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误-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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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时，美国情报人员又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日本要发动对美战争，那么最可能
遭到进攻的将是菲律宾。泰国或关岛，而不是珍珠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美
国通过“魔术”得知日本将在下午１点断绝美日关系，马歇尔决定将此情报通知美
国的海外基地。陆军作战部长杰罗竟然冲着通讯官员大叫，说如果发电顺序有先后
的话，那么第一份电报应该首先发给菲律宾，而不是珍珠港。正是这种一厢情愿的
假设，使得美国情报人员虽然面对大量的“魔术”情报，却无法从中觉察出口军的
进攻方向。
在古巴导弹危机前，美国情报界也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苏
联从来没有在其他国家部署过中程导弹，即使在华约国家也没有部署过，它怎么可
能在古巴部署这种导弹呢？更何况，美国和苏联都认为卡斯特罗是一个靠不住的领
导人，赫鲁晓夫怎么可能把这种能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卡斯特罗呢？因此，尽管基
廷一再声称他从可靠的情报来源得知，苏联正在古巴部署远中程导弹，但是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还是受命辟谣：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古巴政府会同苏联
政府联合起来安装大规模的进攻性设施，并称“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但１０月
１５日，照相侦察即显示在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已经建有弹道导弹发射场，危机
发生了。
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军事情报部的先入为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成
了先人为主的一个典型。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部长泽拉根据１９６７年第三天中东战
争后阿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对以色列军政当局作出了几条保证：１．埃及在取得空
中优势之前，不会发动进攻；２如果没有埃及的配合，叙利亚也没有能力单独发起
一场战争。泽拉提出的这几个保证，被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奉为概念，并被视为判断
情报资料真伪的标准。如果符合这两个标准，那么该情报就是真实的，否则就是假
的。在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情报部门曾通过各种途径搞到埃及即将发起攻击的情
报资料，但都因为同泽拉的两个概念相矛盾而被判为假情报。
应该说，泽拉的两个假设在“六天”战争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正确的。
１９７２年６月６日，埃及国家情报局局长艾哈曼德·伊斯梅尔·阿里在一份情报
估计中称，由于以色列的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明显，埃及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突然袭
击。萨达特和国防部长萨迪克也同意以上意见。但是，埃及军方通过研究表明，苏
制萨姆导弹可以有效地抵消以色列的空中优势，没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埃及同样可
以拥有制空权。从１９７０年８月开始，埃及大量引进苏制萨姆导弹，阿以力量对
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泽拉的假设前提消失了，但是，泽拉的假设仍然统治着以色列
军事情报部。
赎罪日战争后，人们对泽拉的假设提出了很多批评，并进而批评他所使用的假
设方法。但是，研究者们认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完全摒弃假设是不现实的。罗
伯塔·沃尔斯塔特认为，如果没有假设作指导，任何人都无法把“噪音”从“信号”
中挑选出来。关键是防止假设变成先入为主，主宰情报人员的分析。对此，研究者
们提出了几种办法：首先，情报人员必须意识到，任何假设都是主观的，在进行情
报分析时，必须尽可能地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其次，在判断敌人的行为模式时，
情报人员的假设必须尽可能地简单明了。假设越是简洁，情报人员发现与之不相符
合现象的可能性越大，从而有可能对自己的假设进行修正，而不是让与假设不相符
合的现象轻易地漏掉。第三，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政治、军事环境不断修正假设，使
之符合客观实际。第四，尽力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作出各种假设，以免成为一种
信条的奴隶。约瑟夫·里维拉进而认为，通过常规程序来修正假设很难实现。一般
情况下，情报机构在作出假设后，所有情报人员都必须信守这种假设，那些持反对
意见的人都将被调离原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情报机构应该成立一个专门小组
来证伪该假设。他们有权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并要求得到反馈，确定决策者是否
