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1978-2008私人阅读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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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4年上大学。那正是“新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反专制的呼声却是以反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文化比较、文化批判的书比较热门。这方面的文章和学术活动都很多。印象比较深的是“走向未来”丛书。记得当时有一本《增长的极限》，最早介绍罗马俱乐部，又出了一本《没有极限的增长》，反对罗马俱乐部的观点，这场讨论，直到现在还留有深刻印象，因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始终是个值得讨论的学术问题。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秋风：哈耶克是我的出发点（3）
还有一本印象比较深的是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他们提出，从秦以来两千年中，中国社会不变，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当时自然科学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横扫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这本书是国内外较早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著作，被称为“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中国历史之谜”。但真的解开了吗？
“80年代”缺乏真正的学术积累
我这一代人是在恢复高考以后上的中学。我们一上大学，就接受到一大批新鲜思潮，像刘小枫、甘阳、刘小波、金观涛等一批文人、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做大量文化反思工作。我们是看他们的书成长的。和他们不同，我们不存在“冲开”什么的问题，那时大家试图解开的是“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中国为什么会长期专制？”的疑惑。我在大学学的是历史，自然更关心这些。印象比较深的是陈鼓应先生的演讲，记得我和一个同学去北大，听他讲《老子》。陈先生是比较早从台湾到内地来讲学的学者，他的比较研究方法正好契合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比较研究”盛行的大趋势。
大学高年级的时候，还有几本书印象深刻，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后一本提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存在“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趋势。这些书在整个知识界影响很大，不仅带来新的观点，还带来新的研究方法，因为它们完全突破了主流的学术话语体系。
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成长起来，对这个年代，我并不想作太高评价。那是一个很浮躁的时代，比如，用“三论”来分析历史，从学术角度看，是比较荒唐的尝试。又如，把传统文化和专制捆绑在一起批判，隔了20年来看，也很幼稚。整个80年代，在我的印象中很“激荡”，不断有各种新的思潮和概念在流行，但真正的学术积累却没留下太多；也没有什么思想可言。因为，人们的思考普遍缺乏足够的资源准备，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深度。这样的“80年代逻？？”走到极端便是《###》。
当代中国学术景象的两个源头
上世纪90年代以至于整个30年，学术思想界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国文化重新进入内地中国人的视野。最早，周作人、钱锺书、陈寅恪、张中行、季羡林等人开始流行，他们都是民国的“孤儿”和“遗腹子”，其学术思想都形成于民国时代。他们的重新被发现，使得中国人在一定程度接上了自己的学术传统、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更多了。
这个阶段，民国传统文化的“复活”加之大量西方社会科学的引入，对整个中国后来的学术景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说今日中国还有一些学术，应该是从这两个源头发展而来，而不是上世纪80年代。
周作人的散文我差不多全读了。岳麓书社的《知堂书话》大概最早，止庵编的周作人选本也读了，还有周作人的？？译作品。也读过钱锺书的小说、他的《宋诗选》。至于《管锥编》，实话实说，还读了两遍。陈寅恪的一些史学著作，他的《柳如是别传》也读过。当然还有陆健东写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价值观震动，人们突然发现，在那个年代还有这样坚守自由的人。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秋风：哈耶克是我的出发点（4）
上世纪90年代发掘了好几个人。一个是陈寅恪先生的精神价值，当然也包括吴宓先生。另一个是顾准的发现。后者对中国思想界尤其是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很大。实际上，自由主义思想也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明晰起来。陈寅恪对自由主义思想本身，并没有太多贡献，他的价值在于人格和精神；顾准却不同，他的思想对许多学人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他主张经验主义的转向，这对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思路有重大影响。因而，此后的自由主义就和“五四”运动、上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主义分道扬镳了，朱学勤后来所讲的“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应该就是这个自由主义。
这里涉及到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另一个源头，即哈耶克。与之相伴，还有布坎南、波普尔思想的引入。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布坎南关于宪政经济学的一些书，像《同意的计算》，都在那时被引进。他们都是属于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内的成员，与顾准、陈寅恪等中国自有传统结合起来，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一股潮流，最终塑造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品质。
哈耶克席卷经济学、法学领域
哈耶克对中国的影响既在经济学领域，又在法学领域，包括政治学领域，他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学人。如果说我的学术研究还有一些想法，那主要是来自哈耶克。
哈耶克最早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冲击的一本书是《通往奴役之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内部发行本。这本书对中国人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不可行？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失败？”等问题，给出了一个可信的答案。他的著作还有几本比较重要，《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思想上，《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则体现了他的法学与政治学思想。
中国的法学体系是以苏联体系为基础的，上世纪80年代对西方法学的介绍相对较少。苏联法学体系所强调的和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法律制度一致，就是国家本位。到了上世纪90年代，哈耶克等英美法学体系被引进，整个社会的法律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从理念上搞清楚了，民主究竟是什么，市场究竟是什么，以及法制究竟是怎么回事，最终落实到宪政究竟是什么。人们开始放弃“法制”，而使用“法治”一词。从这里开始，一个现代政府、一个现代社会的模样才逐渐清晰。
其实，不只是中国，在东欧的所有转型国家，哈耶克的影响都是最大的。直到近几年，他的影响才开始衰减，因为在许多人看来，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是打破专制，而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边缘学派在中国的大热
对我来说，哈耶克是一个出发点，我不断重温哈耶克。我最近一些年的阅读、研究，也正是沿着他的学术脉络，向上溯源。由此找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英国普通法传统。近几年来，阅读了英国十六七世纪的法律著作和政治文献，形成了普通法宪政主义的一些初步观念。至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作，则有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我这两年主编了一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新星出版社去年出了五本，今年又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了两本。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陈平原：怀想30年前的“读书”（1）
