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5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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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声歌唱
■　刘继明
　　第一章　
　　
　　我们乡下著名的跳丧鼓歌师钱高粱，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抬预制板的时候出事了。
　　说来也巧，钱高粱出事的前一天，师兄范五一突然进城来找他，邀他一起去唱丧歌。自从进城以后，钱高粱差不多快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个跳丧鼓歌师了。当范五一突然出现在乱糟糟的工地上，把龙师过世的消息告诉钱高粱，说他们几个徒弟邀聚到一起，打算去给龙师唱一夜跳丧鼓时，他愣怔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
　　龙师就是钱高粱当初学跳丧鼓拜的师父。在上一辈的老歌师当中，八十多岁的龙师恐怕是还健在的唯一的老天牌了。去年中秋从城里回家，钱高粱提了一盒月饼去看望龙师，见他牙齿都掉光了，穿着一件打满了补丁的蓝布褂子，佝偻着腰坐在门口灰扑扑的台阶上晒太阳，旁边蹲着一条同他一样苍老的狗，神情呆滞，老眼昏花，嘴角流着涎水，差点儿认不出钱高粱来了。想当年，龙师的跳丧鼓唱得远近闻名，有的老人临死之前就对后人做了交代，自己死后家里人要请跳丧鼓歌师，一定要请龙师。他带的徒弟加起来恐怕也有好几十上百位了。看着在跳丧鼓歌场上曾经风光过几十年的师父如今老迈昏聩成这样，钱高梁心里一沉，不由想，自己日后恐怕也会像龙师这副模样吧？
　　中午下了工，钱高粱请范五一在工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一边聊着这件事情。
　　“龙师的家里人想请和尚开道场，我和几个师兄没同意，寻思怎么也得唱一夜跳丧鼓，送送他老人家。”
　　范五一说：“大家一合计，就让我进城来找你。我们这一茬人里，嗓子大都不中用了，也只有你能挑大梁了。”
　　“龙师过了，我不去给他磕几个头，不遭雷劈？”钱高粱思忖道，“可我也好些年没进过歌场了，也不晓得还能不能唱……”
　　“嘻，你不唱谁唱呢？莫非让我唱不成？龙师在世的时候，一直把你当作他最得意的弟子。你就别拿架势了。”范五一瞅着钱高粱说，“再过几年，说不定都没人记得跳丧鼓了，唱一次算一次，就算龙师最后给咱们兄弟几个过一把唱歌瘾的机会吧，以后，只能到你我进棺材那天才有这个机会啦！”
　　在钱高粱的印象中，范五一还从来没这么推心置腹过。他就不再说什么了。
　　机会？是啊，机会。送走范五一后，他反复咀嚼着这句话，想起最初向龙师拜师学艺和最后一次见到龙师的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
　　本来，钱高粱打算第二天早上动身赶回去的，但工地上第二天要上预制板，抬板的人都是固定的一班人，他一走，包工头张大魁还得临时去找人。所以，早上钱高粱起床后去请假时，包工头没同意，让他抬完预制板再走。钱高粱琢磨，跳丧鼓晚上才开场，抬完板再走也来得及，就留下了。
　　钱高粱他们所在的工地是一幢五层的楼房，上完最后一层预制板，楼房就封顶了。根据经验，愈是到最后的阶段，上预制板就愈是困难。你想想，抬着几百斤重的预制板从曲里拐弯，颤悠悠的“之”字形跳板一直爬上五楼，稍微出点儿差错，就有可能从跳板上摔下去，即使不丢掉性命，也会落下个缺胳膊断腿的下场。每到这种关键时刻，别说那些新手，就是再有经验的人，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抬预制板是一桩拼力气的活路，干这活的大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人，由于工钱比做其他活路多，也有像钱高粱这样的半老头子吃这碗饭的。钱高粱50岁出头的人了，但仗着他年轻时在生产队练出来的那副筋骨，一块预制板好几百斤，四个人从一楼抬到四楼，他也能像年轻人那样，做到气不喘，脸不红，脚不乱，心不跳。“谁说钱师傅除了唱跳丧鼓，没别的能耐呢？瞧人家这身力气，棒小伙也不定比得过他呐！”钱高粱听了这样的话，心里格外受用，又像当年唱跳丧鼓时那样扬眉吐气起来，儿子小乐给他丢掉的脸面又让自己争回来了似的，便越发感到他进城打工这条路，真的走对了。