理解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客观环境支持自己的假设，他们有权提出新的政策建议。
研究者认为，为了避免假设演变成先入为主，传统的情报分析方法如综合法、分析
法应加以改进，证伪法在情报分析时大有可为。
应该说，综合法、归纳法和分析法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情报分析方法，离
开这些方法，情报分析将无从下手。但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尤其是在战略欺骗
广泛使用的情况下，这些传统的情报分析方法的缺陷性也日趋明显。因为，情报机
构掌握的大量情报资料在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前，实际上是鱼龙混杂，
“信号”与“噪音”兼有，有时“噪音”的比重甚至还超过“信号”。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情报分析人员仅仅使用归纳法或综合法，他的分析结果将与实际情况恰好
相反。在赎罪日战争前，针对埃及的军事演习，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出现了两种对立
的观点：以泽拉为首的情报人员认为，埃及正在进行的军事调动是演习，而另外一
些情报人员则认为，埃及的军事演习实际上是一种幌子，其目的在于完成战争准备。
这两种观点如果用传统的方法来分析，都可以找到证据，都可以成立。何者为真，
何者为假？传统的综合法、归纳法对此无能为力。但是，如果当时情报人员使用的
是证伪方法，则局面可能完全两样。两种观点都能被证伪，但是，根据矛盾律，两
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对立的判断何者为
真，何者为假？证伪法并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根据常识，只有以演习的
形式掩护战争准备，而没有打着战争的幌子而进行的演习，除非对方的决策者真的
发了疯。这样，谁真谁假，一眼可知。
如何正确运用证伪法？伊萨克·本·以色列认为，首先要尽可能地提出各种假
设，假设的范围越周详越好。其次，对各种假设进行证伪而不是证实，因为，有些
情报资料可以同时证实两种绝然相反的假设。只要有一件情报资料证明该假设不能
成立，该假设就被证伪，情报人员应毫不犹豫地否定它，不管同时有多少情报资料
支持它。情报人员应该不断地提出假设，不断地进行证伪，直至得出符合实际的结
论。赎罪日战争前埃及的战备活动到底是一场演习，还是为了发动一场战争？对这
个问题用证实的方法或归纳法。综合法都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军事调动可以
是为了演习，也可以是为了发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泽拉一味坚持自己的教条，
对新情况新问题采取鸵鸟政策是不足取的。如果他采用证伪法，马上就可以得知，
这一次阿拉伯国家的行动远非寻常，军事调动是为了演习的假设很难成立，战争一
触即发。
不发警告会导致措手不及，警告过多会削弱
警告的可信度。“狼来了”效应让情报人员好生为
难。
作为统帅部的战略哨兵，情报机构应该在战争爆发之前向决策者发出警报，以
便决策者能及时采取预警措施，挫败敌人的突然袭击。一般而言，在每次突然袭击
发生前，情报机构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发出警报，但是，这些警报大多不能兑现，突
然袭击还是不能避免。这就是所谓“狼来了”效应。情报机构发出的这些警报，不
仅不能起到预警作用，反而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麻痹心理，当真正揭示危机来临的警
告发出时，人们反而不以为然。
美国军界早就意识到日本有可能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其方式可能是空袭或
潜艇攻击。对美国海军来说，奇袭珍珠港已经成了一种常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
梅尔在上任之初也提出过这种可能性。１９４１年１月，美国海军部电告太平洋舰
队，据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提供的情报，日本将以偷袭珍珠港开始美日战争，要太平
洋舰队提高警惕。１０月１８日，鉴于日本内；阁改组，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上
台，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命令美国海军进入戒备状态，说日本有进攻英国和美国的
可能性。１１月２７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向珍珠港发出战争警告令，说日本即
将采取侵略行动，要太平洋舰队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由于前几次警告均是虚惊一
场，这个真正的战争警告在珍珠港也就没有引起任何反应。金梅尔对太平洋舰队在
珍珠港口发现不明潜艇的报告也懒得理睬。在古巴导弹危机前也存在类似情况。早
在危机发生一年半前，古巴难民就报告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但事实上是无稽之谈。
１９６２年９月，古巴难民报告苏联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导弹，但这些报告查证下来，
要么是地空导弹，要么就是什么也没有。当古巴难民再次报告苏联在古巴部署了中
程导弹时，情报人员就不相信他们的报告了。情报人员认为这些难民都是些反卡斯
特罗分子，他们一心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打回古巴，恢复自己的家园，他们提供的情
报缺乏客观性。
赎罪日战争前，“狼来了”效应对情报人员的影响尤其明显。萨达特继任总统
后，曾将１９７１年定为“决定的一年”，但实际上他当时还没有力量发动一场战
争，所谓“决定的一年”成了人们的笑柄。但是，萨达特此举却对以色列情报分析
