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武士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佩吉·西格雷夫-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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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满铁的一半股票由日本政府持有，天皇是最大的私人股东，其次为三井、三菱工业集团和大银行。以“研究”为名，满铁搜罗了大批情报人员。这些人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怀着在日本的启示下解放亚洲的梦想，开始了他们在满洲的任务。然而，此后，正是这些理想主义者向日本军队提供了攫取中国资源所需要的机密情报，以“支撑日本的战争机器，并把前线一直向南推进”。为了将来有朝一日据为己有，他们极其细致地逐条登记了中国所有的财富——农业、工业、文化及个人的财富。
不久，满铁研究所在上海、南京、杭州、广东、香港以及其他地方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尽管起初没有多大影响力，但这个智囊团后来发展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专家将被派去帮助日本军队（和金百合行动）抢劫东亚，远至位于南面的爪哇和缅甸。
从左派到右派，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学生要求归还外国列强从中国攫取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在满洲，民族主义者抵制日货，举行抗议示威。在爱国商人的压力下，张作霖对抵制日货的运动持默许的态度，说他控制不了这一运动。日本人很气愤，在扶持了数十年后，这个“傀儡军阀”竟敢不服从他们的旨意，他们决定干掉他。1928年6月2日夜晚，张作霖的专列被是炸，张作霖丧生。
日方希望中国对此实行报复，这样，日本就可借此向中国派更多的部队，占领整个满洲。令他沮丧的是，仍由文官组成的日本内阁拒绝向中国派遣更多的军队。这一阴谋失败了，但这一谋杀并非完全徒劳。根据裕仁天皇军事顾问的日记，裕仁在得知他的军官自做主张暗杀了张作霖后并没有表示愤怒。裕仁还同意对该事件进行掩盖，放纵了这一犯上作乱的行动，此举实际上鼓励了日本军队里的无赖继续进行类似的活动。裕仁的这个信息非常清楚：只要日本的领地扩大，浪人们可以自由行事。
第二节 关东军抢劫了满洲所有的银行
一旦意识到暗杀张作霖产生了反作用，日本高层把他们最聪明和偏执的石原莞尔中佐派往满洲。石原莞尔的任务就是制造一个危机，让外人看起来，日本是受害者、中国是加害者。日本无论在干什么都似乎是在进行自卫。
1931年春，蒋介石拒绝延长日本对满洲辽东半岛的租期，并要求日本军队撤走，交出铁路。可铁路是满铁的全部心肝。东京断然拒绝，并谴责国民党政府在搞“反日运动”。满洲的中国人感到愤怒，袭击了日本移民。日本警察严厉地镇压了这些中国农民。尽管这是小事件，日本媒体却大肆报道，使日本国内出现了狂热的战争气氛。
但中国国内问题很多，没有对战争做好准备。蒋介石将军命令中国军队不要抵抗。但他抗议日本对满洲的占领，并要求国联进行干预。此时以溥仪为皇帝的满洲国成了日本的傀儡。在登基典礼上，天皇裕仁发来了贺电，并派他的弟弟秩父宫参加了溥仪的加冕仪式。上海帮会的一个头目张玉卿（音译）也发来了贺电。1935年6月，溥仪飞往东京，裕仁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作为回报，溥仪协助日本对东北的掠夺。在他被赶出紫禁城之前，溥仪运走了许多宫廷藏宝。他后来承认：“我从宫殿皇家收藏中拿走了最有价值的字画和古董，假装是给我弟弟溥杰的。”其中包括乾隆的玉玺和数以千计的手稿、字画。他说：“溥杰也每天放学后带一大捆回家，共持续了6个月，我们拿的是收藏中最好的。宫廷管家们及我的老师正好在检查这些字画，我们就把他们选中的最珍贵的拿走。除了字画外，我们还拿了许多珍版的书籍。我们拿走的应该有1000多卷幅，200多挂幅和画册中的画页，还有大约200本宋朝的珍版书。”这些物品被运往满洲，放在长春皇宫“和德厅”后面的一座白色的建筑里。溥仪后来说：“当日本越来越明显将要输掉这场战争的时候……我主动地把许多金子、银子和珠宝给了关东军……我还同时把宫殿里的地毯以及数以百计的料子给了他们。我的这些行动被广泛公开报道，这使日本官员的抢劫任务变得容易得多。”
1945年8月，伪满洲国垮台后，所有这些财物都不见了，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它们就被运往日本。
关东军抢劫了满洲所有的银行，所以很有钱。1931年9月，在石原大佐上演了他制造的“满洲事件”第二天，关东军进入奉天，占领了该市的行政办公楼、银行大楼、边疆银行和东三省银行的金库。
在东条的宪兵的私人怂恿下，另一个资金的来源是敲诈。抢劫银行、操纵货币和敲诈勒索是一次性的。关东军稳定的财源来自大规模地参与贩毒。日本深深地卷入了鸦片、海洛因和吗啡的生产。1911年，当地生产的鸦片量还不到2500公斤。15年后，满铁领地内和日本黑社会控制的大片农地年产鸦片达到了36000公斤。1932年，日本控制东北后，成千上万公顷的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并建立了数十家实验室，从鸦片中提炼吗啡和海洛因。在关东军的庇护下，毒品贩子将他们的产品销售到长城以南的华北、华中地区。满洲国中央银行的主要储备来自关东军毒品垄断交易的利润。制药厂生产海洛因片剂，这些药片大量流入内地，起到软化中国人抵抗侵略的作用。到1937年，世界上90％的非法鸦片和吗啡都来自日本。满洲实验从梦想变成了来自烟管的幻觉。
