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1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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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首名叫《给我的小女儿》的诗中，苏瓷瓷表达了将来想有一个女儿的愿望，在想象了她的模样之后，苏瓷瓷对未来的女儿说：“我不祈求你漂亮，我不祈求你聪明，我也决不祈求你幸福，我只祈求你，有天鹅绒般华丽温暖的伤口。”再次读过这些句子，我似乎明白了我之赞美到底所为何事，我赞美的，是粗砺的软弱、坚硬的伤感、残存的爱意和天鹅绒般华丽温暖的伤口，是那个未出世的小女儿，而他们不是别的，正是一个时代的写作正果；但愿苏瓷瓷像那个未出世的女儿，在混沌与虚空中狂奔，做恐惧与颤栗的姐妹，正所谓：珠胎暗结，永不出生。
　　


文坛启明星永远灿烂辉煌
■　谢力行
　　巴金逝世了！在当代文学浩瀚的星河中，那是启明星的陨落。一曲悲歌从心头响起：我在悲痛中回忆起23年前的一段往事。
　　1982年5月，经作家徐迟悉心联系，采访巴金的行程落实。我在厦门鼓浪屿得到这一消息便立即转道上海，一路上我认真阅读着巴金送给徐迟的《随想录》。离开武汉时徐迟告诉我：“采访巴金前你应多了解巴金。一个好的摄影记者不要头次见面就急着拍照，应在熟悉对象后才知道该拍什么，采访巴金更应该慎重。”
　　5月7日我赶到上海已经是傍晚，我在靠巴金住处最近的华山饭店住下。
　　5月8日一大早我来到武康路。武康路是一条幽静的小街，行人不多，街道整洁，在繁华喧嚣的大上海有这样一个静谧的地方实在难得。113号是一座高墙大院，对开大门紧闭着，我走上前，见门铃按钮比通常低许多（后来巴老说，是为了外孙女使用方便，又风趣地说：我的个子也不高嘛）。我按门铃等了一会儿，大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露出一位老妈妈的脸，我即上前，说明我是从武汉来的记者，与巴老有约。老妈妈上下将我打量了一番说：“巴老不在家，上午去医院了。”话音一落，小窗门就关上了。我有点着急，想打电话联系，当年的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和方便，手机还没有问世，我只好满街找公用电话。武康路是一个僻静的街道，前后找了半小时也未找着。我只好在巴老住宅大院斜对面的一家小杂货店前坐等。又过了一阵子，突然见一辆银灰色轿车驶过来，停靠在113号前，只见一个个儿不高的老人下车，正弯腰与司机道谢，有一位女士前去搀扶，那是巴金女儿小林。我立即上前称：“巴老，我是徐迟同志介绍来采访您的。”巴老回答：“啊，你是小谢同志吧？来，进屋说嘛！”我随后迈进大院，大院中央有一幢小楼，是西洋结构，有些陈旧了，院内满是绿树与花草。巴老将我引进二楼客厅，我问候巴老身体，得知巴老去医院作了一般性体检，便说明我的采访意图。巴老说：“我现在很少接待记者，徐迟是老朋友了，多次写信来电，还告诉我《湖北画报》是省文联办的刊物，文联怎么管起新闻来了？武汉我去过三次：一次是抗战初期，一次是建国初期，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参加亚非拉作家紧急会议，住在东湖，风景很美。我对湖北有感情，就同意接待你。”
　　巴老的客厅很大，光线不算太好，四周全是书柜，书真多，书架、台面、沙发和地板上，到处都是。我们交谈的范围很广，那年已79岁的巴老思路清晰，对全国文艺形势特别清楚，对各地的文化现象也很了解。当谈及文学创作和期刊出版方面时，当年广东《花城》杂志因发表了一篇文章而被上方责令停刊整顿，弄得出版界非常紧张，文化界没人敢说话。巴老对此说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政党会犯路线性的错误，一个人的肌体会被病毒侵蚀，一个刊物会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政党犯错误可以纠正，人生了病可以治疗康复，办刊物出了点问题可以开展讨论，甚至批判消除影响，为什么要‘停刊整顿’？‘停刊’的做法，是心目中没有读者，没有百姓！”
