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误-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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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相当长时间，而战术迹象是有关敌人进攻准备或意图的具体报告，它表明事态
正向什么方向发展。这种将战略假设与战术迹象分开的方法，非常类似于将原有想
法与新“信号”分开。本维茨提出，只要战略假设与进攻迫在眉睫的战术迹象发生
分歧，情报人员就应感觉到某种直接威胁，并进行适当的准备。过去的经验表明，
如果战略假设与战术迹象发生分歧，占上风的总是前者。本维茨建议，在决策过程
中，应给予战术迹象更多的重视。但是，小理查兹叫·霍耶尔提出，本维茨没有考
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引起人们警惕的战术迹象可能是对方的演习或恐吓，如果
将此类行动当作敌人的进攻“信号”，就可能增加发假警报的机会，而这，也是要
付出了极高代价的。虽然一般而言，我们应当根据收到的不一致的战术情报或其他
情报来改变我们的想法，但在具体情况下，我们无法预先知道自己是应该重新审查
原来的估计，还是应该保留长期以来形成的想法。霍耶尔提出，欺骗取得成功，一
般都有一个共同因素，即对方的分析人员为思维定势所限制，不能对一致的“信号”
作出有效反应。从不同的角度看同样的情报资料很不容易，但这正是发现欺骗所必
须的。因此，打破思维定势对反欺骗分析极为重要。霍耶尔最后提出，传统的直觉
分析方法不能充分有效地觉察欺骗，必须探索其他方法。而本·以色列认为，最好
的方法还是证伪法。
一项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一个可能永远不会
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它留给人们的是一串串的思
考……
有关判断失误的著作已经是汗牛充栋，研究人员提出的各种方法也在实践中不
断使用，但遗憾的是，判断失误并没有避免，同样的错误人们一犯再犯，让人百思
不得其解。
是情报人员过于蠢宋，以至于对专家的意见不得要领？木是。入选各国情报机
构的，都是顶尖人才。愚笨绝对与他们挂不Ｌ边。
那么，是施骗者的手段过于高明，以至于情报人员无法觉察？也不是。实际上，
施骗者的手段是有限的，情报人员闭着眼睛也可以把它们—一列举出来。可是，判
断失误仍然不能避免。
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回答是：情报分析本质上是一个过于复杂、随意性过强的问题，它不存在标准
答案。敌人的意图完全是一个主观性的东西，它全在于敌方决策者的一念之差。作
为一个人，他可以按一般的规律考虑问题，也可以独辟蹊径，从一个完全相反的角
度考虑问题。他最终采取的措施可能有两种结果：与对方的判断相吻合，与对方的
判断截然相反。情报人员可以预计到这一点，但关键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从正面
思考问题，还是从反面思考问题。情报人员作出的每一种判断都有５０％的可能性。
从概率上讲，正确的概率似乎与错误的概率相等，但实际上，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
的大事上，这种判断的价值近乎为零。决策者在作出选择时，只能祈求上苍保佑：
但愿这次押的宝是对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判断失误全无规律可循。如果这样说，那么情报判断就全无
科学性可言了，情报机构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事实上，经过研究，人们还是发现
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兹举其大者。
判断失误可以发生在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但主要还是情报分析失误。这是众
多研究人员几乎一致的看法。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纯粹由于缺乏情报资料而造
成的判断失误几乎没有。美国在海湾危机前的失误主要不是判断失误，更不是情报
搜集失误。判断失误之所以发生，不在于情报机构没有掌握相关的情报资料，而是
因为干扰情报人员分析、判断的“噪音”太多，以至于情报人员无法从中得出正确
的结论。情报资料的数量与判断失误的发生率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那种认为可以通
过最大限度地搜集种种情报资料从而克服判断失误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在由于判断失误而引起的军事灾难中，情报传递渠道不畅加剧了灾难的程度。
