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新传 作者:何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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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极其著名的“轮台罪已诏”。
在这个诏书中，武帝公开对天下人作自我谴责：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由此诏可见，武帝已决意把施政重心转移到和平与生产方面来。为了推行亲民政策，武帝册封谨慎温和的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的晚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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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千秋就任丞相以后，决心改变君臣、君民，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紧张的局面。他委婉地在一次酒会中借祝寿向武帝进言，提议武帝退到二线去“玩听音乐，养志和神。”
“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
面对这一寓劝于颂的祝祷，武帝并未愤怒，相反，他再次作了如下自白和反思：
“朕之不德……朕日时时弃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
他拒绝了大臣们的颂贺之辞。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封泰山时，又一次对群臣谴责自己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后元元年（前88年）七月，武帝准备立刘弗陵为太子。但是，在武帝下诏公布天下之前，他却下令将其生母、年轻的钩弋夫人赐死。此一举措又一次将朝野惊得目瞪口呆。
面对臣民“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的疑惑，武帝解释说：“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表明武帝对未来身后之局是有深谋远虑的。
后元二年二月乙丑，七十一岁高龄的武帝病卧五柞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册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同时任命车骑将军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授予了军国大权。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霍光乃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的异母兄弟。
一天后，武帝崩逝。临终遗命，命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田千秋四人为监护小皇帝的托孤大臣。这四个人的安排也是作了精心选择的。
在这四个人中，被授予主要军政实权的霍光是卫霍集团的代表，田千秋是新进大臣，桑弘羊是一直忠于武帝军政路线的老臣。
而金日磾则原是匈奴休屠王王子，而休屠部则是匈奴右路之大部落。东汉末（公元202年），曹操逼降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收编匈奴王部，其中最大一支即是“休屠胡”，这一支匈奴的首长当时已被赐汉姓“刘”。此事表明，直到东汉末年休屠部匈奴仍是南归匈奴中的一支强大势力。因此汉武帝在临终前安排休屠前王子金日磾为托孤大臣，显然寓有安抚强大的南匈奴部落的深刻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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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刘弗陵八岁即位，在位仅十三年，在二十一岁的青年时期病死。他没有后嗣。主持朝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倡议推立故昌邑王刘髆之子刘贺继位。
霍光在诸王中提出这一人选是颇为奇怪的。刘髆是李夫人的儿子。李广利、刘屈氂当年就是因为策划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而被武帝识破其有篡位阴谋而灭族的。刘髆早死，其王位由长子刘贺继承。
霍光招刘贺入京的方式也是极为奇怪的。名义上是让他进京当皇帝，但采用的是武装征招的方式，“乘七乘传诣长安邸。”由宗王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等陪伴，实际形同武装押送。半夜朝命宣到，日中即起行离国，下午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实际在途中刘贺已
失去行动自由。（“大奴善以衣载女子入侍王，郎中令龚遂入问王。即责善，交卫士长行法。”）
这个新皇帝仅在位二十七天，实际是在皇宫中被软禁了二十七天。仅二十七天，霍光就指责其“淫乱不孝”，召集群臣廷议，向孝昭皇后奏废贺“归昌邑”，但已撤销其王国，改为山阳郡。
消除了昌邑王刘贺这一政治隐患之后，霍光尊立卫太子唯一的遗孙刘病已为宣帝。（这位新皇帝的命运也是颇为奇特的。他是卫太子家族中唯一存活的遗孤，被狱吏丙吉所救，自幼变换姓名而匿藏生长于民间，至霍光主政时方得复出。于昭帝夭死后被立为皇帝。）
“大将军更尊立武帝曾孙是为孝宣帝。即位，（大将军）心内（仍）忌废帝刘贺。元康二年霍光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敝玺书曰：‘谨备盗贼，察往来宾客。毋下所赐书。’”即要当地官员密切监视刘贺。为此，张敞给朝廷写了一个详细的汇报，表明刘贺已无能作为，“上由此知贺不足忌。”
