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误-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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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采取行动的人对即将来临的风暴无动于衷，处于战争前沿、从蛛丝马迹中
察觉到情况有变的下级情报人员，却在认认真真地进行分析、预测。
西曼·托夫是一个基层情报人员，战争爆发前是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的情报
参谋，专门分析埃及军队的战斗序列。他从埃及军队调动的迹象中，察觉出一些蛛
丝马迹。１０月１日和３日他两次对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兵力部署情况作了详
细的分析，认为埃及的演习是为了掩饰它的战争准备。他说：“从一切可以观察到
的迹象来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事后证明，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第一份有关
战争的情报报告。
报告送到了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戴维·格达利亚中校手中。格达利亚毫
不犹豫地驳回了托夫的报告，理由是，这份报告与“情报部的判断——埃军的行动
是演习——相互矛盾”。格达利亚在这里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原则；以色列军事情
报部本身的判断也有赖于基层情报单位提供的情报。他对军事情报部所作的判断毫
不怀疑，更没有去想一想，为什么身处前线的托夫分析的结果与军事情报部的判断
相反。
埃及的军事调动也引起了另外一位情报人员的注意。１０月５日下午１点钟，
军事情报部埃及科科长约拿·班德曼中校起草了一份情报分析报告。在报告的前３
９段，他列举了埃及的军事集结，给人的印象是战争即将爆发。但是，在写完这３
９段以后，班德曼觉得意犹未尽，又在后面写上一段自己对上述迹象的分析。他说：
“即使运河沿岸的军事部署似乎反映了进攻的企图，根据我们所作的最佳估计，埃
及人对于他们自己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的判断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因此，埃及企图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很小。”我们注意到，班德曼自相矛盾的根本原
因也在于军事情报部所作的“最佳估计”。
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到底是如何估计阿拉伯国家的意图的？原来，泽拉于１９７
２年１０月上任后，对阿以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可能出现的情况作过两条最基本的判
断。他认为：一、埃及在取得空中优势前，不会发动进攻，也就是说，如果埃及没
有袭击以色列的手段，如远程轰炸机或地地导弹，它就不会发动战争；二、如果没
有埃及的配合，叙利亚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泽拉的理论被他的同僚广泛接受，
他因为这一条理论获得了声誉。由于泽拉是军事情报部长，以色列军事情报部把这
两个信条当作金科玉律，并以这两个标准来取舍情报。在估计埃及的意图时，情报
人员心中总会问上一句：埃及拥有战略空军没有？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力量对比发
生了改变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战争就不会打起来。凡是符合这几种假设的情报资
料，情报人员就将它当作真实情报，反之则斥之为“不真实”。即使在情报搜集部
门掌握了大量证据，说明阿拉伯国家即将发动进攻，泽拉仍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
性“小之又小”。事实证明，泽拉的假设错了。人们指责泽拉用先入为主的假设主
宰了情报分析人员的视野，以至于对即将出现的危险机而不见。
应该说，泽拉的假设在赎罪日战争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正确的。它是在分
析了“六天”战争后中东的力量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泽拉根据他的假设，也曾作
出过几次正确的判断。关键是，客观事物在不断变化，埃以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在不
断发生变化。当时正确，并不意味着永远正确。任何假设，必须不断接受实践的检
验，只有这样，假设才不会过时，才不致于误事。但泽拉明显没有做到这一点。他
将他的假设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永远正确的真理。他认为埃及的空军在１９７４年
之前不会对以色列产生威胁，埃及不会贸然发动战争。当埃及大量引进萨姆导弹后，
以色列情报机构虽然了解这一事实，却没有对此进行正确的分析。更严重的是，由
于他的专断作风，泽拉将自己的信条贯穿到整个情报分析工作中。不仅在军事情报
部人们不能对他的假设提出挑战，甚至于他的同僚对他的假设也不能提出异议。这
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如果他能正视现实，及时地审视自己的假设，或
许不会出现赎罪日战争前的情景。但是在批判了泽拉的假设后，人们又感到困惑：
情报分析真的能做到摒弃先入之见吗？答案只有一个：不能。
毫无疑问，死守教条是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前出现情报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一概摒弃假设的作用。作为一个思维主体，人的大脑难以完
全摒弃外界的干扰。事实上，人们在认识一个事物前，心中总对它有一种印象，然