　　因为是“画报”报道，巴老拿出了很多过去珍藏的影集，边看边聊。当看到一张1959年巴老与夫人肖珊在新安江工地上的照片时，我希望巴老说说肖珊。巴老无语，在沉静了几分钟后说：“肖珊是我崇敬和爱戴的夫人，她是受我牵连而过早离开我们的，我在屡受挫折时她总在我身边，安慰着我，而她在离开人世时我却不在她身边。肖珊已离别10年了，我们思念着她，我有一篇《怀念肖珊》的文章寄托着我的思念，你可以看看。”接着，巴老转过身去指着书桌上用精致相框镶着的肖珊半身照片说：“她永远在陪伴着我，她始终在看着我写作。”我感到这话题过于沉重，就把话头转向巴老最喜欢的外孙女。巴老高兴地告诉我外孙女如何聪明与调皮：“她上学了，明天是休假，我们明天一起拍照。”
　　我想看看巴老工作与生活的环境，便于选择拍摄角度，巴老同意了，带我到他从不让外人进入的书房写作间。那是客厅的外走廊，成长方形，装上了整体玻璃窗，应该是朝南吧，光线很好，十分敞亮，窗帘有些陈旧，右边已拉不上了，用一个夹子斜夹着，太阳正好照射在书桌前巴老的坐椅上。见此情景我说：“巴老，这窗帘坏了吧？您坐在这儿写作一定很晒，我帮您修修。”“你会修吗？”“我小时候是艺校学京剧的，上山下乡演出时也经常帮助‘舞工队’装幕布，没有问题。”经同意后，请巴老暂到客厅休息，我就当上“窗帘工”了：把全部的窗帘按舞台演出大幕的方式重新装了一遍，改两边拉为一边拉。装好后我来到客厅，见巴老正翻阅厚厚的一叠信件。我告诉巴老：“窗帘装好了，您老试一试。”巴老进到写字间窗前，轻轻一拉绳，窗帘像幕布式地关闭了，又徐徐打开。巴老高兴地说：“这很好，方便多了，谢谢小谢同志！”
　　我们回到客厅，巴老每天收到大量的报刊和信件，我见堆得有些零乱，想帮老人整理一下，巴老告诉我：“不要动它，我看过的东西放在哪里我心里清楚，随手即可取到，旁人一动我就找不到了。”我差点就好心办了坏事，那会乱了老人的文思。
　　这天我很走运，巴老回家整个上午没有任何人来打扰，连电话都没有一个。我担心累着了他老人家，就结束了当天的谈话，说好第二天拍照。
　　5月9日，我早早来到巴老家。巴老换上了一身普通蓝色的制服，不新，但很平整，正伏案写作，手有些微微颤抖。我拿出相机就抓拍数张，巴老神情自如，十分专注，当走近时我发现，巴老是在抄已写好的文稿。我问：“巴老，这些抄录工作为什么不找人去做呢？您应留更多的时间写作。”老巴告诉我：“我写文章全是自己亲手抄正，在抄稿的过程中，常常会有一些新的思维产生，这也是个修改的过程。”我深深敬佩这位老人对文学写作如此的认真。巴老放下手中的笔，我们在书房、写作间、小院、客厅，随着快门的开启，记录下这位文学泰斗、文化先锋、一个小个子而大勇者的身影。
　　这时，巴老的小外孙女噔噔地从楼下跑上来，叽叽喳喳满口上海话，一头扎进巴老怀里，往巴老身上爬。巴老像孩子一般地跟她嬉闹着，玩开了“智力卡通”，我抓拍到这爷孙俩亲情的珍贵镜头。
　　拍照兴致正浓时，巴老四川的客人来访，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给巴老送《随想录》第三卷的清样稿。巴老指着桌案上厚厚的样稿说：“这卷我定名《真话集》。”老人呼吁人们说真话，文人要真实地面对生活，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这位大勇的老人力戳冰川，以铁肩担道义的大无畏精神，渗透出那颗蕴藏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民族忠魂。结束了采访，可算是丰硕而归。告别巴老，我心里美滋滋的，一高兴就找了一家小酒馆自斟自饮，回到华山饭店已经很晚了，这一夜睡得特别踏实。
　　5月10日上午我收拾好东西准备退房返回武汉，突然，巴老女婿打电话来说：“巴老让你来一趟，带上照相机。”我什么都没问满口答应：“我马上就到！”放下电话匆匆赶往武康路，进院后直奔客厅，原来是曹禺携带夫人李玉茹从北京来沪，前来看望巴老，曹禺有几年没来上海了，两位文坛老友久别相聚，格外亲切，客厅里气氛显得很热烈，和昨天的“静”形成鲜明对比，交谈的话题很轻松，无非是相互问候和叙旧，看得出两位老人都非常高兴。由于我的到来话题转向拍照，客厅里闪光灯不停地闪烁，记录着两位文坛老人的友谊。