在改弦易辙的昭帝一朝，在朝主政者中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田千秋等武帝旧臣为另一方；前者是卫氏集团中人，后者是追随武帝多年深受信任的重臣。二者同为武帝临终受命托孤的股肱大臣，武帝显然是希望他们能捎弃前嫌而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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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巫蛊事变中两大集团的对峙和积怨已经太深。这种矛盾终于在宣帝一朝彻底爆发。先有对桑弘羊直接发难的盐铁官营政策的质疑和辩论。始元六年（前81），举行了包括盐铁问题在内的扩及全部国事问题的政策性大辩论。
《盐铁论·轻重》记述文学言曰：“大夫君（案指桑弘羊）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东郭）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杨可之（按即杨可）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缕毫。”
桑弘羊是为武帝理财的财政专家。江充曾任水衡都尉，协助从事财政事务。所谓江充“言利末”，是指他准许犯罪的贵戚子弟入钱赎罪，因而“各以秩次输钱北军，凡数十万”。在昭帝临朝霍光当政之时，文学之士出来揭发指证桑弘羊与已伏法的江充曾属于一个团伙，这即暗伏了桑弘羊后来被昭宣时代的首席执政霍光清除而杀头的原因。（昭宣二帝的谥号是颇耐人寻味的。昭，昭雪也。宣，光宣也。）
支持辩论的丞相田千秋“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实际是支持桑弘羊但又不敢公开表态。
盐铁辩论的最后结果是霍光推翻了武帝的这一政策。接着，就发生了扑朔迷离的燕王旦、上官桀与盖长公主等阴谋反叛事件，桑弘羊牵连被杀，罪名是“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
在武帝朝中，桑弘羊自少年入宫，从十三岁为侍中，自武帝即位初年起，长期侍从在武帝身边，作为一个经济奇才而深受武帝信任。由搜粟都尉迁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治绩显著，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对武帝忠心耿耿的兴利开边之臣的代表人物。
清洗桑弘羊、上官桀以及燕王，实际是霍光走向大权独揽的一次政变。通过这次政变，卫太子之孙得以继大统成为宣帝。通过彻底为卫霍集团昭雪平反，霍光主持了昭宣两朝的大政。这些后继事件都可以视为巫蛊事件的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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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得注意的是，在霍氏柄政的宣帝时代，霍光继续推行屯田、开拓西域打击匈奴右翼的路线，并最终实现了武帝所经营而未能完成的这一战略目标。
翦伯赞先生在分析“巫蛊之祸”前后的历史过程时指出：“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由此开启了昭宣两代的国家安定和中兴局面，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汉武帝新传 汉武帝抗击匈奴之十五战役
汉匈战争，是汉武帝一生中最辉煌壮烈的史篇。自元光二年的马邑之战始发，至征和三年发起最后一次燕然山远征，四十余年之间，武帝倾全国之力，发动了对匈奴的十五次远征。其规模之大，气魄之雄伟，在世界军事史上是罕见的。其中尤以元狩四年汉匈漠北大战最为惨烈。此战后迫使大单于向西方远遁，匈奴内部发生分裂。由此开始了古代史上一次重大的自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
西去的匈奴人，汇合蛮族入侵，最终冲垮了西罗马帝国。但今人对此次伟大的汉匈战争之了解甚少。原因不仅在于史料语焉不详，有些记述错乱矛盾。还在于学术界至今缺少对此次战争有深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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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其种源据说与华夏本属同族。（《史记·匈奴传》：“匈奴者，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者，夏后也。夏桀败，其子熏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中国谓之匈奴。（乐彦《扩地谱》）夏人拜龙，匈奴亦拜龙，故名大会处为龙城。
秦汉之际，匈奴在北狄诸族中最为强大。建立了强大的部族和部落联邦，匈奴成为盟主。分为三大部，大单于居中，控制蒙古高原和大草原。左贤王居东，控制中国东北部、朝鲜半岛及西伯利亚。右贤王居西，控制新疆及西域。汉高帝刘邦击匈奴，被匈奴困于平城。自后用刘敬建议，对匈奴和亲。匈奴由此轻视汉。汉遗单于书，辞甚谦曰：
“汉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赠物及言语云云。牍长尺一寸。而匈奴来书长大于汉文书，尺二寸，语气倨傲，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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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14年，匈奴14万骑大举入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众。转至彭阳（今甘肃镇原东），烧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后骑至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击胡。尾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骄，岁入边，杀略甚多，云中辽东最甚。
