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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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元年（196）春，曹操拔雍丘而入陈国；闻献帝在河东，欲迎之。诸将或疑，荀彧、程昱谓可行，曹操乃遣曹洪西迎。董承拒之，使不得进。曹操进至许县，降伏汝南、颍川黄巾刘辟、何仪等，复遣使诣河东。献帝诏拜曹操为建德将军。董昭至河东，诏拜为议郎。献帝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张杨各违戾不和。董昭见杨奉兵强而少党援，假作曹操书与之曰：“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将军有兵，吾有粮，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杨奉得书喜，对诸将曰：“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朝廷所当依仰也。”（《三国志·董昭传》）遂共表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董承畏患韩暹矜功专恣，潜召曹操。曹操议之。或谓山东未平，献帝为韩暹、杨奉等所持，恐一时难以迎之。荀彧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服丧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若不时定，四方生心，悔之不及。”（《三国志·荀彧传》）曹操听之。
曹操率兵入洛阳，诏拜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见董昭，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 董昭曰：“将军兴兵平乱，入朝辅翼，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许县。然朝廷新还旧京，冀望获安。今复徙驾，众心难一。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三国志·董昭传》）曹操大喜，遂徙献帝都许。诏拜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曹操挟到了天子，开始号令诸侯。韩暹、杨奉见失势，奔降袁术，后为刘备所杀。张济在陕县，因粮尽而入荆州，攻穰县，中流矢死。曹操遣将诛李傕。郭汜、张杨皆为其部下所杀。一时乱臣顿作鸟兽散，化为乌有。
袁绍在官渡之战讨曹操檄文里曰：“会銮驾东返，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专制朝政。”（《三国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袁绍视曹操为爪牙，因北与公孙瓒相争，故遣使使曹操迎天子。但亦可能是他发觉失先，只好后手送人情。
袁术与沛相陈珪及避乱扬州的张范俱为公族子孙，少时便有交情。袁术知其才能，故欲揽之。袁术据九江，致书陈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争而取之，智勇者胜。今世事纷扰，复有瓦解之势矣，诚英雄有为之时也。与足下旧交，岂肯相佐乎？若集大事，君实为吾心膂。” 陈珪复书曰：“昔秦末世，肆暴毒虐，故遂土崩。今虽季世，未有亡秦之苛乱也。足下若舍扶危济困，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吾备旧知，故陈至情。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三国志·袁术传》）及天子在河东，袁术会群下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 众人鸦雀无声。主簿阎象曰：“昔周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同上）袁术嘿然不悦。及曹操迁献帝都许，袁术延请张范。张范称疾不往，但畏其势，遣弟张承应之。袁术问曰：“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今孤以地广士众，欲徼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张承对曰：“在德不在强。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云匹夫，可兴霸业。若苟僭拟，背时而动，众人所弃，谁能兴之？”（《三国志·张范传》）袁术翻然作色，张承乃去。
建安二年（197）春，袁术僭号，诸事皆循天子制。献媚者进劝即位，露布天下。袁术欲伸而缩，曰：“曹公尚在，未可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载公十二月己亥令）这好比男女偷情，既不能成婚，又不敢张扬一样。袁术按捺不住，私下上了龙床，可又胆战心惊，不敢公开登基。对此，别说冤家曹操、袁绍等恨之入骨，就连友邻孙策、吕布也是义愤填膺。两年后，袁术便在内外交困中崩溃。有人舍命不舍财，袁术是舍命不舍王位，临覆没之际，又欲携之归袁绍。他书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末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己灭乎？”（《三国志·袁术传》注引《魏书》）袁绍阴然之，袁术发病道死。王权极人所欲，炙手可热，故逐之者前仆后继，舍生忘死。袁术对历史的认识及对时局的分析可谓精辟，但却不知眼下自己家门离智勇者相去渐远。无独有偶，后袁族中又出了一位与袁术相匹的人物袁世凯（注一）。
第8章 平世仁德，乱世智谋
叙议至此，我想在此章就德与智，在下一章就王与霸的问题作一简论，希望读者能透过纷乱的历史事件看到一些本质的东西。
《吕氏春秋·义赏》讲了一个德与智的故事：春秋时，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文公因敌强我弱而问计于咎犯，咎犯曰打仗要懂诈术，诈之可矣。文公以此言告雍季，雍季曰诈伪之道，是竭泽而渔，只能应急，非长久之术也。文公用咎犯言，败楚人，而论功行赏，雍季在上。左右不解，纷纷谏问。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代之利者乎？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
晋文公经咨询和实践，增识不小，他搞清楚了治与乱时的德与智的辩证关系。纷乱当中，为一时之务可以智谋；安顿下来，为百代之利必用仁德。刘表平荆州，即用的是咎犯的计策。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道、法、纵横家等最为有影响。《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墨家者流，贵俭，兼爱，上贤，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识别亲疏。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法家者流，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纵横家者流，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一般将儒、墨归为仁德，道、法、纵横归为智谋。仁德与智谋有高低上下之分，也就出现了统一和对立的辩证关系。上德鸿硕，因为在上而兼智，下德愚腐，因为在下而少谋；上智神通，因为在上而有仁，下智刻毒，因为在下而寡德。高者谓诸子之说可殊途同归，低者则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晋文公是德智并具的人，而且知道何时任德何时用智。