后，带着印象去观察它，这就是先人之见。绝对地避免先人之见是不可能的，情报
分析也是如此。进行假设，利用假设进行情报分析，对情报分析人员来说是绝对必
须的，否则，他将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情报资料中，其结果将是情报资料百科全书式
的堆积，与情报分析是风马牛不相及。在情报分析时进行假设是必然的，完全摒弃
假设是不现实的。
但是，墨守成规、排斥新事物是人的天性，假设一旦形成，很容易转变成思维
定势。某种理论，一旦被请报分析人员所接受，它就会影响人的思维，甚至于使人
对新事物视而不见，情报失误就此发生。泽拉的错误正在于此。罗伯特·杰维斯指
出：当大量情报与占支配地位的观点不一致时，情报分析人员改变自己观点的可能
性要比那些不一致的情报逐步到来大得多。赎罪日战争前，阿穆恩收到这么多与泽
拉观点不一致的情报，但都没能改变他的思维定势，可见他的先人为主已经严重到
何种地步！
不合理的情报体制，再加上一个狂妄的情报
机构领导人，使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成为不可避
免。
战后，为了调查以色列在战争爆发前出现失误的原因，以色列成立了最高法院
院长阿格拉那特为首的委员会。委员会认为，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的最大原因是军
事情报部错误判断了阿拉伯国家的开战意图，军事情报部部长泽拉“严重失职……
不能继续担任军事情报部部长职务”，他的副手沙勒夫“不能继续在情报部门工作”，
其余两名高级军事情报官员也被解除职务。此外，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还就以色列军
事情报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阿格拉那特委员会为了纠正以色列情报体制方面的缺
陷，提出了五点改进措施：１．政府要有自己独立的辅佐机构，以便对政略和战略
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２．加强外交部情报研究室，使外交部能独立进行情报分析；
３各情报机构之间要进行情报交流，彼此之间提供原始情报材料，同时上报总理和
国防部长；４．鼓励情报人员提出不同意见；５．情报分析机构要设在摩萨德。
以色列情报界由四个国家级情报机构组成，它们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局“摩萨
德”，军事情报部“阿穆恩”，负责反间谍事务的“欣贝特”，从属于外交部的情
报研究室。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摩萨德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但由于以色列在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军事情报部的地位随之上升，凌驾于其他情
报机构之上。它使外交部情报研究室和摩萨德想要扩大规模或进行独立情报分析的
企图化为泡影。军事情报部不仅搜集军事情报，而且涉足其他情报领域，成为政府
主要的情报来源。由于以色列政府没有其他的参谋机构，它本身不能独立作出情报
判断，一切工作有赖于军事情报部。军事情报部不仅负责提供情报，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参与了政府的决策。这是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在这种体制下，以色列政府的决
策优劣就取决于军事情报部的工作质量。万一军事情报部工作出现失误，那么连改
正错误的机会都微乎其微。赎罪日战争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在９月２４日总参谋部
的会议上，泽拉夸口说，如果阿拉伯国家想发动战争，阿穆思至少会在４８小时前
得到警告。这样，以色列将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战争动员，挫败阿拉伯国家的进攻。
９月３０日，以色列军方高层人士再次开会，讨论战争问题。会上，摩萨德首脑扎
米尔、副总参谋长塔尔少将都忧心什仲，他们要求起码进行部分动员，但泽拉依然
很自信地说，阿穆周至少会准确无误地提前４８小时得到警告，因而反对采取任何
行动。１０月５日，“厨房内阁”开会讨论战争问题，埃拉扎尔要求动员预备役军
人，但遭到达标的反对。他对梅厄夫人说：“如果你采纳他的建议，我不会碍事，
也不会辞职，但是你很清楚，总动员是多此一举。”后来，达扬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他说，当时他确实没有想到会爆发战争，“我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而且在
那天我也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战争即将爆发。”事实是，在开会之前，达扬已经得
到泽拉的保证，迄今为止，情报显示出的征兆尽管是不祥的，但是，就地所见，战
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小而又小”，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同意进行
战争动员呢？
在战争爆发前，摩萨德通过各种途径获悉了埃及的‘白德尔行动”计划，摩萨
德首脑扎米尔竭力向泽拉和其他领导人说明，战争即将爆发，但泽拉等人无动于衷。
１０月４日晚，一位潜伏在开罗的摩萨德特工提供了埃及发起进攻的日期和具体时
间，摩萨德的值日官打电话给泽拉的副手。这位副手竟怒气冲冲地说，如果他胆敢
再次在这种时间告诉他如此荒唐的事情，就一定不让他在以色列政府机关于下去。
阿穆恩在以色列情报界的跋扈一至于斯，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
像泽拉那样，在以色列军界飞扬跋扈的还有达扬。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胜利，使
达扬的声望空前地提高了。正是达扬给了以色列人前所未有的信心，并且在短短的
六天内创造了军事奇迹。过去，以色列国父本一古里安被人们看作以色列胜利和生
存的象征，可现在达扬取代了他的位置。在国际上，达扬的声望也达到一个前所未