汉患之，遣使复言和亲事。文帝死前一年，军臣单于立四岁，复绝和亲。匈奴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杀掠甚众。
汉使三将军：（燕）屯北地，代屯勾注，赵屯飞狐口（今河北蔚县东南），各置守以备胡。又置三将军，驻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
是后，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公主和亲。终景帝世，匈奴仍时时小入盗边。
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时往来长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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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三年（前138），武帝招摹能出使绝域者，张骞应招出使西域。在外历十三年，至元朔三年（前126）归。“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经）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留骞十余岁，然骞持汉节不失。”
此次出使，乃汉寻求盟友、战略侦察，为实施大迂回战略夹击匈奴所作的战略准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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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军对匈奴反击战争之始，即元光二年的马邑之战。（一击）
元光二年，武帝开始筹划对匈奴之战。
元光三年，武帝命朝臣议汉匈关系。朝中有和、战两派。大行五恢是积极的主战派，提出设计诱匈奴入塞，汉军伏击的战略方针。武帝采纳，王恢遂安排马邑（今山西大同）商人聂翁壹走私货物赴匈奴。
汉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关出物，与匈奴交，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山西左云县），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来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牧者，怪之。乃攻障，捕尉史。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乃引兵还。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
自此，匈奴绝和亲，攻盗路塞，往往入盗汉边，不可胜数。
［汉纪：于是上议伐之。大行王恢曰：“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请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匈奴轻疾之兵也，至如飚风，云如流电，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将卷甲亲举，深入长驱，从行则迫胁，横行则中绝，徐行则后利，疾行则粮绝，难以为功。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私怒伤天下公议。故高帝始结和亲，孝文遵其约，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沿乐，各因时宜也。且言击之者，固非发兵而深入也，将顺单于之欲，诱而致之於边，选骁骑羽林壮士阴为之备。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当其后，单于必可擒也。”上从恢议。夏六月，护国将军韩安国、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屯骑将军王恢、材官将军李息袭匈奴。阴使雁门马邑豪聂壹诈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以降，则物可尽得也。”单于爱信之，令归为间。壹乃诈斩死罪囚头，悬邑城上以示单于使者。使者边，单于乃将十万骑入武塞。是时汉兵三十余万伏马邑旁草中，王恢、李息约从代出击辎重。单于未到马邑百余里，雁门尉吏行徼，单于大惊而还，曰：“吾得尉吏，天也。”以为天王。乃远走，兵追至塞，不及乃罢。上大怒，恢首谋，不出兵击单于辎重也，恢自杀。时主父偃上书谏伐匈奴，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胜必杀之，非仁德也。疲弊中国，甘心匈奴，非完计也。”
燕人徐乐上书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秦之末世，天下大坏，是谓土崩。吴、楚七国之时，是谓瓦解。今关东比年谷不登，民多困穷，不安其处，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明主之要，其在于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临淄人严安上书曰：“今天下奢侈，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夫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采，教失而伪。伪、采、淫、泰，非范民之道也，是以天下逐利无已。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富贫不相以和其心。心和志定，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万物蕃也。”
此三人同日上书。上皆召见，谓之曰：“公等家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郎中。而偃一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