　　渐渐地，钱高粱在抬预制板的民工们中间有了些威望，人们似乎又像在乡间的跳丧鼓歌场那样尊敬他了，大事小事都要找他商量，俨然成了个工头儿。连包工头张大奎也认可了钱高粱在民工中的地位，发生了什么纠纷或矛盾，也总是先找到钱高粱，经他从中一调解，许多事情便化干戈为玉帛，迎刃而解了。似乎为了强化这种地位，不久，钱高粱便从七八个人混住的工棚里搬出来，到工地附近的居民区，租了间民房住下来，一个人像模像样地过起了日子，平时工地上没有活干，他就跑到茶馆里喝茶听书，同那些退了休或下了岗的城里人混在一起，一泡就是一整天。如果不是儿子小乐每隔一段日子从家里进城来找他要钱，他差不多把自己当成了城里人了。
　　小乐每次进城来找钱高粱要钱，不是买化肥，就是买农药。那几亩责任田似乎成了个无底洞，把钱高粱抬预制板挣来的那点儿辛苦钱几乎都填进去了，一年下来的收成交完各种税款和提留，还抵不上买化肥和农药贴进去的钱，这种“亏本”的事，总使钱高粱觉得还不如不种田的好。更让他恼火的是，自从儿媳跟别人跑到广东去以后，儿子小乐整天和一帮游手好闲的家伙混在一起，有时竟然把从钱高粱手里拿回家买化肥农药的钱，也不明不白地花掉了。这都是钱高粱回家过年时才知道的。这个孽种，连自己老婆都守不住，我上辈子到底欠了他多少债啊！钱高粱暗自叫苦。已经六岁的孙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活蹦乱跳，马上就要上学了。这个没娘的伢儿又摊上这么个没用的爹，以后怎么办呢？小乐娘也是一说起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就长吁短叹的。我是管不住小乐了，可你这个当爹的不能撒手不管，上次他和几个流打鬼赌博输了偷人家的牛，被派出所关了好几天，再下去非挨枪子儿不可。小乐娘忧心忡忡地说。他都人长树大了，我么样管呢？钱高梁皱着眉说。要不给他卖辆三轮车去开吧，让他有点儿正经事儿做，省得整天惹是生非。小乐妈说。说得倒轻巧！钱高粱瞪了她一眼。一辆三轮得一两千块钱呢，你以为我在城里捡金子呀？老两口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个结果。从那以后，小乐再进城里来要钱，钱高粱就不敢轻易给他了。儿子小乐成了他的一个心病，每次一想起这事儿，他心里就变得沉甸甸的，像压了一块石头似的。
　　可是在这天上午，钱高粱扛着抬预制板的缆绳和木杠子往工地上去走时，脑子里翻来覆去的都是唱跳丧鼓的锣鼓声和唱歌声，还有壮年的龙师在人头攒动的歌场上引亢高歌的情景。当钱高粱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后生抬起沉重的预制板踏上颤悠悠的跳板时，他仍然没有集中精神，而是在记忆深处努力搜寻着当初龙师教给他的第一折跳丧鼓歌本《白蛇传》。钱高粱在布满灰尘的记忆小道上磕磕碰碰的行走，一如他抬着沉重的预制板在陡峭山崖上的攀援。抬到第三层楼时，钱高粱隐隐感到腿肚子有些吃力。拐弯时，钱高粱身后的那个小伙子还看见他的身体微微摇晃了一下。按照以往的习惯，抬到楼层中间时应该休息一下的，但心猿意马的钱高粱省略掉了这个必要的环节。他趁换肩的间隙调整了一下体力和姿势，同时咬了咬牙，他显然是打算攒一把劲抬上五楼的，但毕竟是五十岁出头的人了，当他们抬到第四层楼的拐弯处时，两腿开始颤抖不止。这时，其他人像战场上决战前的士兵发动最后的冲刺那样，加快步伐，“咳哟咳哟”地喊着号子，开始向楼顶挺进了。钱高粱的整个身体忽然摇晃了一下，他觉得，整座建筑乃至头上的天空都随着摇摇欲坠了。恍惚中，耳边的号子仿佛变成了跳丧鼓歌场上的歌唱声。究竟为龙师唱一折《罗成显魂》还是《薛仁贵征东》呢？他的脑子里模模糊糊地冒出这个念头，与此同时，他的嗓子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喘不过气来，四肢仿佛被抽掉了筋一般，一丝儿力气也没有了。
　　
　　　当预制板即将被抬上楼顶的刹那间，钱高粱的脚一下子踩了个空，他像一棵被飓风拦腰折断的庄稼似的，从“之”字形的跳板上飘飘忽忽地摔下来了……
　　钱高粱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两天两夜才醒过来，他从昏迷中睁开眼睛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还活着；第二个念头是他的腿断了。他看见自己的腿上着夹板，打满了厚厚的绷带，有的地方还渗出斑斑点点的血迹。他试着动了动，可两条腿仿佛长在别人身上，丝毫不听他的使唤，一阵剧烈的疼痛从大腿根部一直延伸到全身，他忍不住咧开嘴哎哟地叫唤起来。他的儿子小乐正坐在病床边看报纸，听见叫唤声，赶紧扔下报纸，凑到床头叫了声“爹”。钱高粱歪着嘴脸看了儿子一眼，有些吃惊地问：“你……你怎么来啦？”
　　小乐说：“你都摔成这样了，我能不来么？”
　　钱高粱听了，目光不由在小乐脸上停顿了一下，他似乎第一次从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身上感受到了某种安慰。再没有出息的儿子，也是儿子啊！他嘴巴动了动，本来想问“你娘呢？”，但临到嘴边又把话咽了回去。