在很多情况下，情报机构都发出了战争警告，但由于预警时间过短，决策者无法采
取适当的行动，军事灾难无法避免。如赎罪日战争、珍珠港事件、“巴巴罗萨”行
动……都是如此。这其中，情报传递渠道不畅是一个重要因素。如珍珠港事件前，
美国情报部门在１２月７日上午９点３０分截获日本对美备忘录的第１４部分，知
道日本即将对美采取行动，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１２时１２分才通知夏威夷
采取戒备措施，而且他没有使用传递速度最快的电话，而是通过电报（而且是商业
电报！）发出的。假如马歇尔星期日没有休假，珍珠港起码有四个小时的预警时间，
即使马歇尔迟至１２时１２分才发出警戒令，珍珠港仍有４０分钟的预警时间。突
然袭击虽然不可避免，但起码损失是可以大大减少。但实际上，由于情报传递过程
中的问题，美国并没有抓住情报界带来的宝贵的预警时间。在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
日晚上，苏军前线部队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德军即将发动进攻，但是他们没有通
过紧急渠道将这一情况报告莫斯科；同样，铁木辛哥元帅在发出警戒令的时候，也
没有使用传递速度最快的电话，而是使用了电报。电报的拍发延误了苏军的预警，
以至于有些军事单位直到战争爆发还没有收到这份至关重要的预警命令。
成功的战略欺骗离不开出色的情报保障，同样，识破敌人的欺骗阴谋也离不开
出色的情报保障。在“霸王”行动中，盟军占有十分有利的位置。首先，由于无线
电破译技术上的突破，盟军掌握了“超级”机密，据此，盟军可以准确地了解德军
的兵力部署、战争动向及德国最高统帅部对“卫士”计划所作出的反应，“超级”
机密甚至透露了隆美尔和龙德施泰特在兵力部署等问题上的争论，因而可以对症下
药，适时修改欺骗措施。而德国情报部门在这方面则相形见拙。虽然西线外军处也
有无线电情报部队，并且是德国主要的情报来源，但是，德军在密码破译方面没有
取得重大突破，只能依赖无线电测向判断盟军的动向，其准确性大成问题，最后甚
至成了盟军进行欺骗作战的帮手。
欺骗必须看起来是可信的。只有符合敌人意图的欺骗，才有可能被敌人相信。
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希特勒知道斯大林的观点：德国在结束对英战事前不会进
攻苏联，因而也就利用这一点大行欺骗。赎罪日战争前，埃及知道以色列十分重视
埃以力量对比分析，因此也就围绕这一点大做文章。在新闻媒介的报道中，埃及军
队不仅装备差，训练水平也低，根本不可能向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挑战。在诺曼底登
陆战前，盟军事先已经知道希特勒对北欧和巴尔干半岛的防御十分担心，从这两个
地方进攻欧洲大陆也确实有可取之处，这些欺骗计划符合希特勒的先入之见，因而
打中了希特勒的要害，不由得他不相信。此外，假情报不仅要披上真实的外衣，而
且要从不止一个情报来源得到证实，其可信度才高。就“坚韧”计划而言，它所虚
构的两个集团军，都可以从多个情报来源得到证实。首先是德军无线电情报部队侦
察到这两个集团军上空有大量的无线电“信号”；其次，双重间谍提供了这两个集
团的番号。编制及作战任务；再次，受蒙骗的德国空军拍下了两个集团军的照片；
最后，成为盟军俘虏的汉斯·克拉默将军也为巴顿集团军的存在提供了佐证。他不
仅看到了装备精良的盟军，而且同巴顿将军一起吃过饭。回国后，他的惊魂未定的
神态就不由你不相信他所提供的情报。这样，得到过多情报来源证实的假情报就成
了真情报，虚构的美国第１集团军和英国第４集团军也从纸面成为现实，加来海峡
将是盟军的主攻地点也得到了确证。盟军终于达到了欺骗目的。
出色的战略欺骗离不开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完全保密仅仅是理论上应该追
求的目标，实际上很难做到。在某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泄密还有助于强化欺骗效
果。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突然袭击实例都存在各种程度的泄密。如赎罪日战争前，
埃及民航意识到战争即将爆发，自行决定所有民航班机停飞；苏联紧急撤离其驻阿
侨民也引起了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警觉，但事实上埃及仍然达到了欺骗效果。诺曼底
登陆前，盟军规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盟军并没有做
到完全保密，泄密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当时，这种泄密曾引起盟军的阵阵恐慌，不
过，事后看来，这些泄密事件并没有引起敌人的重视，原因也很简单。德国人已经
知道盟军在进行欺骗，但是，由于已有的情报已经得到大部分情报来源的证实，其
可信性无可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泄露出来的、与假情报背道而驰的新情况只能被
