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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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节 前一节的推论
由此可知，中国并没有因为被征服而丢掉它的法律。在中国，礼仪、道德、法律、宗教是一回事。人们不能一下子把这些东西都改变。要由征服者或被征服者适当地去改变它。在中国总是由征服者进行这种改变。因为，征服者的道德并不等于他们的礼仪，他们的礼仪并不等于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并不等于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逐步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这要比他们同化被征服的人民容易。
由此而出现了一件令人苦恼的事，这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基督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贞节的起誓，妇女在教堂中的集会，妇女与神职人员的往来，她们参加圣餐、秘密忏悔、临终敷油礼，一夫一妻，所有这一切都违背了这个国家的道德和礼仪，同时也触犯了其宗教和法律。
基督教，由于要建立慈善事业，要公开进行礼拜，要大家参加共同的圣礼，所以似乎要求要联合起来。但是，中国的礼教好像要求一切都要分开进行。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离一般是和专制主义的精神相关联的。从这里我们发现了君主政体以及一切温和政体能和基督教密切配合的原因之一。
十九节 中国把宗教、法律、道德、礼仪结合为一体
中国的立法者们把帝国的太平作为主要目标。在他们看来，服从是保持太平的最好方法。基于这种思想，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们这样做。他们制定了无数的仪式和礼节，使人对父母的生前和死后都能尽孝心。在父母生前不能恪守孝道，也就不可能在父母死后依礼敬奉他们。敬奉亡亲的仪式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孝敬在世父母的礼节则与法律、道德、礼仪的关系较为密切。不过，这些只是同一部法典的各个不同部分而已，这部法典涉及的内容是很广泛的。
尊敬父母就必然和尊敬视同父母的人联系在一起，诸如老人、老师、官员、皇帝。对父母的这种尊敬意味着父母要以爱回报其子女。因此，老人要以爱回报青年人；官员要以爱回报其下属；皇帝要以爱回报其臣民。所有这些就构成礼教，而礼教又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神。
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到，一些看来似乎是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却可能和中国的基本政体有关系。这个帝国的形成是以治家思想为基础的。如果你削减父权，或者即使你削减对父权表示尊重的礼节，那就等于削减了人们对于视同父母的官员的尊敬，因此，官员也就不能爱护被看做自己子女一样的老百姓了。君主和臣民之间所存在的爱的关系也将逐步消失。只要删除这些习俗中的任意一种，就会动摇这个国家。一位儿媳妇每天早晨起来为婆婆尽什么样的孝敬的义务，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是，人们注意到，这些外在的习俗不断地唤起一种必须铭记在心中的感情，而正是由于众人的这种感情才构成帝国实行统治的精神，人们也将会明白这样或那样的个别义务是有必要履行的。
第二十节 对中国人的一种怪现象的说明
中国人令人奇怪，他们的生活完全受礼教的支配，但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狡猾的民族。这特别体现在贸易活动中，它本来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诚实，但是，它却从来也没有能激起中国人的诚实。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称。每个中国商人有三种称，一种是买进用的大称，一种是卖出用的小称，还有一种是准确的称，这是供对他们有戒备的人交易时用的。我想这种矛盾现象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中国的立法者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老百姓听话安分，二是要他们勤劳而有技巧。但是，由于气候与土地的原因，老百姓过不上安稳的日子。因此，只有不断地辛勤劳动才能维持生活。
每个人都听话，每个人都热爱劳动，国家就会出现令人鼓舞的顺利局面。中国人对利益之贪婪是难以想象的，但法律并不想去制止它。一切用暴力手段强取豪夺，都是受到禁止的。而一切用技巧或手法所得都是准许的。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人的道德与欧洲人的道德相提并论。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什么对自己有利。如果骗子已经在关注自己的利益，那么容易受骗的人就应该多为自己着想了。在拉栖弟梦偷盗是允许的。在中国欺骗是不受限制的。
