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1期-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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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是一个人在重庆啊？真不容易。”退出我乱糟糟的寝室，她坐在了我对面的沙发上。我应承着，尽量放松我紧张的微笑。终于，我憋不住了：“你能告诉我怎么知道我的住址的吗？”
“你猜呢？”她歪着头，两眼一眨不眨的。
我说我猜不着。她“扑哧”笑出声来。“还记得九年前那个冬天的早晨吗？你在招待所的七楼饿了三天，是我给你的方便面，知道了吧？”
就这么一句话，宛若一颗炮弹，顷刻间炸开了我封存多年的记忆；顷刻间使我的狂妄和虚荣灰飞烟灭。我颤抖的手燃着了香烟……
那一年，我26岁，那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穿着藏青色的司法制服，神气十足地回到农村老家时，院子里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见我一脸的愕然，邻居们才告诉我：祖母已经死了。我扑向堂屋，父亲、二叔、三叔都跪在祖母的遗体旁嚎啕大哭。我明白了一切。握着祖母冰凉的双手，望着她已合上的凹陷的眼睛和干瘪的嘴唇，痛不欲生。在姊妹排行中，我是老大，从小学到中学，祖母几乎是天天晚上在煤油灯下陪我写作业，读大学和毕业分配后，祖母天天求神拜佛，祝福我能有出息，不再在村子里受欺负，不再像上几辈人那样枯守在农田里……祖母对我恩重如山，什么时候她患的病我都不知道。她怎么就突然间死了呢？擦着眼泪，我开始责怪起父亲来。父亲说，祖母患病后，她一直不告诉任何人，更不允许他们写信告诉我。待她病重晕倒在门口时，她才说请医生来看看。祖母的手勾着，面部斜向了一边，村子里的医生说祖母中了风，要花很多钱买很贵的药才能治好。听到这些，我父亲就和他的兄弟凑钱给祖母治病。可是，父亲把猪牛鸡全卖了，那点钱两三天就用完了。他们在村里到处借，可村里人担心父亲以后还不起这笔债……
父亲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说，这些情况怎么不告诉我呢？父亲喃喃自语说，找你又有啥用？一个月40元的工资还不够自己用的，再说你读书时贷信用社的300块钱不知道啥时候才还得上，光利息也不知道长了多少……
听完父亲的话，我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为了供养我，他们倾尽了全部心血，忍受着贫困的煎熬，巴望着我能比他们强。如今到了城里，还自己顾不住自己，经常带家里蒸好的馒头在宿舍里吃。我是他们的希望，如今却丝毫也帮不上他们……想到这些，我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的无奈……
为了救治身患重病的祖母，为了改变父母因贫穷而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的状况，我决定辞去苦熬出来的“铁饭碗”，做生意去！“我要赚钱”的念头，恐怕比当年高玉宝喊叫着“我要读书”还要强烈……
那个雪雨交加的晚上，我走向了离我们老家最近的漯河火车站，乘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
吭吭哧哧的列车，理直气壮地停在了菜园坝火车站。在拥挤着走出车站的旅客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想到，我这个身上只有90元的安徽农村人，决心要在重庆干出一番事业来。
扑面而来的麻辣味，完全听不懂的重庆话，衣着时髦热情如火的重庆人，一下子激发了埋藏在我心底的渴望和追求。原来在书本里读到过的红岩村、渣滓洞，在电影里看过的江姐、小萝卜头等等，都已近在咫尺。激动和憧憬，时时都在撞击着我的胸怀。在两路口一家叫做“铁二招”的旅馆住下来后，我便开始了我的漂泊生涯。
我问过一个擦皮鞋的老太太：“我是哪里的人？像个干部吗？”老太太停住了手中蹭鞋的旧布，望了我一眼，慈祥地笑着说：“你是北方人。如果是干部的话，也不过是个小集镇上的干部。”老人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启示。至少，重庆人是见多识广见过世面的人，在他们面前，你装不了什么假相。我又问手里拎个捧捧衣着不太讲究的“扁担”：“你看我像是干什么的？”“扁担”先是摇头说“不知道”，而后说：“你在哪里干活的？”于是，我便知道我的形象和他们差不了多少。我苦笑着，暗自估量着我在举目无亲的重庆是几斤几两……
至今，我丝毫不怨恨当初求职时将我拒之门外的一些人，因为我没理由责怪他们。在吃了一次次闭门羹之后，我灰心过，犹豫过，甚至想能在马路上扫拉圾、在公司里端茶倒水我都愿意。可是，他们害怕，怕我这个“北方”来的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是坏人。自信是成功的基石。我没有气馁，一路上哼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哼唱着“一无所有”四处寻职……