满洲还成了日本生物战争计划的实验场。简称为“731部队”的总部位于哈尔滨附近的平房。
第三章 掠夺中国
第一节
日本强行占领我国东北，使中华大地充满着愤怒和恐惧。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在未来的岁月里还会吞并中国其他的领土，直到把整个中国变成其殖民地。①一位满铁公司的研究员说：“我们更需要思考为什么我们良好的愿望……没有传递给中国大众。”在上海，有人抬着裕仁天皇的画像游行，画像的胸部心脏处刺着一把纸做的匕首。中国报纸报道了在朝鲜有人试图刺杀天皇，但子弹击中了另一辆车。②10天后，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年轻人穿着好战的日莲宗（Nichiren）僧服在上海一条拥挤的街上游行，唱着歌庆祝日本在满洲的胜利。激怒的中国人袭击了这5人，并当场打死了其中1人。这些“和尚”其实是日本的特务，是特务组织田中隆吉少佐手下的人。③
这名少佐故意挑起事端，期望一个或更多的特务被打死，这样日本就可以“保护”在上海的日本公民为由，进行军事干涉。东京总是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是受害者。此刻，日本海军在黄浦江上停泊着多艘火力强大的战舰以保护日本在这座港口城市的商业利益。没有等待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本海军上将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动员了在上海的3万名日本居民中的数百名流氓和黑社会的暴徒，自称是“浪人”的日本平民也手持手枪、步枪、刀和棒球棒加入进来。很快，驻扎在上海附近的中国十九路军也加入到战斗中来。在裕仁的批准下，9万名日本增援部队迅速进入上海。④开始是凌乱的枪击，接着是大炮、军舰上的火炮和日本飞机对上海密集的街道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上海的一部分被夷为平地，18000名平民被打死，24万人无家可归。⑤西方人士在相对安全的租界的房顶上亲眼看到了这一切。日本占领朝鲜和东北的时候，只有为数很少的西方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外交官，目睹了事件的过程。在上海，数以千计的西方人士是日本残忍和滥杀的见证人。记者们常被困在猛烈的枪林弹雨中。欧内斯特·豪泽（ErnestHauser）写到：“狗和鼠在庆祝它们自己的节日：在一群群狼吞虎咽的野狗下面是难以辨认的尸体。”东京受到强烈的谴责。在伦敦，日本大使吉田茂（YoshidaShigeru）说日本对上海的进攻是“严重的错误判断”。美国银行家感到悲哀。摩根家族的托马斯·拉蒙特（ThomasLamont）称，日本的行动使得向日本提供进一步的贷款成为不可能———无论是通过投资还是银行。3月2日，在战斗了34天后，十九路军开始全面撤退。第二天，日本宣布单方面停火，接下来的是正式停火协议。这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拖延行动，因为日本军队将在1937年夏再大规模地返回此地，完成此次未完成的任务。
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东亚病夫”，一个无比腐败、恶习丛生的国家，处在崩溃边缘，一触即倒，就像支在一双小脚上的干瘪老太。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早已失血，但这完全不是事实。从一个军阀转到另一个军阀手中的资产与藏在民间的财富相比还是微不足道。对北京连续不断的抢劫使大量宫廷财宝流失，但是这并未影响到其他富豪、大小商人以及地痞流氓黑社会手中的黄金、艺术品及祖传的遗产。因为这些人并不信任银行，中国人以小块金砖的形式非常巧妙地保存财产。在我们以前出版的另一本名为《边缘的老爷们》一书中，我们从古代中国商人阶层的起源，追溯到现在华侨巨富的全球网络。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以纳贡的形式垄断贸易，除此以外的商业活动都是非法的，被处以极刑。商人永远是被压制和被迫害的对象，财产被没收、被关入大牢或和家眷一道被流放至中原以外的“蛮夷之地”。结果是中国商人不得不秘密地经营，贿赂地方官员，以求生路。在3000年的历史上，在中国，商业在概念上一直是非法的。直到19世纪末，作为对不断增长的西方影响的让步，为了急需的财政税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才允许商人公开经营。因此，根据传统的做法，大量的中国财富仍然是隐藏着的。有一些地方银行网络和当铺，向农民和小商人提供贷款。但在那些条约规定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的西方银行，不对中国人开放。