第二十一节 法律与道德、礼仪的关系
只有特殊的制度才能把法律、道德和礼仪这样一些在性质上本应分开的东西混在一起。但是，尽管它们是分开的，它们之间却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人问梭伦，他给雅典人制定的法律是不是最好的。他回答说：“我给他们制定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法律中的最好的法律。”这种漂亮话应该是每个立法者都心领神会的。上帝告诉犹太人民：“我给你们规定了戒律，这些戒律是不好的。”意思是说戒律的好坏是相对的。这就可以把执行莫君兹法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消除。
第二十二节 续前
当一个民族具有良好的道德风尚时，法律就会变得简单化。柏拉图说，拉达曼土斯所统治的人民是极端热心于宗教的。他迅速地处理一切诉讼案，仅对每个要点宣誓控诉 ＇13＇ 。还是这个柏拉图又说，当‘个民族不热心宗教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使用宣誓的办法，除非宣誓者与诉讼案无利害关系，如同法官和证人一样 ＇14＇ 。
第二十三节 法律与道德
过去罗马人的道德是纯洁高尚的，他们没有惩办侵吞公款的专门法律。当这种罪行在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是极不光彩的事，所以人们觉得被判为归还赃款 ＇15＇ 就是严厉惩罚。斯基比欧的判决就是证明 ＇16＇ 。
第二十四节 续前
将监护权交给母亲的法律，是注重未成年人的保护。把监护权交给最近继承人的法律，是注意财产保护。
在人们的道德受到腐蚀的国家，把监护权交给母亲为好。在法律对于公民的道德应该有信心的国家，则把监护权交给财产继承人或母亲，有时同时交给二者。
如果我们对罗马人的法律加以反思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思想与我们所说的相符。过去，在制定十二铜表法的时候，罗马人的道德还是令人赞扬的。人们把监护权交给未成年人的最亲近的亲属，考虑到可能享有继承利益的人，就应该负有监护责任。罗马人并不认为这样做可能使被监护人的生命蒙受危险，尽管这样做是把被监护人的生命放在一个可能从被监护人的死亡获取利益的人的手里。但是，当罗马人的道德风尚改变了的时候，他们的立法者的思想方法也发生了变化。盖犹斯 ＇17＇ 和查士丁尼 ＇18＇ 说，在未成年期的代替继承的情况下，如果立遗嘱人害怕代继承人加害监护人的话，他可以一般代替继承公开，而把未成年期的代替继承写入遗嘱内。这一遗嘱，只能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公开。这些担心和预防措施在最初罗马人是不懂的。
第二十五节 续前
罗马的法律允许在结婚之前自由互相馈赠，结婚之后则不再允许这种馈赠。这是根据罗马人的道德风尚而制定的。罗马人婚礼上的穿着节俭、简单和朴素。但是他们可能受家庭照顾、讨好，以及终生的幸福的引诱而结婚。
西哥特法律规定，男人不能把他十分之一以上的财产给予他所要娶的女人，并要求在结婚的第一年内不能送给她任何东西。这也出自于这个国家的道德风尚。立法者的目的是制止西班牙式的排场，仅仅在某一场合就挥霍巨额馈赠。
罗马人用法律制止了世界上维持时间最长的统治，即道德统治带来的弊病。西班牙人想通过他们的法律去阻止世界上最脆弱的专制，即美色专制的恶劣影响。
第二十六节 续前
狄奥多西乌斯和瓦连提尼耶诺斯 ＇19＇ 曾按照罗马人古时的风俗习惯 ＇20＇ ，确定休妻的理由。在这些理由中有这样一条：即丈夫惩罚妻子的方式侮辱了一个自由妇女的身份时，可以休妻 ＇21＇ 。这条理由在后来的法律中被删除了 ＇22＇ ，因为这方面的风俗发生了变化，东方的习惯已经取代了西方的。据历史记载，查士丁尼二世皇后的太监总管恐吓说，要惩罚她，就像惩罚学校里的孩子一样。只有风俗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否则就很难使人想象这类事情。
我们已经看到法律如何 J顷应风俗，现在我们看看风俗如何顺应法律。
第二十七节 法律在形成一个民族的风俗礼仪和性格中的作用
一个被奴役的民族的习惯，就是他们奴隶生活的一部分。而一个自由民族的习惯，则是他们自由的一部分。
在第十一章里，我已经谈到自由民族，指出了它的政体原则。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政体所带来的影响、所能形成的性格和所产生的礼仪。
我并不否认，一个民族的法律、风俗和礼仪大部分是因气候环境而产生的。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一个民族的风俗和礼仪同它的法律有密切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两种权力——立法权和行政权。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意志，可以随意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因此，多数人对这两种权力各有偏爱，许多人通常没有足够公正性和判别能力来对这两种权力一视同仁。
