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坝--一部关于三峡工程纪实文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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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那部更大更厚的时代巨著，读起来会更加引人入胜。这不是悲剧，而是历史进步之必然规律。

　　　　　　　　客观地说，读葛洲坝这本大书，对历史的局限性之认识亦并非肤浅。试举一个关于水轮发电机组设计容量的例子，我们既可从中看出前辈们的拘谨和远忧：二江电厂1号和2号机组，额定功率为17千瓦，而后的3号至21号机组，统统是12。5万千瓦，难道这一数字的更改是专家们的疏忽？

　　　　　　　　不，绝对不是！

　　　　　　　　葛洲坝乃低水头迳流电站，机组容量虽有限，但体积却大得惊人。1号和2号机组制造，当初分工由哈尔滨电机厂和东方电机厂各负责一台。每台机组制造出来后，其整体重量达到3000吨，若用东风卡车载重量计算，得用600辆才能拖动。于是有关领导和专家，耽心这样的庞然大物安装在葛洲坝，出了问题有损中国形象。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钢材质量，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可指责的，因为那个年代讲求的是“收不到粮食收思想”。于是，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葛洲坝尚未制造的后19台机组，一律由17万千瓦改为12。5万千瓦。这样一改，总容量减少数10万千瓦，其总的发电量亦减少了许多。而事实上，1号、2号机组运行状态非常好，年年丰水期，都能超额定负荷而达到18。5万千瓦哩。这个帐若细算，是一笔数额非常可观的财富啊，岂不冤哉！

　　　　　　　　思前瞻后，埋怨是可笑的行为。正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葛洲坝同样并非无可挑剔。但葛洲坝建设的伟大实践，本身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读这样的宏篇巨制，作为中国人，你不感到莫大的欢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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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华盛顿的电波

　　　　　　　　1989年3月2日，《美国之音》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来自中国首都的消息：“中国智识阶层重要人物正在发起一场运动：反对三峡工程……反对者认为：三峡工程修建以后，受库区淹没影响，将会有一百几十万人无处安身……”

　　　　　　　　真的么……造谣吧？

　　　　　　　　不，没有造谣。1989年早春的首都，的确有不少人对三峡工程发难：断言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将会给库区人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更有甚者，《光明日报》记者戴晴不辞劳苦在半个月内主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

　　　　　　　　何谓论争？

　　　　　　　　说得白一点，就是持不同态度的意见。什么是不同态度？反对是也。

　　　　　　　　1980年3月，李锐曾以水电部副部长身份接待过美国政府水电代表团，同他们认真交换过有关三峡工程的意见。有趣的是，那位团长——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董事会主席戴维·弗里曼先生，回国后大肆向美国人吹嘘：“在中国，我们成功地扼杀了三峡工程……”而当他在美国成为众矢之的后，才被迫声明：“我对中国了解得太少，话说得过多了……”

　　　　　　　　《美国之音》1989年3月2日的话倒是说得不多，但格外牵动人心。因为三峡工程一旦上马，确实面临着异常棘手的移民——百万之众移民的复杂问题。

　　　　　　　　移民，无论中外皆谈“移”色变；

　　　　　　　　移民问三峡：水库蓄水后，何处是家园？

　　　　　　　　需要回答——必须回答！

　　　　　　　　●围绕着水位线的争论

　　　　　　　　长江三峡未来的巨型水库，不是我们现在四处可见的“平湖”。

　　　　　　　　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乃艺术夸张。实际上，三峡水库只是在狭长的峡谷型河道上筑一道高坝，把江水拦蓄起来。其水库，仍旧保持天然河道形状。只是水面略宽些，库底河床更深些罢了。

　　　　　　　　正因为水库仍保留河道型特点，因而蓄水后，淹没的区间范围就大，需迁移的人口才多。也正由于涉及的受淹区域大，移民任务太重，才导致其库水位方案问题争来辩去数十年，难以定夺。

　　　　　　　　谈三峡工程，没有人不正视它的巨大经济效益。但效益，却与其水库正常蓄水位达到什么样的高程直接相关。水位高，涉及淹没线内田地损失、城镇及农村人口搬迁数量的增多，当然，经济效益也高；反之，损失及移民数量则小，但工程效益便不能充分发挥。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通航与泥沙淤积的矛盾：水位线一定，其水库尾部的回水变动区，客观上存在着泥沙淤积问题：“万里长江，航运第一”：水位定高了，虽利于航运，但受移民量过大因素制约；水位太低，则势必导致部份河段因泥沙淤积问题而“碍航”。

　　　　　　　　水位，到底定在哪个高程为最佳呢？

　　　　　　　　几十年来，“长办”的规划设计人员虽然呕心沥血，数易其稿，其结果却令人沮丧……

　　　　　　　　早在三、四十年代，著名的美国坝工专家萨凡奇博士，在长江三峡的南津关到石牌18公里的峡谷间选择了5条坝线，其第四坝线方案为：

　　　　　　　　“坝高225米，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水库总蓄水量617亿立方米，可容洪水270亿立方米……”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毛泽东首次视察长江听取林一山的汇报，要林一山设计一个“毕其功于一役，在三峡的总口子上，把长江卡起来”的大工程。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林一山带领“长办”的技术人员，对200、220及230三个三峡库水位方案进行了研究，最后确定了“235方案”。