有的高点。美国陆军中将路易斯·沃特称达扬是一名杰出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并说
“我不希望与他处于对立面”。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安全全部寄托在达扬一人身上，
他说话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当他反对总动员时，梅厄夫人就只好动员１０万人，
而埃拉扎尔则什么事也干不成。事后，梅厄在以色列的电视节目里抱怨说：“如果
有某位有权建议动员的人来到时，我立刻就会同意。”梅厄此言，当然是在为自己
开脱责任，但你只要想一想，一个从来没有摸过枪杆子的老太太，面对一个有几十
年戎马生涯而对全面动员恰恰又持反对意见的国防部长，她能干什么呢？她能力排
众议，让国防部长当众难堪，宣布进行总动员？很难设想。达扬把一个难以处理的
球传递给了梅厄，让老太太去伤脑筋，结果当然没有出乎他意料之外。
可是这位以色列的战争之神却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只看到了以色列的力
量，而没有看到潜在的危险。他只了解自己的军队，却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对手。他
怎么也弄不明白，阿拉伯国家的失败一次比一次惨，却怎么也不肯坐下来与以色列
谈判，接受以色列的和平条件。他不止一次地夸口：“以色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１９７１年３月，在魏茨曼学院的演说中，他又说：“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
上，我们的处境都不可能比现在更好，如果战争重新开始，只会证明我们比以前更
强大了。”１９７２年４月，他又说：“有一系列的有利条件保佑着以色列，这是
我们的人民在过去从未目睹过的。第一个因素是以色列国防军，我们的军队优于敌
人，它为我们和我们的邻国带来了和平的希望；第二个因素是以色列政府拥有对从
约旦到苏伊土运河的管辖权。”达扬自信的话语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感染了
以色列人民。在他的影响下，没有人相信以色列有什么麻烦。除非埃及领导人疯了，
他才会下令跨过苏伊士运河。
事实戳破了达扬为自己营造的肥皂泡。战争爆发了，但埃及领导人没有发疯，
真正发疯了的是以色列领导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风暴熟视无睹，结果让以色列遭
到了惨重的损失。战争没有结束，就有人要求达扬辞职。有的人指着达扬说：“你
在今后一生中应当做花园工人，给阵亡战士坟墓上的鲜花浇水。”一份有６０人签
名的声明在报上发表，直言不讳地要求达扬辞职，为战争的失败负直接责任。阵亡
将士的家属甚至指着达扬喊“杀人犯”！
应该说达标和泽拉都是非常优秀的军人。俄后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认为，泽拉是
“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人，他给上。下级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并且深受政府的
尊敬”。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好的情报军官，充当情报部长更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然而，以色列政府选择了他，从而为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的灾难性的后果埋下了伏笔。
一名优秀的情报部长，应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尤其应该具有广阔的胸怀，
能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修正自己的观点，并适时地下达情报指令。他应该在上、下
级之间充当中介，使上情下达，使下级正确理解上级的意图。然而泽拉没有做到这
一点。他不仅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觉，而且还竭力影响军政决策人员的独立判断。
他相信他能使以色列政治机关的所有人都信服他。他不以为自己是一个参谋，而把
自己当成“以色列所有情报事务的唯一决策者”。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以色列情
报部门总共收到４００份情报，说明战争即将爆发，但是这些电报因为同泽拉的概
念相矛盾，被他全部扣留，结果，总参谋长埃拉扎尔没能看到这些情报。战后，他
对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说，如果他知道这么多情报，他肯定会改变看法。泽拉在错误
面前，还为自己辩解：“我在以色列军队服务的年月里，大部分时间是当指挥官而
不是参谋官，因此我的性格……没有给我养成向上请示、求教的习惯，凡属我职权
范围的事，我一般不推给上司处理。”正是这种自负的性格使他在危机迫在眉睫时
仍固执己见，终于给国家酿成巨大灾难。
这一点，泽拉与他的前任亚利夫形成鲜明的对照。亚利夫为人谨小慎微，他深
知情报无小事，一不小心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尤其像以色列这样一个处于四面包
围之中的小国。他在任时，每当埃及进行军事演习，他总是特别关注。因为他知道，
演习和战争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别，进行演习本身就反映了决策者的意图。只要时机
成熟，条件具备，一场演习随时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因如此，埃及对
亚利夫十分顾忌。当亚利夫在１９７２年退休后，阿拉伯国家总算如释重负。当亚
利夫得知接替自己的将是泽拉时，他说：“现在我们是在向灾难进发了，因为以色
列的军队系统由三个不懂害怕为何意的人来掌管了。”这三个被称为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