行政权规定了各种职位，它能给人以巨大的希望，而不给人造成恐惧，所以那些从那里得到恩惠的人，髓时都可以站在它一边。但是它也会受到所有那些没有希望从它那里得到任何好处的人的攻击。
在这样的自由国度里，一切感情都可以自由地表露出来：仇恨、羡慕、嫉妒、对发财致富和出人头地的追求。否则，这个国家就会像一个深度受病魔折磨的人，没有精力，没有情欲。
两派之间的仇恨将会长久地存在，因为它永远是无济于事的。
这两派都是由自由人组成的。如果其中一派占了上风，那么，自由的作用将另一方受到压抑，而这时，公民们会像双手支援身体一样，去支持另一方。
由于每一个人总是独立自主的，他便很容易受反复无常的变化和幻想的驱使，经常改变主意，抛开一派，离开所有的朋友，去投奔另一派，在那里找到了他的敌人。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常常忘记了友谊和仇恨的规律。
君主也会像一个一般人一样，常常不得不违犯通常的审慎戒律，信任那些最反感他的人，而使那些最尽力服侍他的人失去恩宠。这是他不得已而为之，而别国的君主这样做则是一种选择。
人害怕失掉他所感到但又是他几乎不了解又易被掩盖起来的幸福。这种害怕往往把一切事物都夸张了。人们会对自己的境遇不安。甚至在最安全的时候，也会认为处在危险之中。
那些不承认自己有谋求个人私利动机的人是最积极反对行政权力的人，这就增加了人民的恐惧感。民众对自己是否处在危险之中无法准确判断。但是，这种恐惧将使他们能够避免将来可能遇到真正灾难。
但是，立法机构为人民所信赖，而比人民有远见，所以立法机构能够使人民对于别人所给他们的恶劣印象有所改变，并使民众的焦虑的心情平静下来。
这就是这种政体比民主政体的优越之处。因为在古代民主政体下，人民享有直接的权力，因为他们受到演说家的煽动时，这些煽动往往会产生效果。
当所激起的恐怖没有一定目标时，只引起空洞的喧嚣和谩骂而已。不过它有一个好的作用，就是使政府松弛了的发条又重新上紧，并引起每一个公民的注意。但是，如果这种恐怖是由于破坏基本法律而产生，那么，它便是低沉的、有害的、残酷的，并将带来灾难。
很快我们会看到一种可怕的沉默，这时大家都团结起来去反对那种违背法律的权力。
如果处在没有一定的担忧目标的情况下，如果有某种外来势力威胁着国家，并使它的财富和荣誉处于危险境地的话，那么，小利益便服从更大利益，大家都团结起来，拥护行政权力。
如果纠纷是在违背基本法律的情况下产生，并且有一种外部势力出现的话，将会发生革命，这种革命不会改变政府的组成形式，也不会改变政体，因为为自由所发生的革命只是确认自由而已。
一个自由的民族会有一个救星出来；而一个被奴役的民族只会有另一个压迫者到来。因为任何人，谁有足够的力量能把一个国家的专制君主驱逐，也就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成为专制君主。要享有自由，就应该使每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保住自由，还是应该使每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他说或写的东西。
这个活跃的民族，易受感情的驱使而不易受理智的支配，理智一向不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什么大的影响。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不难使他的人民去做违反他们真正利益的事。
这个民族深深地爱着它自己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是真实的。为了捍卫这种自由，它牺牲自己的财富、安逸和利益，宁愿承担最重的赋税，而这种重税，就连最专制的君主也不敢让他的臣民去承担。
但是这个民族的人民非常理解承担这些重税的必要性，他们纳这种税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不再纳这些税；他们的负担是沉重的，但是他们却感觉不到它的重压，而在其他国家，这种重负感会远远超过灾难的本身。
这个民族有可靠的信誉，因为它向自己借，它为自己还。它有可能做出超过自己实际能力所能负担的事，并用巨大数额的想象财富去对付敌人。政府的信誉和性质可能使这些想象的财富成为真实的财富。
为了保全自由，这个民族向自己的人民借贷。民众看到，如果国家被征服，就会失去债权，因此，他们便多了一份力量竭力捍卫自己的自由。
这个民族居住在一个岛上，并不想做征服者，因为遥远的征服战争会削弱自己。如果这个岛上的土地肥沃的话，它更没有必要去征服，因为它没必要用战争致富。由于公民互不依赖，所以每个公民重视自己的自由胜过重视某些公民或某一个人的荣誉。
在那里，人们认为军人是有用的，但常常是危险的职业。把他们看做非为本民族效力的艰苦的人，而文职人员则较为受人尊重。
和平与自由使这个民族安逸舒适，摆脱偏见的束缚，成为一个从事商贸的民族。如果它有一些原始的商品，经过工人的手，成为有很高价值的东西，所以建立适宜的机构，在它的疆域内充分利用这种天赐的礼物。
如果这个民族居位于接近北方地区，它且有许多过剩的食品，但也需要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