　　其实，当工地上将钱高粱摔伤的消息带回村里去时，小乐娘本来要跟小乐一起进城来的，但七岁的小孙子东东刚上小学一年级，每天她都得给孙子做饭，实在脱不开身，只好让小乐先来照料他爹了。小乐临出门之前，娘不停地用衣袖揩着发红的眼圈，反复叮咛他照顾好爹，只要能走动了，就把他接回家来。“城里医院条件再好，也比不上家里方便哩。”但小乐对娘的话心不在焉，一副自有主张的神气，二话没说，就直奔城里来了。
　　现在，腿上打满绷带，躺在病床上的钱高粱的神志显然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他对小乐说的第二句话是：“你五一叔呢？我还要和他们一起去唱跳丧鼓呢。”他说着，又动了动身子，要起床，可打满绷带的腿仍然不听使唤，像根木头似的。“这可怎么办？”他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哝道，“龙师呀，这可哪么办啊……”
　　“都伤成这个样子了，还唱跳丧鼓呢！”小乐白了他爹一眼说，“你还是想想怎么治好腿的事吧。”
　　小乐这句话，倒提醒了钱高粱。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腿伤得不轻，他知道城里的医院是个无底洞，再多的钞票也能吞进去，要治好他这腿得花多少钱啊，而如果万一治不好，成了个瘫子，这以后的日子么办呢？这样一想，钱高粱的心就像被一根绳子拴住了似的，忐忑不安起来。他惶惶地环顾着摆满床位的病房，忽然想起什么似地问：“张大奎呢，他……他来过么？”
　　小乐说：“他除了让人到医院预交了两千块钱的医疗费，我连他的影子都还没见到过呢。”
　　“交医疗费就行了么，人家是老板，忙哩，哪还能耽误他的工夫……”钱高粱说，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
　　小乐撇撇嘴说：“爹，你可真是比叫花子还容易打发……”
　　钱高粱愣了一下，他被小乐的这句话弄得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刚刚踏实了许多的心，又被那根无形的绳子吊了起来，向空中抛出去，然后，又像那天从楼顶上摔下来时一样，倏地往某个看不见的深渊坠落下去。他本能地伸出手想抓住什么，但他发现自己的手像腿一样软绵无力。
　　“你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我去给你买点儿吃的来吧。”小乐对钱高粱说，接着，没等钱高粱应声，就拿着个搪瓷缸子，走出了病房。
　　小乐出去了好一会儿，钱高粱还有些心神不宁。这当儿，一个女护士拎着吊瓶走进病房，挂到钱高粱床边的输液杆儿上，对他做了个手势，女护士戴着口罩，大半张脸被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外面，钱高粱愣怔着，没明白她的意思，女护士瞪了钱高粱一眼，不耐烦地拉过他的胳膊，拿一根橡皮管子紧紧勒住，然后用夹子拈着酒精棉球在上面擦了擦。钱高粱这才知道是要给他打针，再瞅瞅自己的那条胳膊，发现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眼。
　　当女护士往另外一张病床走去时，钱高粱忽然问道：“护士，我这腿……还能治好么？”
　　“这我可说不准，”女护士表情漠然地斜睨了他一眼　，“观察几天再说吧。”
　　钱高粱回味着女护士的话，愣怔了好半晌。张大奎就是在这时候走进病房来的。张大奎西装革履，板刷头，脸孔黑的像木炭，又粗又硬，像一块烧过火了的砖头，看上去仿佛香港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那是他的表弟周国庆，平时张大奎很少到工地上来，都是他帮着张罗和管理工地上的事情。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了病房，周国庆像个保镖似的跟在张大奎身后，手里还拎着一网兜水果。　
　　“老钱，好点儿了吧？”张大奎走到钱高粱的病床前，略略弯下腰，像个首长那样伸出一只手来，亲切地问候道。钱高粱迟疑了一下，才握住了张大奎那只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几乎伸到自己眼皮底下的手，张大奎那亲切的神情和口吻，使他有几分感动。但他的嘴巴蠕动了几下，却没发出声音来。
　　张大奎比钱高粱小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呢，是邻村人，没读过两年书，从小学瓦匠，在周围几个村颇有些名气，许多人家的砖瓦房差不多都是他砌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