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新传 作者:何新-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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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汉帝国之统治集团即汉初军功受益阶层。这个社会阶层，是由创建西汉王朝的刘邦政治军事集团转化而来的，其主要成员，乃是刘邦军事集团的将校吏卒及其家属。这个社会阶层的中坚约有60万人，合其家属约300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20％左右。由于高帝五年诏等一系列优待军吏卒的法令之颁布及实行，他们得到了大量的爵位、田宅财产及特权，形成了一个以军功爵名为基础的，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雄厚的经济力量，高等的社会身份的新的统治阶层。
汉代行政为郡国制。西汉初年，以旧秦国之领土（关中）为基础的汉王朝与关东各诸侯王国并立，共同组成一种四级制联合帝国。中央政府所在的汉王朝，其政治权力的重心，在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即所谓三公九卿。诸侯王国亦皆各有其政府，其政治的运作，则以王及国相为中心。此以下，汉王朝及各王国之地方行政，皆为郡县制。各郡以郡太守为中心行政，其下则为县乡亭里。
从高帝到文帝末年的近五十年间，汉初军功受益阶层支配着汉朝政权。据统计，其间，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在三公九卿、王国相及郡太守三者之和中的占有率，均在50％以上，即高帝期的97％、惠吕期的81％、文帝期的50％。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之势力，乃随时间之推移而逐渐衰退。其衰退，大体取一种自下而上的渐进方式，即变动首先发生于政权下部，渐次波及于上。具体而言，该阶层支配汉朝中央政府最为稳固长久，直到景帝末尚占46％。在郡守中的占有率，开始就较低，衰退速度则较快，高帝期88％，惠吕期60％，至文帝期间，下降至40％，可以说已经不居支配地位。诸侯王国的状况比较特殊，文帝期间，该阶层在王国相中所占之比率突然下降（86…29％），这种突变反映了其间汉王朝之政策有重大变动。就其整体及部分的变动幅度而言，都以文帝期间较为引人注目。
秦有以军功为吏——即以有军功的军人补充吏员之制度。此种军吏与文吏相互补充的制度，皆为汉所继承。汉初，长年战乱之后，不仅中央、王国、郡之主要职位由军吏担任，县之主要职位，乃至郡县掾史乡亭里之吏也以军人出身者为多，应是没有多大疑问的。汉初之文职官吏常可世袭。
《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所载王嘉上疏中说，“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
景帝期，军功受益阶层出身者已从郡太守一职中消失，稍早于此，在文帝后期左右，他们就可能已经失去了对县及县以下的官职的支配。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乃是在汉初的政治和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随着该社会阶层的衷退而出现的政治真空，将由谁来填补？汉武帝设立地方推选贤良及中央考试制度，以儒学经义立为取士之标准，培养了一个出身儒家的士人官僚集团。
汉代官僚，从其来源，即所以出仕任官的途径而言，不外亲缘型和贤能型这两种类型，即所谓“亲亲”、“贤贤”二途。亲缘型，即凭借与皇室的血缘婚姻关系而出仕任官的类型。进一步可分为两类，即宗亲（皇室外戚）和宦官（拟亲缘）。贤能型，即凭借个人能力而出仕任官的类型。个人赖以出仕任官的能力，就汉代而言，从选举类的名目当中，如从军、明法、明经、德行、文学、出使、治河、射策等，即可见一斑。
持有各种可赖以出仕之术学的人，称之为士，贤能型官僚则简称为士吏。汉代士吏之中，主要有三大子类，即军吏、法吏、儒吏。］
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归降，处庐江郡。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0岁
建元四年（B137，甲辰）20岁
南越王赵佗死，孙赵胡立。
六月，大旱，有风赤如血。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1岁 建元五年（B136，乙巳）21岁
置《五经》博士（五经：易、诗、书、礼、春秋）。
（置“五经博士”。表明武帝再度推行重儒政策也。）
［何按：五帝所立五经，皆为今文。经文释义，本于子夏、荀子一派学说。不久，复有古文经书及传授出，形成古文学派。
儒家经典，内容复杂，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不是成于一个时代，很容易引起争论。到两汉末年，争论逐渐达到高峰，有所谓经今文派和经古文派。今文派和古文派中，又各自有派，尤其是古文派中的小派特别多。就经今文和经古文两大派而言，历来有学者加以研究。］
［武帝提出独尊儒家，罢黜诸子百家。从表面上看，好象是由于董仲舒上疏要独尊儒家，实际上，是由于当时政治上的要求。
经学在当时都是口耳相传的，没有写本（因为除了《易经》之外，其余的经书都被烧光了），因此，只有记忆力强的人才能记得住。在传述过程中，由于记忆不准确或口音听不清等等原因，错误很多。
