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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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起来，”记者说，“你之走向反神的存在主义和罗素的性解放论，是有深刻基础的了。”
“正是这样。”胖子老莫庄严地说。陈映真：《唐倩的喜剧》。《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93页。
好一个“深刻基础”！结果，老莫越是“庄严”，人们就越觉得可笑！在嘲讽中，陈映真毫不留情地奚落了这所谓的“深刻的基础”。
最绝的是，陈映真以唐倩的亲身“感觉”，以铁的事实，揭露并批判了老莫的伪善。小说里写道，唐倩不久就发现，老莫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老莫在朋友面前，永远是一副理智、深沉的样子，仿佛时时为人类的苦难而困扰。还说什么：“尽管人的历史上充满了残酷、欺诈和不公，但却有一丝细线不绝如缕。”“那就是人道主义。”同①，第94页。然而，在人后，在私下，老莫却没有一丝一毫的人道主义：“当他在床笫之间的时候，他是一个沉默的美食主义者。他的那种热狂的沉默，不久就使唐倩骇怕起来了。他的饕餮的样子，使伊觉得：性之对于胖子老莫，似乎是一件完全孤立的东西。他是出奇地热烈的，但却使伊一点也感觉不出人的亲爱。伊老是在可怕的寂静中，倾听着他的狂叫的呼息和床笫的声音，久久等待着他的萎溃。伊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被一头猛狮精心剥食着的小羚羊。然而，这自然也不是不曾把伊带到一个非人的、无人的痉挛地带，而后碎成满天陨星的境地。”同②。读这样的文字，你不能不觉得，这老莫，简直就是一个性热狂的剥食者，只有兽性，哪有人道？
在枕边，小说还写他谈到越南战争。“胖子老莫坚持：美国所使用的，决不是什么毒气弹，就如罗素所说的。那只是一种用来腐蚀树叶和荒草的药物，使那些讨厌的黑衫小怪物没有藏身的地方。”至于那些黑衫小怪物“是进步、现代化、民主和自由的反动”，“是亚洲人的耻辱”，“是落后地区向前发展的时候，因适应不良而产生的病变”陈映真：《唐倩的喜剧》。《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95页。。读这样的文字，你不能不觉得，这老莫，简直就是一个残忍的殖民主义者，哪里还有一点点的人道主义？
更令唐倩不能容忍的是，唐倩为老莫怀了三个月的孩子，他竟然“不要”。老莫假惺惺地柔情似水地表示，他喜欢和唐倩有一个孩子，可是他却告诫唐倩：“孩子将破坏我们在试婚思想上伟大的榜样。”同①，第96页。要唐倩想想他们的“使命”等等。于是，唐倩不得不在一个破败的陋巷医院，取去他们之间的另一个生命。她永远也忘不掉那里数双只有她才了解的绝望而恐惧的眼睛，那里原始的叫喊，那里的血污、阴暗和恶臭。自此以后，唐倩和老莫之间仿佛慢慢地结了一层薄薄的冻霜。尽管唐倩知道，是那把剪子剪戳了那破碎的人肉，但是丧子的母性悲哀，强忍的母亲的沉默，让她忘不掉她对老莫说的话：“你要记住，这是你不要的……”同①，第97页。至于老莫恐惧得很，一种无形的“杀婴的负罪意识”威胁着他，以至于他的男性能力“屡试而爽”同③。。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老莫还编造了一个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谬论，骗自己，也欺罔唐倩，那就是：“每次想到那个子宫里曾是杀婴的屠场，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是不会有性欲的。”同③。老莫必须强迫深信自己的谎言，否则将难以占胜那日甚一日的恐怖感。后来，伴随着寒冬的来临，这一对伟大的试婚思想的实践者，终于宣告别离了。而且，他俩都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他们要去“不断地追索，以实现真我”陈映真：《唐倩的喜剧》。《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97页。。这真是到了极致的一种伪善！
这样写老莫，实际上又都衬托出了唐倩的无知、浅薄、虚荣、赶时髦，以及低级趣味等等。
不久，随着存在主义的退潮，取而代之的新实证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红火的时候，唐倩和新实证主义的理论家人称罗大头的罗仲其，同出同进同吃同住了。据唐倩说，她已经把存在主义的时期，毅然当作“婴儿时代的鞋子”给扬弃了。她的宣言是“不是我不爱我友，实因我更爱真理！”同①，第99页。据罗大头说，新实证主义是以数学、逻辑为基础的，是对于自然科学的语言，做逻辑的分析。不懂数学，更不懂逻辑的唐倩，竟然能够像过去崇拜老莫一样，亦步亦趋地模仿着罗大头，而且，很快就成为一个语言锋利、具有激烈派性的新实证主义者。正当罗大头在读书界风头十足的时候，他并没有注意到他在唐倩身上留下的影响。比如，在吃饭前一定要喝上一杯白开水；说话的时候微微地晃动脑袋瓜子；巧妙地用一种讥讽的微笑去听别人的意见；吃苹果的时候要从它的屁股啃起；洗澡的时候一定要哼着他的江西老家的小调，等等。反而令他吃惊地发现，在唐倩的许多细小的行为上，残留着老莫的习惯，诸如用拇指和食指抽烟的样子；在发议论时那种故作庄严的腔调；只是转动着手掌的手势；把右脚架上左腿，然后在高兴的时候猛力拍打右膝盖的习惯，以及写字的时候，把头向左边做大约四十五度的倾斜的样子等等。为此，崇尚理论的罗大头大为烦恼，而且这种烦恼在他的心中日复一日地拓展开阴影。终于，他们两人爆发了一场凶猛的争吵。深夜，罗大头冷静分析的结果竟然是，他实在是很深地恋爱着唐倩的。既如此，为什么他又会怒不可遏地争吵呢？理由很简单：他妒嫉。怎么办呢？用实证逻辑的方法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他只能求救于他一贯反对的非理性的原则，向唐倩声泪俱下地乞求和解，但是罗大头的心态愈来愈变得反复无常，直到醋劲大发时，他会暴怒而不可自遏。