　　　　　　　　“长办”1956年向国务院提交的“235方案”称：“有效库容可达1150－1260亿立方米，可根本解决两湖平原的水灾。”

　　　　　　　　然而，由于这个计划方案太庞大了，其水库回水至泸州，重庆市将被淹掉一大半。因此，1958年党中央成都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否定了这个方案。报告明确指出：“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的高程，应当控制在200米，不能再高于这个高程。”这就意味着：方案得改，工程得从头开始……

　　　　　　　　经过努力，林一山于1966年又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主张蓄水位115－150－190～200，三期开发，建议1968年准备至1975年开始发电。

　　　　　　　　为什么要提出“三期开发方案”呢？

　　　　　　　　显然，考虑了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困难，本着先易后难的思路设计的。三期开发的优点，从淹没区域范围和移民、工厂城镇搬迁及投资方面，“现实可行”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国际形势不容中国人乐观。

　　　　　　　　1969年，湖北省负责人张体学向毛泽东请示三峡工程时，毛泽东忧心忡忡：“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要考虑脑壳上顶200亿立方米水的问题……”

　　　　　　　　到70年代末，葛洲坝一期工程基本建成时，“长办”再次提出了一个正常蓄水位200米，坝高205米，发电2500万千瓦，单机容量100万千瓦的新方案。

　　　　　　　　这个方案一提出，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在1979年三峡选坝会议期间，收集了十篇论文，林一山处于9比1的劣势。因而这个方案再次“流产”了。

　　　　　　　　否定该方案的原因很复杂，其主要是：

　　　　　　　　1。认为三峡工程不能解决长江中下游洪灾问题；

　　　　　　　　2。须加固加高荆江大堤；

　　　　　　　　3。泥沙淤积将会碍航；

　　　　　　　　4。单机容量100万千瓦，目前世界上无法解决；

　　　　　　　　5。制造12000吨的升船机，无人能承担（苏联最大的升船机为6700吨，堪称世界之最）；

　　　　　　　　6。移民难，蓄水至200米高程时，成渝铁路淹没57公里；万县、重庆几乎被淹光……

　　　　　　　　从以上几个主要反对理由看，问题似乎不在于你“长办”提出什么样的方案了。不管什么方案，都“不能解决中下游洪灾”，还上什么三峡工程呢？

　　　　　　　　明白了吧，读者诸君？说到底，反对派反对的不是什么方案和什么高程低程，而是压根儿不同意你搞三峡工程。

　　　　　　　　诸如工程技术问题，如水轮机单机容量，升船机技术在反对派说来，只不过是一个“托词”：技术上能否过关，是技术人员和专门家的事，与压根儿不懂得发电机和升船机的其它类学者专家们何干？

　　　　　　　　倒是移民的数量、淹没损失问题，需要“长办”人员认真考虑。

　　　　　　　　●150方案的前前后后

　　　　　　　　进入80年代以后，“长办”为了避开反对派的锋芒，结合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又在夜以继日地赶着设计一个“低调方案”，于1983年5月由国家计委组织审查。

　　　　　　　　——这就是历经磨难的“150方案”。

　　　　　　　　6月份，国家计委将“150方案”上报国务院。后经长办、水电部组织再作论证和补充、修改，国务院于1984年4月5日原则上批准了这份报告：

　　　　　　　　“三峡工程按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程175米设计。”

　　　　　　　　“150方案”：防洪水位135米，死水位130米，从防洪水位到正常蓄水位之间的防洪库容为73亿立方米。这样，20年一遇洪水可使沙市水位不超过44。5米；遇100年一遇洪水，仍控制沙市水们44。5米；荆江分洪工程不运用，则水库要超蓄到160米水位。

　　　　　　　　“150方案”的优点在于：总投资低，可以基本满足防洪要求。该方案可装机1300万千瓦，年发电量677亿千瓦时，对解决华东华中地区2000年前后用电要求有着重要作用。这个方案尽管已被国务院批准，但反对的呼声日趋高涨。因“条条”和“块块”之间的利害关系，正当国务院拟下令三峡工程投入前期施工准备之际，半道上突然杀出了“程咬金”：重庆市考虑并调查研究了“150方案”对自身发展将要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后，就抢在全国人大会议通过该方案之前，于1984年10月向中央建议采用“180方案”。

　　　　　　　　重庆市认为：150方案回水变动段在重庆以下100公里的长寿至忠县一带，不仅重庆港水深得不到改善，而且会因回水变动段的泥沙淤积造成碍航，卡住重庆港的脖子，使其变成死港。150方案对航运的作用，仅仅是改善了三峡大坝到石室寨300公里左右的航道。但三峡大坝到重庆约600公里，这种局部航运的改变，对整个川江航运来说作用并不大，不仅万吨级船队到不了重庆，同时，还会因回水变动段的泥沙淤积，三峡大坝与葛洲坝之间因发电调峰而产生的不稳定流以及坝下河床下切等对航运的影响，而形成上下卡口，变成“驼背长江”。