秦焚书，书藏民间。至汉初，经书在民间的传述者：田何传《易》，伏生（伏胜）传《书经》。《书经》是古代语言，与汉代语言已相差很远。关于《书经》的记述，有两种，一本《书经》是口传的。景帝叫晁错去跟伏生学《书经》，伏生是济南人，而晃错是河南人，口音不同，记错不少。另一本是鲁恭王在孔子故居中发现的古文传本。
申培传《诗》，高堂生传《礼》，《春秋》的传者有公羊、谷梁两家。这些书是口传后用隶书写的（隶书等于当时的简笔字），故叫今文经。汉时、各经都立博士。博士类似乎顾问。秦时博士很多，汉初也有博士，但皇帝从来不去问他们。博士是有学问、能通一经的人。伏牛传的《书经》立了三家博士：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诗经》博士也有三家：鲁诗、齐诗（辕固生）、韩诗（燕人韩婴），传礼的有三家：大戴、小戴、庆氏。《周礼》，从王莽到太平天国都有很大影响。《周礼》从河间献王出，他收集到了古文书《周礼》。但他所收集到的《周礼》缺了《冬官》篇，他用《考工记》补进去，是为《周礼》。《春秋》，汉初时由邹氏、夹氏所传，《左传》由张苍茫所传。《公羊》、《谷梁》两传都写成书，邹氏、夹氏所传的：后来都丧失了。《左传》由张苍传给贾谊，《春秋》只有《公羊》、《谷梁》立博士。
汉朝的博士，类似现代国立大学中国家所聘请的教授。数目有多有少，一般是十四人：
《易》博士三：施氏（施雠）、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贺）。
《书》博士三：欧阳（欧阳生）、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
《诗》博士三：鲁（申培）、齐（辕固生）、韩（韩婴）。
《礼》博士三：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
《春秋》博士二：颜氏（颜安乐）、严氏（严彭祖）。
这许多书都立了博士，但最重要的是《公羊传》。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传》，这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武帝在政治上需要利用孔子的名义来进行自己的统一工作，《公羊》第一句即讲“大一统”。“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王正月”，本来井没有别的意义，春秋时，各国历法不同，有建子（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有建丑（以十二月为岁之始）、有建寅（以正月为岁之始）、各不统一；“王正月。”
《公羊》传又说“复五世之仇”，这也很合汉武帝借口替高祖复仇而要打匈奴的口味。《公羊》兴起的另一原因，是《公羊》家出了一位大师董仲舒。董仲舒非常好学，用功读书“三年不窥园”。董仲舒的同学胡母生，把《春秋》经义系统化。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公羊》成了五经中地位最高的一位。汉武帝独尊儒家，归根到底是尊《公羊》。］
行三铢钱，行新铸半两钱，以此统一币制。（《史记》将相名臣年表谓本年行三分钱。“集解”徐广曰：“《汉书》云半两，四分曰两。”）
［何按：汉初诸侯国有铜者皆可自铸钱，富民亦可私铸。币制混乱，轻重不一。至此国家收回金融权，统一币制。］
5月，大蝗。
秋8月，广川王、诸河王薨，国除。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2岁 建元六年（B135，丙午）22岁
彗星见。
太皇太后病危。
淮南王刘安见彗星以为“兵当大起”。乃私“治军械，积金粟”，欲乘天下有乱而起兵。
春3月乙末，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庙便殿灾。上畏惧，为之斋戒素服五日。
5月丁亥，窦氏太皇太后崩，合葬霸陵。
6月癸巳，免许昌丞相职，以田汀┫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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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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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闽越击南越。南越使求汉援助，武帝命大行令王恢等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
闽越王弟杀其王骆郢，汉兵还。
淮南王上书反对武帝用兵闽越。
遣司马相如入蜀告谕宣民。
［司马相如，蜀人。妻卓文君。卓氏先祖，蜀中之巨富，以盐铁致富。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
是岁，以汲黯为主爵都尉（司授爵事）。
［黯为人耿直，武帝为太子时，曾任太子洗马。曾当面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岂可得乎？］
任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封东越王。命唐蒙入夜郎。
［汉武帝建元六年，唐蒙奉命出使夜郎，招抚多同。多同的夜郎原处于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对中原不甚了解。问特使“汉孰与我大”？其实夜郎仅有汉一州之地那么大，后人遂以“夜郎自大”比喻人妄自大。