接下来，陈映真进一步切入人物的情感起伏，心理变化，细腻地描绘了“大头的”内心世界，冷峻地解剖了他的灵魂，告诉我们，罗大头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陈映真写到的原因，一是，童年的不安定的恐惧的生活，使他完全失去了面对实际问题的勇气。他在哲学著作中找到了新实证主义，恰是他最好的逃遁的处所。如今唐倩所带来的一切现实问题，已经冲破这个供他逃避的领地，他只得另寻出路，苦恼不已。二是，他越来越发觉到：唐倩这个女孩子，是敏慧而不可征服的，已经有力地威胁着他男性自尊以及他独占的理论家的地位。三是，唐倩能够在他面前从容而泰然地提起唐倩过去和老莫之间的事，为了保持绅士风度，他不得竭力控制自己的怒气，以至于偏头痛的时候，还装着快快乐乐唱他的江西小调。四是，也是最严重的，他的新实证主义质疑论，竟然质疑到他的床笫之事了。他必须在床笫中不断地证实自己，多次的男性无能，让他生活在败北的恐惧中。这样严重的质疑，终于逼得罗大头发狂，而后自杀。在唐倩这边，却一点也不了解他内心的纠结。罗大头的失败，除了反衬了唐倩的浅薄、虚荣、赶时髦以外，还说明，她已经相当成熟了，已经能够把新实证主义玩得居然比罗大头还自如、自在，她俨然已是流行思潮尖上的明星人物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流行的社会思潮里摸爬滚打，唐倩不仅被锤炼得很世故，有心计有手腕，而且把胖子老莫、罗大头的伪善面孔，也模仿得惟妙惟肖。等到她见到了留美的青年绅士乔治？H。D。周的时候，唐倩可以不露声色地，却用尽了心机，让周宏达按照她设计的方案，订婚、结婚，一同飞往了她梦想的美国。至于那些“下贱的拜金主义者”、“洋迷”等批评，她无暇去顾及了。作家就是这样动态地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位在西化思潮里翻腾的闹剧人物。
另外，在读《唐倩的喜剧》的时候，我似乎不时地看到契诃夫的早期幽默小说的影子。比如人物的绰号。胖子老莫，选取他的生理特征“胖”以突出由“胖”给人以“重”的感觉，他本人以及周围的捧客都主观地觉得，老莫确实是一个“重重”的有分量的人物了。罗大头，突出罗仲其的头“大”，以显示一位所谓的理论家，头脑多么发达。至于称呼周宏达为“乔治？H。D。周”，是张扬一种媚外的洋味，外加他时不时地在说话中夹杂一两句英文单词，那种可笑的得意的洋味不就更浓了吗？又比如，陈映真两次都以男性功能的状态，来揭示人物内心的恐慌以至于绝望，都在以人的生命之根调侃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的没落。其实，这些现象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屡见不鲜，见怪不怪。可是，等到陈映真择取出来而后艺术地表现在作品中的时候，我们在觉得可笑之余，不也能引发出来深沉的思考吗？
这是什么？这就是艺术的审美效果。
（二）
《唐倩的喜剧》的意义是在于揭露和批判了盲目崇尚西方的思潮和社会风气。
读《唐倩的喜剧》，人们不难看到，小说对盲目崇尚西方现代思潮的人物，用漫画式的笔触深刻地描绘了他们的丑态，其揭露和批判的倾向性十分鲜明。
其一，小说批判了盲目崇洋媚外的恶劣风气。那时的台湾，一些人趋于崇洋，只要是西方的学术流派，不管真伪新旧一律奉为经典。在这篇小说里，我们看见，在西方早已过时的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却在读书界被标榜成“新”的学说流行了起来，胖子老莫、罗大头推波助澜，唐倩也应时而生。周宏达则是一个拜金主义者，是一个美国狂，他和唐倩甚至丧失民族气节，胡说什么在美国，“做一个中国人，一定是一种负担”陈映真：《唐倩的喜剧》。《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09页。。小说批判这种盲目崇拜，在精神层面上，就是在批判奴性，批判我国国民性中的奴性。
其二，小说揭露了他们无知、浅薄，却又狂妄自大，甚至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什么存在主义的圣主、伟大的小说家、新实证主义的理论家，等等。而在所谓的学术论战上，他们又是个十足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者。揭露这种无知、浅薄、狂妄自大，在精神层面上，就是在揭露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的空虚！
其三，小说撕下了他们诱人的学者、理论家、小说家以及留美工程师的外衣，鞭挞了他们自私虚伪、卑鄙污秽的灵魂，使他们原形毕露，甚至还写道，在某些人物的性生活上，简直是兽性大发作。
