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当代文学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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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最主要的历史事件外，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对一些重要历史事实也作　

　　了完全相反的描写，比如胡福本应传位于他的儿子哈佛拉，小说却写他传给　

　　一位勇敢、坚强、热情、忠厚的王室以外的青年。历史只提供一个基本框架，　

　　其精神的血脉则完全是当代性的。　

　　　　　　　　《雨中情》以1967年埃以战争为背景，当时在战局对埃及极为不利的情　

　　况下，迈哈福兹连连发表政论性文章，激励埃及人民振奋精神，为收复失地　

　　而英勇奋战。在大声疾呼之余又创作了这部小说，对战时埃及社会的人生世　

　　相进行深入描绘。“雨中情”的“雨”是指炮火连天，枪林弹雨的环境，“情”　

　　则主要是指一批不顾民族危亡的男女醉生梦死的生活，其中通过放映色情影　

　　片诱骗女孩子的摄影师，利用职务之便污辱演员的电影导演，追求金钱和变　

　　态性爱的老鸨等都刻画得入木三分。作者要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　

　　犹歌舞”的现实来惊醒麻木的人们。　

　　　　　　　迈哈福兹最钟爱的是他的“三街”：《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　

　　街》，这也是公认的他的代表作。这个三部曲所展现的是自1917年至1944　

　　年间埃及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它以一家三代人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　30　

　　年间埃及社会的动荡和变化。迈哈福兹历来认为文学应成为社会发展的晴雨　

　　表，应有助于读者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这部作品正是他这一创作思想的卓　

　　越体现。　

　　　　　　　　《宫间街》的中心人物是开罗的普通商人阿卜杜·贾瓦德。他以绝对权　

　　威主宰着自己宗法制的家庭，但是世道在变，子女们各自在寻求自己的生活，　

　　他们不顾父亲的恐吓和惩罚，设法挣脱束缚，独立做人，贾瓦德深感痛苦和　

　　迷惘。儿子法赫米在游行时遭枪杀，他的死象征着反叛的年青一代面临的艰　



①　《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第222　页。　

②　《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第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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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道路。贾瓦德逐渐明白旧式的权威已无法限制今天的青年人，只好向儿　

女们让步。　

　　　　　　《思宫街》中，小儿子凯马尔继承了哥哥法赫米的观点，但他并不像法　

赫米那样投身民主运动，只情愿做一个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旁观者。而孙子一　

辈则充满了政治热情，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立志为民族解放　

斗争献身。但也有一部分青年人加入了反共的“穆斯林兄弟会”。　

　　　　　　《甘露街》的主人公是贾瓦德的小外孙艾哈迈德。艾哈迈德在小学里教　

书，同时为进步刊物撰稿，他结识了印刷工人的女儿苏申，结为伴侣，一起　

为民族解放而工作。艾哈迈德后来被捕入狱，他对此十分坦然，因为“人类　

所以比其他动物优越，就是他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选择和意愿自我牺牲”。　

他走的是他自己愿意走的路，他在人格上精神上是自由的。　

　　　　　迈哈福兹有深厚的哲学功底，他的作品在社会政治事件、人物的遭逢际　

遇背后总是潜伏着一层对生命的价值、死亡的意义等基本问题的思考，因而　

显得意蕴深厚。　



　　　　　　　　　　　　　　　　　　　　　　　　　　　　　8。沃莱·索因卡　



　　　　　索因卡（1934～　）出生在尼日利亚西部的阿贝奥库塔城，是约鲁巴族人。　

阿贝奥库塔意即“岩下”，一条以奥贡神命名的大河穿城而过，河边的山岩　

上则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奥贡神在索因卡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他称之　