唐蒙对多同晓喻大汉“威德”，并赠送丰厚礼品，双方约定在此地依汉制置吏。唐蒙回长安后，汉朝就在此设置犍为郡，汉对西南夷的管理也从此开始。］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3岁 元光元年（B134，丁未）23岁
夏4月，赦天下，赐民丧子者（无子者）爵一级。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诏天下献书。命郡国举孝廉者为吏。每岁由诸州举秀才，成为常制。
［刘歆《七略》：“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纳秘室之府。］
5月，诏贤良曰：“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董仲舒；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生，广川董故庄，（即今河北省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土。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复诏举贤良、文学，亲策之。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不得仕。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武帝诏曰：
“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何行可以率先帝之洪业休德？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略引）
《武帝纪》：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仲舒，广州人也。景帝时为博士。“及其去位居家，绝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朝廷有大议，使者就其家而问之，国家大议多仲舒发生。”
董氏传详录此次对策谈话。略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主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复出焉。）］（董仲舒对策事，一曰在建元初年（通鉴），一曰在元光五年（《汉书》），考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及《吕思勉读史札记》“汉儒术盛衰”条。窃以为建元，元光各有一次。）
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及天人关系，上书应对者百余人。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史称“天人三策”。
董仲舒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严格约束诸侯贵族行为，
（2）立学校，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天人感应学说，非孔门儒家所固有，而乃是源于墨子之天志明鬼神之论也。）
（4）限民命田，抑制土地兼并。
（5）以儒学思想统一政治思想。
［“复召董仲舒对策，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董仲舒又建议“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何按：儒言所言之“名分”，以今语之即“所有权（产权）之明晰也。所谓“名田”，即田土之私有化。井田为公田。名田为私田。《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言于上曰：“古井田法虽难率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瞻不足。”上武帝书云：“（战国以下）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利，刑戳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史记·平准书》：“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索隐》：“谓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若贾人更占田，则没其田及僮仆，皆入之于官”。《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汉代的土地制度，除国家直接控制与直接占有的“公田”或称“官田”，以及“假与”民的公田外，法典化的也就是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土地制度是名田制。师古说：“名田，占田也。”所以，名田制就是占田制，或者说是合法的占田制。名曰制的实质，是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及私人的使用权（土地产品的占有权）。
汉代的名田制是从秦名田制直接继承而来。“名田”之称，最早就是见于《史记·商君列传》，它是商鞅变法在秦国确立，然后向关东六国地区逐渐推行的土地制度。《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令“明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