辣得让人回味悠长的火锅，湿乎乎滋润人肌肤的空气，匆忙忙你追我赶的忙碌……让我无时不感到重庆这座城市的新奇与独特。1990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在谢家湾看见了“广州白云山制药厂驻重庆办事处”这么一块招牌，我走了进去。一位年长的老者操着重庆话问我：“你找哪个？”我学着说了句：“耍。”老者笑了，打量了我半天，说：“耍啥子？”我说：“耍着玩。”老者抖落着手中的一张“招聘启事”，说：“你是来应聘的就不是来耍啥！”这时，我才留意了那张启事上招聘业务员的文字。就这样，我成了白云山制药厂重庆地区的销售代表。我的义务是帮助联系购买单位，销售出去药品便能拿到工资，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机会，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对医药我是一窍不通的呀！
揣着他们提供的资料，我开始起早贪黑地乘上公共汽车毫无方向地寻找医院和诊所。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握好这难得的机会，努力做到让老板高兴和满意。“天生我材必有用”、“莫愁前路无知己”等等，诸如此类的诗句我不知厌倦地念叨着，“走过了一村又一寨”……
当一家客户终于被我的真诚打动以后，他接纳了我这个“外乡人”。这位“上帝”这么给我说：“重庆人耿直，若你真心对人，那么他就会耿直地对你；若你耍心眼，重庆人理都不理你。记住，做到了这一点，你就能在重庆站住脚了。”朋友的点拨和支持，掀开了我闯荡重庆的新一页。
一天晚上，我回到了四人一间的招待所，喊服务员开门时，小姐交给我一张单子：那是楼下总服务台摧交房费的。我应承着，走进房间。摸遍了口袋后，才知道我身上只剩下一块六角钱了。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当服务员过来再次催我下楼交房费时，我答应着，又补充了一句：“明天早上交吧。”我知道我不能再出去了，一块多钱怎么个花法，花完了怎么办，成了我的首要问题。
去跟客户借钱？千万不能，刚刚才认识别人几天啊，就去借钱，不说你是骗子才怪呢！去白云山办事处借钱？不，我还没给他们创造一分钱的效益，怎么好意思张口？
忍着，整整一天，我都躺在床上，腰背都要睡酸的时候，电视里响起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音乐。同屋的旅客说：“该吃饭了，你真能睡！”我不能给同屋的旅客说我身上没钱吃饭，那样他们会小心他们的东西而防备我。洗了把脸，我下楼花5角钱买了袋方便面。回到招待所大厅，总台里的服务员喊住了我：“你是703房2号床的客人吧？你的房费早该交啦。”我故作镇静地“噢”了一声说：“是吧？好，一会儿交。”回到房间后，用牙刷往嘴里扒着方便面，担心着服务员再来催我交房费。
第二天，中午，我饥肠辘辘，实在睡不下去的时候，又走下楼来。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最轻的脚步溜出大堂，惟恐总台小姐再把我喊住。门外下着瓢泼大雨，我还是一头钻进了雨雾中。去哪儿呢？我停住脚步，看着一家面包店久久发呆。对了，身上的一元钱足够买两个面包的，于是便壮着胆子去买了面包。我自己对自己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最难熬的，就数第三天了。双手攥着茶杯，不时地一口一口地喝着，其实明明知道一点都不口渴，还是时不时地吹着热气，琢磨着怎样去填填肚子。车到山前必有路。对，先下楼再说吧。其实，跟谁再说呢？我心里一片茫然。
招待所的大门外，灯火通明，各种形状的广告灯箱七彩纷呈，明明灭灭，闪烁跳跃。我这时又仿佛没有了饥饿感。我猜测着每句广告词的意思，比较着广告字的大小，又在搜索着每个广告词的同义词、近义词或者换上我想像的那句广告词会不会恰当……独自品味着，不时还为自己的突发奇想暗自窃喜……
这时候如果有摄像机将我的表情录下来的话，说不定真是精神病患者的临床症状……
我又走近了这家面包店。老板正和他夫人争吵着他的眼镜掉在地上摔破了镜片的责任。
我问：“你这副眼镜好多度数？”老板看我也是戴眼镜的，反问道：“你的呢？”我说：“400度，你能戴？”我取下眼镜递给他。他马上高兴地接过来说：“我们的度数一样的！”他试戴了一下说：“你这镜片比我的值钱多了。”“值多少钱？”我问。“二三百块钱不止吧？”他又仔细瞅了瞅，还给了我。我说：“一百元卖给你呢？”他见我一副认真的样子，连声说：“不行不行，我买了，你怎么办？”我跟他说实话，我说我要饿昏了，用这副眼镜跟你换面包吃，再给我10元钱坐车就心满意足了！他同意了我的请求，用塑料袋给我装了满满一袋面包，还多给了我20元钱。
这天晚上，我吃得很饱，心满意足地早早睡了。当深更半夜被服务员叫醒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位卖面包的老板费了很大功夫找我来了。我跑到楼下，一脸疑惑地问这位老板：“怎么啦？眼镜有问题？”保安和总服务台里的小姐都笑个不止。老板说：“兄弟，你误会了！知道你没钱了，送面包给你吃，我愿意。我也是经常出门在外的人，谁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呵。一分钱有时候就能难倒英雄汉。”他把眼镜还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的心头一热，喉头涩涩的，泪水模糊了视线……