日本人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日本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日本的统治者和武士曾把商人当做寄生虫。日本人明白中国人不会等着别人来抢劫他们的财产，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聪明。因此，要把这些财富弄到手，日本人必须具有同等的聪明才智。实际上，今天日本的一些私营财团的资产来自于对朝鲜和中国的抢劫。日本的金融家和企业的头目垂涎这些财富，于是他们大力支持日本军队，企盼着控制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工业基地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提到抢劫，人们会联想到银行、博物馆、豪宅以及被忽视的黑钱。日本流氓恶棍在朝鲜和满洲获得了敲诈勒索的实践经验，他们把银行、博物馆、豪宅留给宪兵处理，把注意力放在劫夺中国藏而不见的财富，特别是来自于贩毒、酒、卖淫、赌博、走私和其他的非法行为所得的暴利上。为了进展顺利，他们先暂时和中国的黑社会建立合伙关系，中国黑社会的这些人对欺诈自己的同胞没有任何悔意，正是这些流氓恶棍，造成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大量地下财富前所未有的流失。
中日两国黑社会的合作已经非正式地存在了1000多年，在古代，中国沿海地区福建省的私人企业家组织了亚洲最成功的贸易网，他们的舢板把海上贸易做到远至东非和阿拉伯国家。每一个私人贸易组织都有自己的海军和水兵，并把他们的财富以金砖密藏在中国沿海的堡垒里。他们用这些财富贿赂地方官员。因为他们的共同的敌人是朝廷，日本人成了这些人的天然盟友。福建的中国海盗及商人常常到日本九州西南岸的吴岛上避难，在那儿，他们受到当地大名的保护。日本武士也经常随同他们到富裕的江南抢劫。到20世纪，中日黑社会再次联合也是顺理成章。
第二节
1937年，裕仁和他的顾问们建立了“金百合组织”，这一机构成立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这些财富的走向———确保其只流入天皇的金库中。它是一个皇室组织，包括金融、会计、簿记、船运专家及各种宝物专家。该机构由皇族成员监督，通过操纵黑社会来实行。黑社会像挤奶似的榨取着中国的财富，金百合计划就是榨取那层奶油。
如果说在恢复中日黑社会历史悠久联盟的背后要有一个天才的话，那么他就是土肥原将军，他是那个时代日本最重要的情报官。他一生中遍迹亚洲。他策划了对满洲的占领和溥仪的绑架。他的个人小圈子里包括日本最大的黑手党人、最厉害的流氓和最胆大妄为的军官。在满洲，他同“两ki三suke”小帮派密切合作，特别是其中的金融专家星野直树。星野领导鸦片专卖局，后来成为天皇内阁官房长官。他还同许多中国黑社会的头目称兄道弟，这些头目大都来自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具有活力的城市，也是亚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它由3个不同的政府管理，最大的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上海市政府，除此以外，还有2个繁荣的外国租借地，这是19世纪外国列强从清政府处得到的租界。面积较小的是法国租界，人口约为50万。说其是法国租界，其实有点夸张，因为租界里仅有2400名法国平民，300名法国宪兵。其余的居民则为14000名不同国籍的欧洲人，包括白俄人，还有许多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宁愿接受法国总领事的绝对统治，而不愿意接受蒋介石手下官员巧取豪夺式的专制独裁。法国租界也是青帮及其头领杜月笙的地盘，杜是中国最大的帮会头目，正是在杜及其打手的帮助下，蒋介石在1927年控制了这座城市。当时暴徒和国民党军队联合清洗了市内的共产党人，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中国军阀政治多变，蒋介石只是一个新的领袖，青帮头领情愿居住在法租界里，受法国当局的保护，而法国当局得到杜的慷慨捐款，对他贩毒、开设妓院和赌场等行为亦视而不见。
第3个政府是公共租界，以英国人的行政管理为主，美国人其次。公共租界里，外国居民不到4万人⑥，其中一部分是日本人。日本居民的人数上升很快，这些人中有商人、银行家、旅馆经营者、黑手党人及不断增多的特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人成为在上海人数最多的外国居民。⑦由于对公共租界管理层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怀有敌意，大部分日本黑手党人住在上海近郊虹口一个被称为“小东京”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出售毒品和枪支。
整体来说，当时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最大。中国所有外国财产中，38％为英国人所有。英国控制了一半以上的船运，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在管理，到1931年，英国在中国的投资几乎达到10亿美元，其中75％在上海。⑧但这一切将发生巨大的变化，1921年时，英国与日本的合作卓有成效，20年后，英国屈于美国的压力做出让步，同意终止英日同盟。正如丘吉尔所说的，结束英日同盟“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看作是西方世界受到亚洲强国的刺激”。⑨这一事件发生在战末《凡尔赛和约》谈判之后。在凡尔赛谈判中，日本人试图通过一个种族平等的协议，但遭西方拒绝。随之而来的英日同盟结束，使日本人感到被双重抛弃和出卖。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采取行动试图报复，准备对西方发动战争，让英国付出沉重的代价。裕仁天皇的叔父东久迩宫稔彦（Higashikuni）和姑夫朝香宫，在其私交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