为“我们的创造和毁灭之神、诗歌和冶炼之神”。索因卡的父亲是一所教会　

小学的校长，母亲也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这使索因卡从小深受基督教文　

化浸润。索因卡3岁上学，4岁已能说流利的英语，英语和约鲁巴语同时伴　

随他长大，《圣经》典故和约鲁巴民间千奇百怪的精怪灵异故事在他心中交　

织成五彩斑斓的图画。18岁时他考入尼日利亚最高学府伊巴丹大学，两年后　

转入英国利兹大学英文系。瑞典学院1986年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称赞他　

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这与他早年跨文化的经历有直接关系。　

　　　　　索因卡才思敏捷，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痴心与浊水》（一译《阐释者》　

　（1965）、《混乱的岁月》（1973），自传《人死了——狱中笔记》（1972）、　

　《在阿凯的童年生活》（1981），诗集《伊当里及其他》（1967）、《狱中　

诗抄》　（1969）、《地穴中的梭子》（1972）和文艺论著《神话、文学和非　

洲世界》　（1976），但他用情最专、成果最大的还是戏剧。　

　　　　　索因卡在利兹大学期间，学生戏剧活动十分活跃，欧洲的古典和现代剧　

作被大量搬上舞台，他怀着浓厚的兴趣参加了学生剧团，潜心研究导、表演　

艺术，大量阅读剧本。大学毕业后他在伦敦皇家剧院任过两年剧本审稿人，　

正值奥斯本、韦斯克、贝克特等戏剧家的作品纷纷在此首演，又给他提供了　

一个研修戏剧的绝好机会。这两年中他的《沼泽地居民》和《狮子和宝石》　

相继在伦敦和伊巴丹上演，已开始在戏剧舞台上崭露头角。1960年回国后，　

他先后组建了“1960年假面具”剧团和“奥里森剧团”，在导演、表演的同　

时创作了大量剧本，主要有：《裘罗教士的磨难》（1960）、《森林之舞》　

　（1960）、《强种》（1964）、《路》（1965）、《疯子和专家》（1971）、　

　《死神和国王的马弁》（1975）、《文尧西歌剧》（1977）和《巨头们》（1984）　

等大量讽刺剧。　

　　　　　　《沼泽地居民》写独立前尼日利亚沼泽地带的农村生活。青年人进城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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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归来时两手空空，而农村中日益猖獗的封建势力和严酷的生存环境又　

迫使他们掉头而去，再次投奔罪恶的城市。剧中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忧郁、　

愤慨和对未来的迷惘。　

　　　　　　《狮子和宝石》是一出轻松活泼的喜剧，主要的对白采用自由体诗句。　

写夸夸其谈、醉心西方文明的小学教师和妻妾成群、精明世故的老酋长同时　

追求村里的漂亮姑娘希迪，最后老酋长如愿以偿。在处于空泛的口号阶段的　

新文明与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之间，务实的姑娘选择了后者。剧本在流畅的　

诗句中间穿插了不少载歌载舞的场面和以哑剧形式演出的戏中戏，人物性格　

与情节安排都颇有喜剧性，全剧洋溢着天真烂漫的青春气息。　

　　　　　　《裘罗教士的磨难》是一出短小精悍的讽刺喜剧，其中的裘罗教士自称　

先知，广收门徒，实际上是个江湖骗子。但他人情练达，又机智善变，以至　

从市民到议员的各色人等纷纷入彀。非洲传统的宗教仪式和基督教仪式在剧　

中揉为一体，显出独特的舞台风貌。　

　　　　　1964年发表的《强种》是他写的唯一一出悲剧。写一个青年教师为了保　

护一个白痴孩子，在除旧迎新的宗教仪式上自己做了牺牲品。此后他的剧作　

一反清新明快的风格，变得深沉而朦胧，所反映的心理、道德和社会冲突越　

来越复杂尖锐，善与恶、毁灭与新生的因素互相纠缠，神秘的象征，暧昧的　

隐喻和讽刺，幽默、怪诞及神话色彩融为一体，其中蕴含着作家对社会生活，　

人类命运的沉重思考。　

　　　　　　《路》的最表层是对尼日利亚崎岖难行、危机四伏的“道路”状况的再　

现，尼日利亚是世界上车祸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它又隐含着国家、　

民族的发展之路、个人的生活之路，改变现实的出路等等寓意。而“路”本　

身在剧中就是一个凶恶、神秘、控制众生的角色，它不出场，但左右着所有　

人。　

　　　　　　《疯子和专家》写的是一对父子。父亲在内战中宣传许多怪诞的主张，　

战后被当作疯子关起来。儿子由战前的外科医生成了战后的情报专家，他指　

派手下四员干将：一个癫痫，一个瞎子，一个瘸子，一个独臂人去监管他的　

父亲。他的姐姐和两个采药婆婆试图拯救疯子和专家，最终未能成功。人物　

形象怪僻，情节荒诞不经，加之混杂着大量文字游戏，令人十分费解。索因　

卡自称他写这个剧本是为了“祛魔”，这个“魔”肯定不单指外部世界，还　

包括他本人曲折艰险的内心历程和惊心动魄的灵魂搏斗。　

　　　　　索因卡说：“我始终不渝的信仰是人的自由。……虽然我知道光靠说话　

是不能保证得到自由的，可是我的创作还是越来越多地针对那些压迫人的皮　

靴——不管穿它的脚是什么肤色的——为个性自由而斗争。”这可以算是他　

艺术的最高目的。他曾因抗议选举舞弊而被拘押，因反对内战而坐了两年牢，　

他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始终在关注着国家的现状，民族的未来。在尼日　

利亚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甚至有人认为他在有意无意地担当着救　

世主的角色。正是这崇高的生存目的给了他力量和灵感，使他能融非洲和西　

方艺术于一体，创作出具有独特魅力的精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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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中国文学　



　　　　　　　　　　　　　　　　　　　　　　　　　　　　　　　　　　1。概述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即爆发了长达四年的解放战争，因此，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端一般从1949年算起。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文　