人员产生了很大影响。卡罗尔·贝尔指出：“（赎罪日战争）前两年埃及没有实现
的威胁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及无力在军事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有意
无意地成了埃及人隐蔽自己意图的阴谋。”１９７３年５月和８月埃及的两次军事
动员更是起到了削弱以色列人警觉的作用。以色列情报机构两次发出警报，认为战
争即将爆发，但两次警报都是不成功的。决策层因而认为，对情报界的警报不必过
于认真。当埃及宣布于９月３０日再次进行动员时，以色列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寻
常动员，不以为意。国防部长达扬说“萨达特曾两次使我们宣布总动员，每次都使
我们毫无价值地浪费了１０００万美元。所以第三次再来的时候，我以为又像前两
次一样是一场儿戏，但我失策了”。梅厄夫人说：“这个国家中无人意识到，在过
去的一年里我们有多少次从同一个情报来源得到情报说这天或那天战争就会爆发，
但战争都没有爆发。我不会说这已经足够好了，但我确实认为它问４我们的决策的
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虚假警告对情报分析人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巴顿·惠利认为，虚假警告的
数量越多，同突然袭击相关的机会就越大，而且，虚假警告还起着破坏情报来源可
靠性的作用，并使以后的警告效果减弱。“狼来了”效应大大干扰了对敌人未来行
动的情报估计。
警报过多会削弱情报人员的可信度，使得后来的警报难以受到应有的重视。但
是，如果情报人员过于限制自己的警报数量，也许会错过最佳告警时间，从而使决
策层在面对突然袭击时显得束手无策。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决
定不向太平洋舰队发进一步的警报，理由是，此类警报已经太多了，结果斯塔克后
来也遭到指责。如何把握好预警的时间，将是令所有情报人员头疼的问题。
Ａ式欺骗和Ｍ式欺骗。可以相巨转化的战
略欺骗让情报人员伤透了脑筋。
前面已经说过，巴顿·惠利在研宪“巴巴罗萨”行动后提出，战略欺骗是苏联
出现判断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结论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研究发现，绝大
多数突然袭击都伴随着战略欺骗。
欺骗有两种形式，其一是Ａ式欺骗，这种欺骗的主旨是增加模糊度，让对方感
到疑惑，拿不定主意该相信什么，从而达到保密的目的。Ａ式欺骗必须使整个骗局
看起来很合乎清理。如诺曼底登陆前，为了不让德军察觉盟军的真实登陆地点，盟
军有意增加情况的模糊度，让德军觉得盟军有可能在加来、挪威、法国南部及意大
利登陆，从而摸不清盟军的真实意图。欺骗的另一种形式是Ｍ式欺骗，它与旨在增
加模糊度的Ａ式欺骗相反，而是尽力减少模糊度，让一种假情况具有非常的吸引力。
如“巴巴罗萨”行动，德军竭力让斯大林相信，它在发动侵苏战争前一定会发出最
后通牒，所以在东线集中兵力，只是为了入侵英国。惠利认为，这个关于最后通煤
的计谋，消除了德军动向的暧昧性，使斯大林相当自信地作出了决定性的错误判断。
研究者还发现，Ａ式欺骗和Ｍ式欺骗是可以转化的。
欺骗之所以能对对方情报人员产生影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迎合了情报人员
的先。之见。研究表明，使欺骗对象进入他倾向于采取的方向，比使他进入与原有
想法背道而驰的方向要容易得多。欺骗对象的倾向性越强，他越可能忽略或曲解与
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不相一致的情报。欺骗者的任务就是提供强化对方倾向性的线索，
尽可能减少或消除与这种倾向性不一致的蛛丝马迹。一段而言，被骗者容易产生自
我欺骗。绝大多数欺骗之所以会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被骗者的自我欺骗。如“巴
巴罗萨”行动之所以能取得突然性，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认为，德军在结束西线战
事之前不会进攻苏联，在此之前，德国在东线的兵力集结是为了讹诈苏联，以便从
苏联得到更大的好处。一切有关德苏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都是帝国主义散布的、有
意挑拨德苏矛盾的谣言。正是这种自我欺骗，使斯大林在情报机构发出大量警报后
仍执迷不悟。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情报机构认为，由于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倾向
于以色列一方，阿拉伯国家将无法对以色列开战。阿拉伯国家也有意识地利用了这
种先人之见，在战争准备阶段大力贬低阿军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以色列人的信心。
如何克服敌方的战略欺骗？研究者认为，虽然加强情报的搜集与分析有助于发
现敌人的欺骗，但这并不能确保克服敌人的战略欺骗。对欺骗保持警惕，也许能使
情报人员更加谨慎地对待情报资料，但也会使情报人员疑神疑鬼，对所有的“信号”
都抱怀疑态度。如果欺骗本不存在，提高警惕性可能会使情报人员产生存在欺骗的
错觉。如果确实存在欺骗，而其目的只是利用和增强对方的先人之见，提高警惕性
可能使情报人员拒绝考虑那些相反的“信号”。情报人员一旦认定“信号”不可信，
其先入之见必然起更大的作用。那些被看作欺骗性的、因而不予考虑的“信号”，
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与先入之见不相符合的“信号”。亚伯拉罕·本维茨认为，在估
计迫在眉睫的进攻时，若对战术迹象予以重视，将战术迹象与战略假设分开，可能
会减轻敌人突然性袭击的程度。他认为，战略假设有大量情报资料为根据，通常能
维持相当长时间，而战术迹象是有关敌人进攻准备或意图的具体报告，它表明事态
正向什么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