　　巴老又搬出昨天的那些老照片集，曹禺接过极有兴致地翻阅着，李玉茹也凑过去，边看边议论着。在看到一幅旧照片时，上面有巴金和曹禺，曹禺说：“你保存着这张照片，很难得。”巴老看了看说：“这是40年代你的话剧《雷雨》公演后，我们一起聚会向你祝贺时照的。”曹禺半信半疑：“这是那年的吗？”巴老说：“你不信！我照片后面都有年代记载的。”曹禺翻开照片背后，果真记载着1935年。大家哈哈大笑，不得不佩服巴老惊人的记忆。
　　我提议请两位老人去楼下花园拍些肖像，曹禺即表示赞同，大家兴致勃勃来到后花园，园中红玫瑰盛开。我选好角度摆上一张椅子，请巴老坐下，正拍摄时，曹禺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淡蓝色的太阳伞，边走边向巴老说：“别晒着巴老！”将伞遮举在巴老的头顶上方，同时很自然地摆成一个合影的姿态，就定格不动了。我在取景框中看出，曹禺选择的角度与他摆的“浦士”（POSS），正好构成十分完美的画面。在这气候宜人，阳光温和时节，刚放下40年前聚会老照片的曹老，他的举止，我想一是很关怀巴老身体，一是心存与巴老在此合影的愿望？也只有戏剧大师才会让最平凡的生活自然构成有意味、有情趣的戏剧细节。
　　而今，两位老人都先后离我们而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称谓的“六君子”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巴金是最后离开我们的百岁老人。可在我们心中，巴金并没有离去，他的风格、文风与他的作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髓而永存！巴金和他的大无畏精神永远不会离去！仰望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的天幕，巴金这颗文坛的启明星依然明亮，依然灿烂辉煌！
　　


爱论三题
■　贺兴安
　　一个生命诞生的时候，在乳汁的哺育中，需要的就是爱。婴儿和母亲的默然对视中，渗透的就是爱。总觉得，“人之初，性本善”太遥远了，应该是“人之初，性本爱”。扩而大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都渗透着这种默然的爱。有人说过，假如一个人孤身在沙漠，他会爱上柏树枝的。正是这样，英国诗人雪莱把爱定义为“不仅联结了人与人而且联结了人与万物的神圣的契约和债券”。
　　有爱，也有恨。在家庭，在社会，只要存在矛盾，就会产生爱与恨。爱与恨生成着，似乎天然地瓜分了人的不同情感倾向。它们是两种最简单、最普通的感情。然而，在笔者立意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特别是经历从战争、建国、动荡到开放改革的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回忆中，一些广为流传、似是而非的言辞理论，就一直占据和纠缠着世人和笔者自己。需要磋商，需要共识。因为爱这种情绪关乎大局，它不只是自我表现，它关乎家庭和社会的融和，关乎我们前进的历史步履。
　　爱作为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今天面临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作家、艺术家、学者、军事家和政治家，在爱与恨这种最简单的情绪表现中，谁也逃避不了，或者在历史中得到映现，接受评论，或者在新的现实中受到考验。
　　
　　一、是爱恨分立，还是爱恨交织、爱驾驭恨？
　　