春秋诸侯争霸，战国诸侯逐王，周朝由盛而衰。孔子生于春秋，孟子生于战国，二人游事诸侯，欲恢复尧舜、殷周秩序，但却四处碰壁。《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欲迎孔子，以七百里地封之。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封土，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子西的话有三层意思。若用孔子师徒，行周君臣之礼，楚由子男爵而为王，由五十里封土而开千里之国，就都成了非法所得。若用孔子师徒，这帮人很有本事，楚王之位难保安稳。若用孔子师徒，子西等就无事可做了。前两层意思是明说的，后一层是暗藏的。第一层最为重要。《史记·孟子列传》曰：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尧舜、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德，在高低上下之间，因人而异，分有这么三个层次：品行、信仰和善政。品行主要关乎于庶民，信仰主要关乎于士大夫，善政主要关乎于君主。孔子、孟子都是怀揣德智的人，他们所信的德是三代之德，他们所使的智要为所信的德服务。但这个德，即维系三代纲纪的礼乐，已经在统治者的自践和新兴势力的踩踏下崩坏了。孔孟欲修复以固之，老子谓之徒劳无益，而更多的人则欲毁而重建。
老子修道，无为，而无不为。《史记·老子传》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谓老子为乘风云而上天之龙，不能知也。
商鞅信奉绳法。《史记·商君列传》曰：商鞅入秦，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比三代。孝公怒鞅妄人耳，谓鞅所言之事久远，不能待，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鞅复以霸道、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悦，与鞅语数日不厌。鞅以帝王之说试孝公，实欲变法。太史公曰商君刻薄而少恩。
苏秦、张仪善纵横。《史记·苏秦列传》曰：苏秦至秦，说秦惠王可以强兵吞天下，称帝而治。惠王因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苏秦遂往六国，说以霸王之事，以合纵抗秦。《史记·张仪列传》曰：张仪入秦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张仪以连横，终破合纵。太史公曰苏秦、张仪长于权变，真倾危之士也。
孔子、孟子希望诸侯能克己复礼，与周王相安无事。但诸侯多谓周王已形同虚设，故野心勃勃，贵智力而贱仁义。秦始皇终以智力混一六合，但因不知建德，继之以暴，结果旋即灭亡。
汉立，太中大夫陆贾说刘邦行仁政。《史记·陆贾传》曰：陆生屡说高帝宜崇《诗》、《书》，高帝骂之曰：“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使陆生辑古今成败事，著《新语》以为戒鉴。文帝、景帝取道家上品，以无为为治，与民休息，但奸伪亦纵生。武帝初立，欲有作为。《汉书·武帝纪》曰：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子、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董仲舒传》曰：博士董仲舒奏曰：“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故立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今汉继秦之后，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卫绾、董仲舒认为主张仁义的儒学是治世之说，而其它言谈智力的门派是乱世之术。武帝遂尊儒而抑诸子。准确地说，武帝是以儒为主而以其它诸子为辅。宣帝继之。元帝则独好儒说，且又流下，西汉始衰。东汉初中叶之君多能以文武为治，逮末叶之主，则荒疏政术。《后汉书·黄琼传》曰：老臣黄琼谏桓帝曰：王者处平世首当施德义，不施则颠；处乱世首当任智力，不任则危。黄琼详释德与智的关系，可桓帝分不出当来。
汉末人物，审其所学，可以断其所为。陈寿曰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孙盛云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刘备临终遗诏刘禅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刘备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孙权说吕蒙和蒋钦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可见，曹操、刘备、孙权等多能融会诸家，不偏执一端，既适安生于太平，亦易崛起于土崩。像皇甫嵩、刘虞、孔融等皆为儒者，可为治世良臣，不善乱世斗智力。
最后顺便一提，我觉得李宗吾穷阅史书、诸子，抽绎出的厚黑学，不过是望文之臆；他说的曹操黑，刘备厚，孙权半黑不厚，是貌合而神离。其实，曹操、刘备、孙权等在东汉末年的乱世里主要施行的就是智力、权术。
第9章 王业与霸业
司马光曰：“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以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
五帝大概是王业之祖。关于五帝，有数种说法：一曰为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一曰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一曰为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我们这里从唐尧、虞舜说起。五霸可谓霸业之宗。关于五霸，亦有数种说法：一曰为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一曰为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一曰为齐桓、晋文、楚庄、阖闾、勾践。我们这里从齐桓、晋文说起。
传说唐尧是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连盟首领。唐尧举虞舜为继承人，唐尧死，虞舜即位。虞舜又选夏禹为继承人，虞舜死，夏禹即位。夏禹死，子夏启即位。夏启创建夏王朝，确立了宗法制度。历史一般把尧舜传位称为禅让，但是也有另外一些说法，说其传位是在倾轧中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