理到何种程度,以及它在改善或败坏这些能
力方面的效果如何。
不用说,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并不是指在一切文明
状态都是实际可行的或适当的政府形式说的,而是指这样一
种政府形式,在它是实际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它伴随有最
大数量有益后果,直接的和将来的。完全的平民政府是能够
主张具有这种性质的唯一政体。它在政体表现其优越性的两
个部分都是卓越的。它比任何其他政体既更有利于提供良好
的管理,又促进较好的和较高形式的民族性格的发展。
它有关当前福利的优越性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这两个
原则具有和关于人类事务所能规定的任何一般命题同样普遍
的真理性和适用性。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或任何一个人的
权利和利益,只有当有关的人本人能够并习惯于捍卫它们时,
才可免于被忽视。第二个原则是,从事于促进普遍繁荣的个
人能力愈大,愈是富于多样性,普遍繁荣就愈达到高度,愈
是广泛普及。
试将这两个命题具体化到当前场合。人们愈具有自·保的
力量并进行自·保,他们就愈能免遭他人的祸害;只有他们愈
是自·助,依靠他们自己各别的或共同的行动而不仰赖他人,才
愈能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取得高度的成功。
前一命题——每个人是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唯一可靠
保卫者——是深谋远虑的基本准则之一,每个能够处理自己
事务的人在涉及到他自己时总是暗含地按照它行动的。的确,
许多人对它作为政治学说感到极大厌恶,并且爱把它公然诬
蔑为普遍自私的学说。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人通常总是爱
自己胜于爱别人,爱和自己接近的人胜于爱较疏远的人,当
这一点不复是真理的时候,从那时起,共产主义就一定不仅
是实际可行的,而且是唯一可以辩护的社会形式了。而且,到
那时候,共产主义将肯定会得到实行。就我自己来说,既不
相信普遍的自私,我不难承认甚至现在共产主义在人类的精
华中就会是可行的,在其他人中也可能变成可行的。但是由
于这一意见就是不受那些不满于私利占有普遍优势的学说的
现制度的维护者们欢迎,我倒以为他们实际上确是相信大多
数人考虑自己先于别人的。然而,为了支持一切人参加行使
主权的主张,甚至不必要作这种断言。我们不需要假设说,当
权力存在于一个排他的阶级手中时,该阶级将明知和有意地
为自己而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这样说就够了:在没有天然
的保卫者的情况下,被排除的阶级的利益总是处在被忽视的
危险中。而且,即使看到了,也是用和直接有关的人们不同
的眼光去看的。举例来说,在我们国家,被叫做工人阶级的
那个阶级可以认为就是被排除在对政府的一切直接参加之外
的。我不以为参加政府的各阶级一般地有为自己而牺牲工人
阶级的任何意图。他们曾经有过那种意图;看看那些长期以
来用法律压低工资的坚持不懈的尝试吧。但是今天他们通常
的意向恰恰相反,他们愿意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作出相当大
的牺牲,特别是金钱上的牺牲,而且可以说失之过分慷慨和
不分青红皂白的慈善。我也不认为在历史上任何统治者曾有
过如此真诚的对自己的贫苦同胞尽义务的愿望。然而议会,或
者组成议会的几乎所有成员,曾有过一瞬间用工人的眼光去
看问题吗?当涉及工人本身利益的问题发生时,不是仅仅从
雇主的观点去加以考虑吗?我并不是说工人对这种问题的看
法一般地比其他人的看法更接近真理;但它有时是完全同样
接近真理的。无论如何应当恭敬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应
当象现在这样不仅不予尊重而且加以忽视。比方说,在罢工
问题上,我怀疑在上院或下院的主要成员中是否有哪怕是一
个人不坚决相信事情的理由无条件地在雇主这边,而受雇人
的意见简直是荒唐可笑的。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清楚地知
道情形远远不是这样;如果举行罢工的阶级能够让议会听到
自己的意见,问题将会以完全不同的、远远不是那么肤浅的
方式进行讨论的。
和人类事态密切相连的一种情况是,任何保护他人利益
的意图,不管多么真诚,都不能使束缚他们双手的事变得安
全或有益。更加显然正确的是,只有靠他们自己的双手才能
作出对他们的生活情况的任何积极的和持久的改善。通过这
两个原则的连带影响,一切自由社会,比之任何其他社会,或
者比自由社会在丧失自由以后,既更能免除社会的不公正和
犯罪,又可达到更辉煌的繁荣。试将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在
继续保持其自由的期间)和同时代的君主专制或寡头专制国
家的人民作一对比:将古希腊城市同古波斯帝国的州对比;将
意大利的共和国和佛兰德及德意志的自由城市同欧洲的封
建君主国对比;将瑞士、荷兰和英国同奥地利或革命前的法
国对比一下吧。自由国家的较高的繁荣明显得无法否认。这
种繁荣证明它们在良好的政府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优越性,此
外在历史的每一页中也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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