学的大一统时代（1949—1978）和文学的多元共生时代（1979—　）。第一阶　

段周期较长，但由于其中包含着几次与文学有直接关系的大的政治风暴和社　

会动荡，因此可供进行艺术考察的文学现象并不十分丰富，第二阶段处于社　

会相对平稳发展的历史时期，文学生存环境相对自由与开放，各种思潮、流　

派纷呈杂揉、各种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文坛充满生机，它是当代文学的重要　

阶段。　



　　　　　　　　　　　　　　　　　　　　　　　　　　2。文学的大一统时代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文学自觉地为政治服务，文学的　

价值取向与政治的价值取向趋同，成为政治的延伸，文学是工具和武器，又　

是政治晴雨表。与当代西方文学的潮流基本隔绝。　

　　　　　与此相关的是创作方法的单一。现实主义在中国被称为革命现实主义，　

并辅之以以革命理想主义为核心的革命浪漫主义，进而出现了“两结合”的　

创作方法。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已消散殆尽，而蜕变　

为一种伪古典主义。　

　　　　　在美学追求上，这一时期的文学强调崇高。从几部代表性作品，比如《红　

岩》、　《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来看，都是表现主人公为国家、　

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忍受各种难以想象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他们的经历都　

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那种炼狱般的共同特征。他们以人格与道德行为的　

强大威力使审美主体感受到庄严、敬仰与心灵震撼。在人物塑造上有个人的　

英雄化，英雄的神化的趋向，其极端表现是几个样板戏。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当代中国文学整个从世界文学及人文精神的大背景　

中脱离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传统文化的血脉隔断了，在高度封闭的状　

态中自给自足地衍化了许多年。从50年代起，欧美文学基本上被拒之门外，　

只有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学受到推崇，苏联文学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教科书”，　

也是中国作家的文学教科书。苏联文学的解冻思潮激发了中国作家干预生　

活，表现人道主义的勇气，出现了一批后来被收入《重放的鲜花》中的作品。　

60年代以后，苏联文学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批判了近20年，于是中国文学　

成了几乎与世隔绝的文学。　

　　　　　但是在一个有着数亿人口的大国，公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望、传统文学的　

遗泽、民间文学的刺激会合为一种四处弥散的氛围，使文学家在有限的生存　

环境和艺术空间中将能够有限展露的艺术个性和才华发挥出应有水平。因　

此，前3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依然是有成就的、不可忽视的，少数作品在20　

世纪中国文学历程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故事中的世界　

　　　　　从1949年到1977年，文学的最主要成就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从　

数量看，前17年长篇小说总数不过100余部，而80年代平均每年出版近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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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总数已逾两千。但是从发行量、读者面和影响的深广度看，前者远远超　

过后者。有许多作品不仅在当时风行全国，而且穿过岁月的风尘传了下来，　

比如：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　

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陈登科《活人塘》、柳青《铜墙铁壁》、　

　《创业史》、孙犁《风云初记》、《铁木前传》、杜鹏程《保卫延安》、赵　

树理《三里湾》、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罗广斌、杨益言《红　

岩》、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知侠《铁道游击队》、欧阳山《三　

家巷》、冯德英《苦菜花》、高云览《小城春秋》、姚雪垠《李自成》、周　

而复《上海的早晨》、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雪克《战斗的青春》以　

及《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平原烈火》等一批抗战小说。　

　　　　　这些出自前17年的小说（文革十年基本上是空白）如果以现代主义尺度　

衡量，也许会使人感到缺乏艺术探险的精神，但它与当代中国人的阅读心理　

与鉴赏习惯比较吻合，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风貌。　

　　　　　①故事的完整性与情节的生动性。　《青春之歌》写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　

路的曲折历程；《红旗谱》写农民由自发地反抗压迫到自觉地跟共产党闹革　

命，通过朱老忠和严志和两个家庭的变迁，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和奋斗历程，　

展现了从本世纪初开始三代农民的革命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小城春秋》　

写作者家乡厦门发生的一起由共产党领导的大劫狱；《林海雪原》写第四次　

国内战争初期，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在人迹罕至的长白山区和绥芬草原与数十　

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残部周旋作战，历尽艰险，全歼敌人的故事，是一个神　

奇的英雄传说。这些作品都是讲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容易给读者造成寻根　

究底的阅读期待。所有作品也都十分注重情节的起伏转折和新奇，《林海雪　

原》中的智取威虎山、大战四方台、智擒小炉匠及雪地追踪、攀岩跳涧，《野　

火春风斗古城》中的爱与恨交织，敌我友混杂的复杂背景与纠葛，《苦菜花》　

中那一个个血与火组成的场面，尤其是老百姓在日寇屠刀下置生死于不顾，　

冒认共产党干部作亲人的情景，《铁道游击队》中的飞车夺枪，都足以使人　

过目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