我们还注意到，小说末尾有个《附记》。其中说，“本文系虚构故事，倘有与某人之事迹雷同者，则纯系偶合，作者概不负责。”同①，第116页。陈映真写这个附记，或许是为了防止少惹麻烦。不过，我们读这个《附记》，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是，这篇小说的题材来源于现实的生活，而且和现实生活非常密切。小说抨击的现象、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否则就不必有“倘有与某人之事迹雷同者”的顾虑。二是，这篇小说的人物，以及人物的故事，纯系虚构，其含义，正如鲁迅所说的，“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7页。。鲁迅又说，“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第538页。。他说，他是一向取这一法的，“当初以为可以不触犯某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倒触犯了一个以上”同①。。这所谓的“拼凑”、“杂取”、“合成”，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摘取任何人身的特征，用简单的加法做成，其中包含着作家的艰辛的思维活动，是一个艺术形象典型化的过程。所以，这个《附记》从一个侧面让我们了解到，陈映真“拼凑”、“杂取”、“合成”而成的唐倩、胖子老莫、罗大头以及乔治？H。D。周，不是仅仅“触犯”了某一个人，而是“触犯”了一个社会的层面，一个社会的群体；一种社会的潮流。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1988年2月25日，胡秋原写成《〈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一文，就说：
于舟、老莫、罗大头、周，在台北太多了。唐倩是谁？她不仅代表台北的读书界、文化界，她代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在西化、俄化中陶醉匍匐、打滚和仰卧；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的台湾，又特别是台北最高学府的台大，就是老莫、罗大头、乔治？H。D。周们出风头的地方，也就是中国青年男女都成为唐倩的时代。现在，乔治？H。D。周的时代并未过去……胡秋原：《〈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8页。
在分析了唐倩是一个有历史厚重感的人物艺术形象以后，胡秋原还特别指出：
《唐倩的喜剧》尤有重大意义。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描写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科学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唐倩的喜剧》则反映战后第三世界虽在政治上脱离殖民主义，然在精神上还在力求进入殖民主义。胡秋原：《〈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9页。
为此，胡秋原，大声疾呼的是：
中国人要求精神自立和复归，正是共同的趋向。同①。
这正是《唐倩的喜剧》的可贵的审美价值之所在。我们可以说，不仅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在21世纪的今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要在精神上自立。就此而言，吕正惠就认为，这篇小说“是台湾知识界的重要文献”吕正惠：《从山村小镇到华盛顿大楼》。《文星》，1987年4月1日，10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191页。。
（三）
现在，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陈映真创作风格改变的原因了。
在陈映真文学创作发展的道路上，《唐倩的喜剧》问世，正如前文所说，自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标志着陈映真的创作风格已经开始改变。那么，促使这种改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以为，这原因是：
第一，陈映真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观察台湾社会，对台湾的现实逐步加深了认识，同时，也检讨了自己过去在认识上的偏颇。他说，他“不曾理解到：市镇小市民的社会的沉落，在工商社会资金积累之吞吐运动的过程中，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一种宿命的规律”，他“不曾懂得从社会的全局去看家庭的、个人的沉落”，他“也不曾懂得把家庭的、个人的沉落，同自己国家的、民族的沉落联系起来看，而只是一味凝视着孤立的个人的、滴着惨绿色之血的、脆弱而又小小的心，自伤自怜”。于是，他反省自己，他成了“退缩的、逃避的人”。他逃避一切足以刺痛他那敏感的心灵的一切事物，包括生了他、养了他的故乡。他说，“他把自己放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