总服务台里的小姐在喊我。我走过来，看清是那位催我交房费的小姑娘时，禁不住感到尴尬。
“我们经理刚才说了，你这段时间的房费一分钱也不收了，还有这几包方便面，送给你吃吧。”小姐笑盈盈地把方便面递了过来，我不敢多看她一眼，连声的谢绝。“行啦，你想装大款呵？等你以后真成了大款，别忘了我们重庆人就行了。”小姐的话像一缕和煦的春风，复苏了我的希望……
这之后，我和面包房的老板成了好朋友。在药品推销方面，我渐渐摸索出了经验。时时心里感激的，就是那家招待所给予我的温暖和情义。服务台那位小姑娘说得对：“别忘了我们重庆人。”
1992年之后，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被派到云、贵、川三地发展业务去了。面包房的老板告诉我说，那天晚上招待所值班的那位小姑娘叫潘渝盛。远在云南和贵州的日子里，我与潘渝盛保持着书信来往。读着她的信，就会想起当初来重庆时那刻骨铭心的三天！遗憾的是，我无论如何挖掘想像，就是怪当时太激动，没能记清潘渝盛的模样……
1995年秋天，我回到了重庆，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在重庆成立了公司。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寻找到那家招待所的旧址时，招待所已不存在了。虽然再也寻不到当年那个服务员潘渝盛的消息，但对她的那份感激却时时荡漾在我的心灵深处。
终于，靠朋友的支持，靠刻苦勤奋的苦心经营，我的公司在重庆有了知名度，同时，我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了收获。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广播里有声……荣誉、赞誉接踵而至，它既是对我埋头苦干的肯定，也是我这个漂在重庆的“外乡人”为重庆尽自己绵薄之力的验证。
我又点燃了香烟，凝望着对面这位清秀的女性，忽地豁然开朗。“你就是潘渝盛吧！”我如梦初醒般站起身来，恨不得一下抱住她。她很平静，微笑着点了点头，示意让我坐下。
“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我急急地问。
她告诉我，她1994年去了日本，她的父亲是名心血管专家，现在全家都在日本生活，只是她天天思念着故乡重庆，因此便不顾劝阻，毅然回到了重庆。去年十月，她在日本读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关于介绍我的文章，这样才找到了我的住处。
“这么多年了，对重庆的感觉好吗？”潘渝盛的眼睛闪烁着问号。
我怎么回答呢？用一个“好”字是表达不了我对重庆的情感的，一千个“好”字，一万个“好”字也是表达不完的呵。
潘渝盛看着我，会心地笑了。
给滇东北 发拉
孙世祥
在中国西部乌蒙山区，贫瘠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视文学为生命的人。他们创作，不是用笔墨，更不是用身体，他们是用心，用血，甚至是用骨髓。读他们的作品，也会揪心，滴血，痛入骨髓。
孙世祥，云南巧家人，农家子弟。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创作诗歌散文小说及其他著作三百余万字，却从没向外投稿，终其一生，没有一字在外发表。2001年10月在昆明病逝，年仅30岁。
夏吟，女，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现在昭通地区财校任教。发表诗作百余首。其弟苦爱绘画，正才华初现，却不幸少年早逝。这两首诗，是夏吟为祭奠其弟逝世五周年而作。
——编者注
给滇东北
孙世祥
小时候我就体验你荞麦花的气息
直到十九岁的时候我离开故乡发拉
滇东北自从你的一系列大河金沙江牛栏江流过这里之后
这里便生长岩石生长峡谷生长一个贫瘠的民族
生长一位因为痛苦而站立的农民诗人
从小时候我就跟你红色的江水一齐成长
我在那里种地牧羊守候小小的世界
我在那里集驯鹰群俯拾星星
我靠沉默的语言进行生活进行收割
十九岁时我从滇东北的群山走出来从巧家的群山走出来
我带着农民的谈吐农民的愤怒农民惯常的脚步
我以农民的观点对世界进行张望
以孤独的脚印测量你的珍藏
以厚茧抚摸你的生活
以祖先的信条揣度你呼吸的次数
以伤痛的心灵接受外部世界给我的任一种处方
探索你所曾经过的地方
哦滇东北那是一痕孤零的线索
一条鹰的道路穿过峡谷
一群绵羊的蹄印包含在裸露的羊肠小道
一匹驮马的血液浸入到古代的砂层
站在高原的顶部我听到你痛苦的声音从四周嚣响
我以流血的额头承受阳光我换一口气耕作换一种形式生活
在你海拔两千六百米的地方我以木犁刺破土地把生命种下去
然后在地角耐心地等待东风吹刮天空的消息
等待那些漂渡凶残峡谷的木筏
而那里鲜血与尸骨被搁置在灵魂无法到达的地方
那些悲壮的音乐每夜在黄昏抓挠天空的大树
看一眼父辈的艰难我从那里逃走从那个叫发拉的小村逃走
从山上走到山下我探求你生命的最真实最本质
噢滇东北我看到你的人民流尽了勤劳的鲜血
却始终无法在贫瘠的土地栽种幻想的大树
发拉
孙世祥
那时我看见你的山
残冬的草根吐露微嫩的车前
一匹马奔跑在迷茫散漫的雪岸
两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