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误-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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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美国情报界在珍珠港事件前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情报资料，表明日本即将发动对
美战争，为什么美国情报界没有及时发出警告，从而避开这场突然袭击？罗伯塔·
沃尔斯塔特指出，尽管美国情报界在事件发生前掌握了大量的战争征兆，但是，这
些反映日本政府真实意图、预示事实真相的信号淹没在大量的与事实真相不相干甚
至完全相反的噪音中。这些噪音不仅起不到预警的作用，反而干扰了情报分析人员
对形势的准确把握，从而使他们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突然袭击因而发生。这个观点
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而罗伯塔·沃尔斯塔特通过一个具体个案研
究判断失误的方法也为学术界所认同。随后，巴顿·惠利、迈克尔·汉德尔、戴维
·卡恩及理查德·贝兹、克劳斯·诺尔……分别就“巴巴罗萨”行动、赎罪日战争、
古巴导弹危机等个案进行研究，并写出了《代号“巴巴罗萨”》、《赎罪日战争和
突然性的不可避免》、《国家情报估计失误：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突然袭击》、
《战略欺骗》等一批著作。１９７７年，《国际研究季刊》还集中推出一组文章，
讨论突然袭击问题。随着突然袭击手段在局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如何提高情报机
构的分析水平，及时发出战争警告从而避免突然袭击，成为各国军界及学术界普遍
关注的问题。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突然袭击不仅在军事上存在，在政治上。外
交上，也可以存在。突然袭击这个话题，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战略判断问题。这
种判断失误，实际是普遍存在着的。如建国后我国虽然经历过几次局部战争，没有
一次遭到突然袭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经历过判断失误带来的后果。６
０年代我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际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
党中央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与其迟打，不如早打。我国的军事战略、国防
工业、经济建设都建立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之上，结果延误了经济建设，人为地使国
内环境过于紧张，其后果至今难消。 西方关于判断失误的研究是在浓厚的冷战背景之下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战时的盟友反目成仇，北约和华约剑拔夸张，热点地区不断出现，危机和局
部战争频仍。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很担心苏联的突然袭击，随后出现的情报失误研
究本质上是为政府献计献策，因而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作者的笔下，
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好战成性的突然袭击的发动者，而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则成了突然袭击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的研究很明显带有一种政治偏见，其
研究成果也很难为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全盘接受。尽管如此，他们进行的理论研究及
部分研究结论还是可以参考，其研究方法还是可以借鉴。
“信号”与“噪音”。罗伯塔·沃尔斯塔特提出
的这两个概念精辟地概括了战略判断中存在的两大问
题。“信号”是路标，它指引人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而“噪音”则正好相反，它干扰人们的思维，引导人
们走入歧途。
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在研究珍珠港事件时曾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在珍珠
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报资料，足以预料到日本对珍珠
港的攻击。但是，由于这些情报淹没在大量不相干的“噪音”里，能使人觉察日本
意图的情报反而不引人注目。此外，每件情报资料都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情报
分析人员往往倾向于符合自己先人之见的解释，因而很难作出正确的情报判断。她
进而指出，所谓“信号”，是指那些有助于情报分析人员判断敌人意图的征兆、线
索的情报资料，而“噪音”则是与反映敌人意图不相干。甚至使情报人员作出错误
判断的情报资料，这些情报资料通常会抵消“信号”的效果。为了正确理解突然袭
击的本质，在研究那些预示着突然袭击但只有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出的“信号”的同
时，有必要对“噪音”进行研究。这个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通
过具体的案例研究判断失误的方法也为学术界所接受。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界通过各种情报手段确实搜集到了不少反映日
本意图的情报资料，但在分析这些情报资料时，情报人员却误入歧途。因为这些情
报资料，既涉及珍珠港方面，也涉及菲律宾、关岛、巴拿马等各个地区。在“魔术”
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报中，有关菲律宾的情报资料最多，相比较而言，有关珍珠港的
情报资料最少。事后看来，这些反映菲律宾等地的情报资料就成了“噪音”，它们