　　　　　　　　重庆市认为：采用“180方案”可使重庆主要港区处于深水库区内，形成600－700公里的深水航道，重庆以下的急流险滩全被淹没，川江航运得到根本改善，为西南三省未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显而易见，重庆的方案是偏重于“西南三省”的。

　　　　　　　　这里，不妨列举一组数据，供读者比较：

　　　　　　　　“150方案”：总投资143亿元，迁移人口33。3万人：“180方案”：总投资198亿元，迁移人口105。5万人。后者较前者多投资55亿元，多移民72。19万人。

　　　　　　　　这个方案的制造者宁愿冒多移民72万之巨的风险而主张上，而且是直接“捅”到北京，其胆量和勇气着实可嘉。

　　　　　　　　这一来，全国政协懂水和不懂水的专家学者，骤然间都忧国忧民关心起三峡工程来，考察、访问、讲话、发表文章……甚至有人“哭谏”：坚决反对三峡工程上马。

　　　　　　　　当然，也有不急于表态说赞成或者反对的，最为突出的是，全国政协政济建设组的正副组长：孙越崎和林华先生。

　　　　　　　　●三峡走来了孙越崎老人

　　　　　　　　孙越崎，1985年已是93岁高龄。作为矿冶专家，他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老先生过去曾经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经济部长；国民党败退时，蒋介石严令孙越崎将许多大厂拆迁运往台湾，孙越崎“阳奉阴违”，最后拱手将大批机器设备交给了共产党，气得蒋介石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并以“叛党”、“叛国”罪通缉他40年。解放后，他担任过中央政府财委计划局副局长。

　　　　　　　　这年5月，孙老先生率领全国政协经济组三峡考察团，自重庆顺江而下，一路风尘仆仆，召开大大小小的座谈会40多次，既考察了库区主要县市，也考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和荆江大堤。

　　　　　　　　车抵武汉，著名水利专家陶述曾来探望老同学，孙越崎叫他不要谈三峡问题，说：“你的观点我知道，我不听。我就是要不受干扰地进行调查，不受你们这些主上派的影响。长办为了影响我，派了几位高级专家到重庆，要向我们说情况，我们拒绝了。我们就是要独立地、科学地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如何呢？

　　　　　　　　孙越崎等人回到北京，于7月30日郑重地向中央提出了一个长篇报告——《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

　　　　　　　　题目就是结论。

　　　　　　　　该报告就三峡工程的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

　　　　　　　　移民、安全等七个方面作了论述，作了否定性的判断，惟恐份量不足，还附上了如下几个材料：

　　　　　　　　1。三峡工程200亿打不住，可能要突破600亿；

　　　　　　　　2。关于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

　　　　　　　　3。三峡工程对航运利少弊多；

　　　　　　　　4。关于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

　　　　　　　　5。三峡水库会不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驼背长江”；

　　　　　　　　6。重庆市为什么提出180方案？

　　　　　　　　●李锐及其《论三峡工程》

　　　　　　　　我拜读李锐先生交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论三峡工程》较早。80年代中期，李先生在北京为三峡工程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出版这本书，无论其本意如何，《论三峡工程》问世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三峡工程》里，既有答记者问，也有“三峡工程简述”，还有按中央领导要求撰写的意见书，个别篇章与三峡问题有些不搭界，但李锐先生自己承认并将它收到一个集子里了，比如当年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的短稿——《大鱼网主义》。

　　　　　　　　这《大鱼网主义》，讲的广东某县一位长官，强迫渔民取消所有的小鱼网，做了个3万多斤重的大鱼网，想籍此把过海的鱼群一网捕尽。结果非常可笑，鱼网大则大矣，可惜打不到鱼。这个故事是用来讽喻林一山积极主张上马的三峡工程的，难怪李锐先生将它收入《论三峡工程》。

　　　　　　　　1979年，李锐先生刚恢复工作。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他是过去的三峡工程反对派，请他就重新考虑的方案提出个人意见。

　　　　　　　　李锐先生于1979年7月12日写了一份《再谈三峡工程》的意见书，表示：“我个人的看法仍跟20多年前基本一样，不能单纯依靠三峡来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它力不胜任，且不经济，更不能等待”。

　　　　　　　　在这份意见书里，李锐先生对林一山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林一山认为，如果不抓紧上三峡工程，长江一旦发生特大洪水，荆江大坝如若决堤，“将会突然发生百万或数十万人的生命死亡事故”。李锐对此指责说，“这无疑是一种危言耸听”。

　　　　　　　　●库区人民在呼唤

　　　　　　　　在三峡工程处于“性命攸关”的时刻，林一山、潘家铮、李伯宁、张光斗、魏廷铮、陈赓仪等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