　　在和平日子里，人们倡导爱。人无论是作为主体，还是作为对象，都需要爱，需要携手合作。但生活中也不是一味的爱，常常是爱恨交织，或恨中有爱。慈爱的父母有时对子女表现“恨铁不成钢”。个别封建君主如汉武帝尚且对自己发出“罪己诏”。我们每个人都各有不同的自我审视的历史。即使是面对暴力与犯罪，在处理上也不是唯有单一的恨。作为罪人，作为立法人执法人，爱恨交织的感情有时是极为复杂的。前些时，内蒙判处了连续抢劫杀害了两名出租车司机的袁某以死刑，按法律必得执行。但是，抓捕他之后，没有虐待他，保障犯人应有的人格待遇。最后，他悔悟了，他对记者说：“希望死后把自己身上有用的器官捐献给医疗机构，捐献给需要的人。”他作为将死的生命，发出了“希望人们好好珍惜生命，好好工作生活”的对人们的爱。
　　问题在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历经战争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之后，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都要抓出一个百分之五，地富反坏右外加右倾，都装在一个框子里进行打击。在社会情绪导向上，必然突出了恨，导至爱与恨的分立，表现为爱与恨的简单化、对立化、绝对化，形成为爱与恨的阶级化、敌我化、政治化。到了文化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到处推行批斗低头下跪，戴高帽画脸游行，这一切被呼为“好得很”、“红色恐怖万岁”，口口声声要把批判对象“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她）永世不得翻身”。许多著名人物的含冤去世，包括张志新的残酷处死，都是这种斗争哲学的结果。
　　那么，在特殊时期呢？在攸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在那枪口相向、刺刀对峙的决战场面，你去宣传宗教信条“爱你的仇敌”、“假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这是荒唐的。一个英明的统帅，必须聚集一切力量，克敌制胜。但是，战争的悲剧，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又是深深使人忧心的。曾经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英国威灵顿公爵说：“除了战败，没有什么能够抵得上胜仗所带来悲哀的一半。”一个真正的统帅，常常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一旦控制了战局，人道主义爱心便表现出来。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林肯就表示不想看到任何残忍的报复，军事审判、绞刑枪决全都不要。他主张“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在毛泽东诗词里，我们既看到“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战争悲剧景象，又发出了“我谓昆仑”的“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的“环球同此凉热”的博爱胸怀。笔者经历过上个世纪中叶那场解放战争，深深为解放军优待俘虏、改造俘虏的政策所打动。笔者两个堂兄在国民党当兵，解放军俘获后，很快就醒悟过来，调转枪口，参加解放战争，现享受离休待遇。在人道主义者看来，爱与恨不是处于分立对等的状态，在根本上，爱驾驭着恨。
　　或者说，一个人道主义者，在本质上、在总体上对世界对人类充满爱心。他看到战争阵营的尖锐对立，又看到战争的裹挟性。他看到，具体到个人、群落、民族，到敌对阵营的参与者，情况非常复杂。邱吉尔夫人克莱曼蒂娜二战胜利前夕，应斯大林之邀访问苏联。在契诃夫故乡，她见到契诃夫的妹妹玛瑞安，问到：“在敌人占领克里米亚时，您没有受到骚扰吗？”玛瑞安回答：“敌人的一个司令读过契诃夫的小说，他对部下说他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