非但不能反映日本政府的意图，反而干扰了美国情报人员的判断，误以为日本真正
感兴趣的是菲律宾、关岛等地，而不是珍珠港，判断失误就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
前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古巴导弹危机前，美国情报界也得到了一些情报资料，说苏
联正在古巴部署导弹，但严格说来，这些情报资料的含义是含糊不清的。如大量的
古巴难民都声称他们看到了一种长形的管状物体，但这些管状物体真是导弹吗？是
地空导弹还是地地导弹？如果是前者，美国政府认为它是一种防御性武器，苏联在
古巴部署这种导弹是不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如果是后者，情况就完全不同
了。这些区别，末受过专门训练的难民是无法弄清的。再如美国参议员基廷，他警
告说苏联在古巴已有大量军事人员，这是准确的，但他又说，他从完全可靠的情报
来源得知苏联已将中程导弹运进了古巴，并说地空导弹可以很快地改装成中程地地
导弹，这就是说外行话了，在情报人员听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的总体印象
就是，基廷的话不可信，对他发出的警告不以为然也就很正常了。
巴顿·惠利也是较早进行判断失误研究的人员之一，不过，他选择的角度同罗
伯塔·沃尔斯塔特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战略欺骗在现代战争中可能具有某种特
殊意义。他搜集了几十次战争的资料，专门研究战略欺骗对情报判断的影响。他发
现，战略欺骗和战争的突然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说来，不进行欺骗也可能
达成突然性，但是，如果进行欺骗，则可以保证达成突然性。惠利据此重点剖析了
“巴巴罗萨”行动，并于１９７３年出版了《代号“巴巴罗萨”入他认为，罗伯塔
·沃尔斯塔特的“噪音”理论对“巴巴罗萨＂行动并不完全适用。斯大林之所以木
相信苏联会遭到突然袭击，不是由于苏联情报机构得到的“信号”含糊，恰恰相反，
德国情报机构一直在竭力降低那些有可能干扰斯大林判断的“噪音”的含糊程度，
并且发出十分清晰的“信号”：德国不会入侵苏联。这些由德国情报机构精心散布
的假“信号”的力度远远超出了那些含糊的噪音。惠利因而认为，罗伯塔·沃尔斯
塔特的“噪音”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有关突然袭击的所有案例，至少对“巴巴罗萨”
行动来说是如此。
惠利的研究结论拓宽了判断失误研究者的视野。应该说，被罗伯塔·沃尔斯塔
特选为研究对象的珍珠港事件，虽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由于日本的战略欺骗水
平较低，她在研究时几乎完全忽略了日本战略欺骗对美国情报界的影响，得出的结
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也就不足为怪了。相对于珍珠港事件，惠利选择的“巴巴罗萨”
行动更具有典型性，因此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罗伯塔·沃尔斯塔特的结论进行修正。
惠利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此后，战略欺骗被当作引起判断失误的主要因素，
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也要超过一般的“噪音”。经过修正的“噪音”理论被学术界
普遍接受。
１９７７年，《国际研究季刊》第对卷集中推出一批有关判断失误的文章，其
中由迈克尔·汉德尔撰写的《赎罪日战争和突然性的不可避免》引人注目。汉德尔
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大大发挥了“噪音”理论。他提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情
报分析人员面临三重“噪音”障碍，其一是由敌人引起的“噪音”障碍。在很多情
况下，敌人的目标和意图并不明确，同时存在很多目标。如珍珠港事件，一直到１
９４１年９月，日本还未确定是南进还是北进。在赎罪日战争前，叙利亚和埃及在
确定进攻时间方面也有分歧。这些都为情报人员分析敌人的意图造成困难。影响情
报分析的第二重“噪音”障碍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过于紧张会分散情报人员的注
意力，如珍珠港事件前，欧洲战场的形势分散了美国情报人员对日本的注意力。朝
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情报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和伊朗。在美国情报界开列的“危
险地区”名单中，朝鲜列在第十名之后。美国根本没有想到在朝鲜这个小岛会发生
一场战争。
但是，国际形势过于缓和又会掩盖敌对双方的紧张状态，钝化情报人员的嗅觉。
如赎罪日战争前，美苏之间出现缓和，国际社会也在阿以之间进行调停。这种缓和
局面使以色列情报界和决策层错误地认为，为了维持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和局面，
苏联会阻止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 因此， 无论国际环境如何都会分散情报人员对
“信号”的注意力。
情报人员面临的第三重“噪音”障碍是自我产生的“噪音”，这主要是由情报
人员的先入为主引起的。 汉德尔认为， 情报人员应该意识到，要区分“噪音”和
“信号”十分困难。在情报分析人员眼中，所有的材料都是“噪音”而不是“信号”
，因此，对各种情报资料，不管其有无根据，都必须一视同仁。路德瓦克和霍罗维
茨也认为，如果不是从事后看，“信号”与“噪音”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区别。
所谓能避免判断失误的说法，都是一些事后诸葛亮。
大体而言，处于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人又有
一种固有的倾向：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别人的行为取向。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方
法常常使情报分析人员一错再错。克劳斯·诺尔认为，突然袭击可以分成技术上的
突然袭击和行为上的突然袭击两类，前者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进攻方的行动与被进攻