“奥地利学派”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学派，包括芝加哥学派，新制度学派的科斯、诺斯在内，都是比较边缘的。但在中国，往往是边缘学派影响更大。这不难理解。这些学派更为关注制度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难题。国内经济学大家，如周其仁、张维ó？、吴敬琏等，关注的也都是制度问题，而不是宏观经济。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著作也被大量引入。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科斯的《社会成本理论》，对整个经济学、对市场制度的建设影响都很大。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企业家理论”，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涌现出的企业家群体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民国学术传统再次复兴
最近出版界出现一个新现象，民国学术的复兴。和上世纪90年代的民国人文复兴不同，这次偏重社会科学。像陈衡哲的《西洋史》，萧公权、张君劢、钱端升先生的著作，都成批地出版。虽然之前也陆续有不少民国学术著作被出版，但似乎主要集中在文学、历史等领域。刚去世的瞿同祖先生的《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倒是出版很早。现代新儒家的著作也在上世纪90年代被大量出版了。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文、哲学、历史研究的思路。
最近重新出版的则是民国时代的政治学、法学著作。这对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读了七八十年前学者的著作，你会发现，过去几十年的许多所谓“学术”几乎一无价值。因为，我们迄今似乎还没有资格与萧先生、张先生、钱先生对话。人们应该反省，中国当代学术为什么如此软弱无力，没有生产力。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传统曾经彻底断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张君劢先生、萧公权先生写了多么伟大的著作。这些著作重新出版是个好现象，我们终于可以衔接上一个伟大的学术思想传统，它有助于我们去思考中国学术思想的渊源。这批民国学术思想大师们真正做到了中西知识传统的融合，他们向现代学人揭示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思路。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出版了。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我迄今看到的最好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著作，它既有高屋建瓴的视野，又有细致的文本分析。历史方面有钱穆的《国史大纲》，我认为，迄今没有任何一部通史比这本书更值得推荐。
张君劢关于“宪政”、“新儒家”的著作也值得称道。在我看来，他是现代中国思想、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最重要的著作是《立国之道》，探讨现代中国立国之道，奇怪的是，我们的出版社却把其名字改成《政制与法制》。张先生在关注宪政的同时，还投入很多精力研究儒家，试图实现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他一生建构了十分完整的学术体系，既是保守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还是宪政主义的，张君劢把三者完美结合在一起，这才是现代中国的“正统”。如何接续这个正统，是当代学人所面临的挑战。
（整理？刘悠扬）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陈平原：怀想30年前的“读书”（2）
陈平原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大学首批两位文学博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最初研究方向着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古代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近年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另著有《学者的人间情怀》、《老北大的故事》等文集。
编者按：向陈平原先生约访，他谦虚地说自己读书那点事，不值得一说再说。可？？都知道，陈先生是“莫问藏书有几许，漫卷诗书喜欲狂”。他最后交来的稿子，果然是书香生色。陈先生还极具创意地将“我的30年30本书”书单改为“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文科大学生的阅读记忆”，他说“这样更有趣些”。
1。《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著，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当代英雄》，莱蒙托夫著，翟松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贵族之家》，屠格涅夫著，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4。《罗亭》，屠格涅夫著，陆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5。《契ú？夫戏剧集》，契ú？夫著，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6。《马克？吐温自传》，马克？吐温著，许汝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7。《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8。《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
9。《城堡》，卡夫卡著，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0。《呕吐》，萨特著，吴煦斌译，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
11。《薛西弗斯的神话》，卡缪著，张汉良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
12。《第二十二条军规》，约瑟夫？赫勒著，南文、赵守垠、王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3。《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袁可嘉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8
15。《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尼？à？宾著，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
16。《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伯à？威尔著，梅绍武等译，三联书店，1980
17。《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8。《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勃兰兑斯著，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9。《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册），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0。《奇特的一生》，格à？宁著，侯焕闳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
21。《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2。《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3。《谈美书简》，朱光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4。《美学拾穗集》，朱光潜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25。《一以当十》，王朝闻著，作家出版社，1962
26。《喜闻乐见》，王朝闻著，作家出版社，1963
27。《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79
28。《美学论集》，李泽厚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陈平原：怀想30年前的“读书”（3）
29。《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30。《吾国吾民》，林语堂著，郑陀译，台湾德华出版社，1980
最近几年，关于77级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或者恢复高考30周年的历史意义，俨然成了热门话题。每当有人追问，我总是如此回应：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真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而且，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当然，青春是美好的，校园生活也确实值得迷恋与追怀。之所以如此“低调”，是担心在怀旧风潮的驱使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讲古”，会日趋“高调”与“时尚”，最后沉湎其中，以为自己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