看作是敌方故意施放的“噪音”。情报机构不仅不能否定原有的情报，而且必须千
方百计地摒弃这些新出现的“噪音”，在分析时不要受它的影响。事实上，在登陆
目前，德国情报机构曾收到二百五十多份间谍的报告，他们众口一辞，说盟军将于
７月在加来登陆，只有一名德国间谍的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但由于他以前多次向
德军送过假情报，德国人并不相信他的情报，认为这只不过是盟军制造的又一个骗
局而已。由于假情报总是与真情报背道而驰，德军断定登陆目一定不会是６月５日
～７日，而是其他共一段时间，地点也不是诺曼底。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军最
高统帅部举行了一次形势讨论会，会上，希特勒坚持认为，诺曼底登陆是一次佯攻，
盟军只是想欺骗他，把德军的兵力从真正的登陆地点引开。他说：“我们收到的许
多报告中，有一份报告竟然准确地预测登陆的地点、日期和时间。正是这一点使我
更加认为，现在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进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真实的情报反
而成了假的，从而大大强化了欺骗效果。
经验无助于克服判断失误。虽然历史会有惊人相似之处，对以往欺骗实践和各
种判断失误的了解可能有助手情报人员进一步提高对欺骗的警惕性，更加审慎、系
统地判断各种情报，识破敌人的欺骗阴谋，避免判断失误，但实践表明，经验对克
服敌人的欺骗阴谋并无多大帮助。因为历史并不会重演，对欺骗保持警惕只会使情
报人员更加疑神疑鬼，从而导致判断失误的发生。希特勒一直相信盟军在发动主攻
前，一定会有牵制性的进攻行动，盟军在安齐奥的登陆证明了这一点。在登陆目前，
希特勒还是坚持这种看法，他一直力图识破盟军的欺骗阴谋，确定盟军的主攻方向。
他认为，在透过盟军施放的迷雾、识破盟军的欺骗阴谋之前，保持部队的原地不动
至关重要。这也是后来希特勒迟迟不向诺曼底增兵的原因。此外，他还认为，盟军
在选定登陆场时，一定会考虑港口因素，他下令将西线的港口全部划成要塞，命令
德军在那里死守。他没料到，由于迪埃普袭击的失利，盟军已经决定不再选择大港
口作为登陆地点。再如海湾危机。美国学术界通过珍珠港事件的研究已经得出明确
的结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判断对手的行为取
向，这个结论为情报界所认同，但是，在海湾危机前类似于珍珠港事件的情况仍然
发生了。这不是因为美国情报界不善于吸取经验教训，而实在是因为情报分析的难
度太大，因为你不知道对手的行为取向是否合乎常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学者
认为判断失误和突然袭击不可避免有一定的道理。
绝大部分案例研究揭示，情报体制的不完善是判断失误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情报界四分五裂，实际上缺乏一个综合的情报分析机构。苏德
战争前苏联情报界是苏军情报部一统天下。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军事情报部主宰以
色列情报界，泽拉排斥其他情报机构，成为以色列政府唯一的情报顾问，等等。因
此，研究者提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情报体制，以克服判断失误。但我们认为，仅仅
在情报体制上下功夫并不能保证克服判断失误，情报体制的完善与否仅仅是相对的，
完美元缺的情报体制也是一个我们应当不断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
的。在情报体制上，应该避免某个情报机构一统天下的局面，要建立几个相互竞争
的情报机构，鼓励它们用不同的方法对敌人的意图进行研究，在每个情报机构内部
也应实行多元化，在情报搜集方面鼓励带有协调性的竞争。
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绝对避免判断失误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
遭到突然袭击的军队应该做好在遭到袭击条件下的作战准备，它的军事计划。兵力
部署和动员体制应该建立在没有预警时间的假设上，同时应该制订一系列的应急计
划。此外，必要的心理准备、经常性的军事演习也有助于减少突然袭击带来的损失。
至于情报机构，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敌人的意图分析上，时刻牢记战争是政
治的继续，政治目标的实现比军事胜利更重要，军事实力对比与战争是否爆发之间
并不总是存在直接联系，珍珠港事件如此，赎罪日战争亦是如此。在遇到可能遭到
突然袭击的情况下，应该及时预警，适时动员，做好战斗准备。这种方法虽然代价
会高一些，但是，它也更安全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