方的预期目标相冲突，而是因为进攻方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行为，而后者的发生是
因为进攻方的行动与被进攻方的预期不相吻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诺尔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从正常的思维角度来看进攻方的行为不符合理性，而这种高度非理性
的行为是难以预测的。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决策者和情报人员认为，由于日本和
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于日本而言无异于自寻死路，美
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必将遏制日本决策者的开战决心，战争不会轻易爆发，即使
发生战争，炸弹也不会扔到美国人的头上。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忽视
了日本和美国的文化背景差异。美国人信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认为战争是政治的
继续，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目的，战争只是解决矛盾的手段之一。但在日本看
来，由于美国的经济封锁，日本的统治体制有崩溃之虞，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挽救
摇摇欲坠的统治体制，日本决策者不惜一战，哪怕战败也在所不惜。因此，制约日
本发动战争的经济封锁成了日本决策者决定蜒而走险的催化剂。赎罪日战争的情况
同样如此。以色列人信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相信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目的。
如果以色列不能在战争中取胜，那它就会灭亡。它相信，其他国家所面临的情况同
样如此。它认为，埃及和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萨
达特贸然开战无异于自寻死路。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想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面
临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已经失败了三次，多败一次又
何妨！ 再说， 萨达特的战争目的并不是为了收复失地或消灭以色列，只要能打破
“不战不和”的局面，让以色列和美苏等国认识到埃及的存在，同意由埃以双方坐
下来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进而恢复埃及国民的自信心，这就足够了。他并不需要取
得彻底的军事胜利，只要能渡过苏伊士运河，在运河东岸站稳脚跟，他就达到目的。
在这里，军事失败被转化为政治胜利，而这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以色列人无论如
何也无法想象的。
在进行情报分析时，这种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估计对手的行为准则而造成的失
误几乎很难避免。情报人员在进行情报分析时，通常都假设别人会按照正常的思维
方式考虑问题。实际上，由于各民族的价值观不同，其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考
虑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它们作出的选择可能会完全不同。研究者们认为这种由于文
化背景差异而引起的文化“噪音”是引起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尽量避免推己及人，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当是避免判断失误的一个有效方法。
先入之见，先入为主，困扰着情报分析人员。
如何避免先入为主，各位分析家各有高论，但实际
上收效甚微。
艾维·什赖姆认为，判断失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突然性
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人性的心理现象。任何现象都不会自己说话，它们必须由人来
解释。在解释过程中，解释者的信仰、印象、偏见以及乐观、悲观、是否自信等因
素都会对他产生影响。情报分析人员在进行分析前，一般会根据国际、国内环境以
及自身对事物的了解提出一个假设，然后以此来取舍情报资料。这就是所谓先入之
见。这种先入之见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是必要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没有先入之
见，情报分析人员处于一大堆情报资料中将无所适从，情报分析也就无从谈起。但
是，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先人之见很容易变成一种思维定势，情报人员在进行情报
分析时，把各种情报资料塞进这个框框，并以之为判断情报资料真伪的标准。这样，
他们就成了自己教条的奴隶。这就是所谓无人为主。在引起判断失误的各种原因中，
由于情报人员的先入为主而导致的失误频率很高。这样，情报人员就处于一种十分
尴尬的境地：没有假设，情报分析难以进行；进行了假设，又很容易受假设左右。
而且，越是为以往的经验证明是成功的假设，越是会成为情报分析人员的桎梏，也
越是危险。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一直认为，日本如欲发动太平洋战争，
一定不会首先进攻美国，相比较而言，英国、荷兰在远东的殖民地更容易遭到进攻。
美国情报人员认为，日本的战争准备首先是针对英国和荷兰的，美国不会遭到进攻。
据此假设他们排斥了与之相矛盾的情报资料。当美日关系持续紧张，日美战争不可
避免时，美国情报人员又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日本要发动对美战争，那么最可能
遭到进攻的将是菲律宾。泰国或关岛，而不是珍珠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美
国通过“魔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