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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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如果能像脱衣服一样，脱掉肮脏的衣服一样，把不堪的我脱掉，然后，像换一件又干净、又新的衣服一样，换一个我……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91页。
这“换一个我”，其实质就是回归人性，做一个真正的人。
相比之下，直到死在侵略战争的战场，巴尔奈也没有麦克那样的意识。这该是多大的悲剧！
第三，麦克呼唤回归人性。
回归人性，实质是什么？人性的对立面是兽性，所以，回归人性，也就是摒弃兽性，恢复人性，成为一个文明的人。
这里涉及的也许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战争中的人性和兽性的问题。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的战争。从性质上区分，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比如越战，人们坚决反对。正义的战争，则坚决拥护，比如抗日战争。然而，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人们反对的也是发动战争的极少数的反动者。对方阵营中的百姓大众，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也会保护他们的利益。至于，那些放下武器的战俘，人们则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一定坚持优待俘虏，像对待人一样地对待他们。这已经是现代文明世界通行的国际准则了。另外，在这个世界上，人之所以是人，那是因为，人，除了具有动物的某些一般特性外，如食欲、性欲等，人作为动物中的一种，已经发生了质变，具有了社会性。这种质变的标志，这个社会性的内涵，就是人具有了人性，即使人还保留着那些动物性，也无不纳入了人性的轨道。而人性的核心，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这就是爱，爱人，关心人，帮助人。所以，作为一个人，他身上的人性与动物性即兽性是并存的。在正常的文明的条件下，以爱为核心的人性主导着人的言谈、举止及一切活动；相反，在非正常的不文明的条件下，比如战争、教育极差的环境，人身上存在的另一些动物性即兽性，就有可能突破以爱为核心的人性的制约，恶性发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到最激烈最尖锐的极致——战争的环境里，面对着个人、家国乃至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现实，人性，或者兽性，在一个人的身上，最容易表现出来各自的本来面目。战争，实在是对人性的最大的考验了。
在《贺大哥》里，陈映真设计主人公麦克患了精神性的健忘症。这种健忘症病人，受到现实的重大打击而后人格开始分裂，从意识中遗忘了过去的一切挫折、困惑和烦恼，以另一个幻想和补偿的人格，重新生活。陈映真写麦克其人，写他受到越战的极大的刺激，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忘记了越战中那一幕又一幕的灭绝人性的暴行，以另一个新人——贺大哥，传播博爱而重新生活，这样，作家自己，也就在小说里传播了博爱的精神了。
我们看患健忘症以前的麦克。
在越战中——
他们把十几个老太婆、老头子和小孩子赶到一间小寺庙的广场上。起初他们都很顺从，看起来也很自在。等到他们看见我们在弄M16自动步枪，他们才开始哭、哀求、祈祷……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83页。
有一回，我们在一个山脚下找到十来个躲藏着的平民，全是妇人和小孩。有人挑出一个十六岁上下的女孩，拉下她的裙子，有人要摸她的奶子。突然有一个老太婆凶狠地扑过来，女人和孩子们开始哭叫、哭叫……
一阵M16，把她们打得全身像蜂窝似的，然后把那女孩拉开，他们轮着对她“做”那事儿。后来，女孩开始跑，有人从后面用M16打开她的脑袋……她再跑了两、三步，就扑倒了。……我开了枪。有人开枪，每个人都开枪，像一种连锁反应。……不错，我们对她“做”了那事儿——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干了……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85—86页。
那，分明是兽性的大发作。
等到越战归来，麦克一切看似正常，但是，却很少谈到越战，只是时常抱怨精神不能集中。等到1969年3月的一个礼拜日，邱克夫人准备上教堂时，早已放弃宗教信仰的麦克，突然向自己的母亲说：“请为我在战争中奉命而为之事，祈求天主之原谅。”不久，到4月，梅莱村虐杀事件开始在美国的部分媒体上陆续揭露出来，麦克终于开始失眠、焦虑、易怒，常常整夜哭泣、呓语。随后，入院治疗，被诊断为精神性的健忘症。再后来，他悄悄地独自出走，离开了医院，以Mr。Hopper的身份来到台湾，做义工，帮助残疾儿童，人们开始亲切地称他为“贺大哥”。
在台湾的日子呢？
一边，贺大哥帮人家补英语，以维持生计。
一边，他在台北郊外一个小镇上天主教办的“圣心小儿麻痹复健所”，当义务复健员。在那里，他认真、专注地工作，在帮助复健的孩子身上，弥漫着他真实的关爱。
一边，他又向小曹以及朋友们传播他的爱的信念：
……如果去爱人类同胞，变得需要有一个理由，这就告诉我们：人在今天已经活在如何可怕的境地。他说，如果爱别人，关心别人的事，竟只成为一些称为这个或者那个宗教的教徒的事，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人的世界。
他说着说着，他的棕色的，开着很大的双眼皮的眼睛，逐渐地亮起一盏晶莹的、热烈的灯火。“帮助这些小孩，其实是帮助了我自己”，贺大哥说。“使我在一个人、一个人，”他着重地说：“从他的爬行的境地里站立起来的努力中，认识到人的尊严……”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69页。
贺大哥的爱的宣言是：
爱，无条件地爱人类；无条件地相信人类。同①，第74页。
他的解释是，“让我们也相信一切、一切的人——虽然这无条件的信赖，往往带来甚至以生命当代价的危机”，但是，也要相信，总有一天，“更多、更多的人能够不图回报，而从一个人的生命的内层去爱别人、信赖别人”，那样，“那美丽的、新的世界就伸手可及了”。同②。
看来，陈映真设计这样一个艺术结构，在前后对比中揭示人性和兽性的搏斗，演绎人性的复归，确实获得了很好的审美效果。人们读《贺大哥》，感悟陈映真揭露了兽性发作的残忍与丑陋，讴歌了人性勃发的可爱与美丽，再看作家深刻地批判了越战的非人性的残暴本质，张扬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要维护爱的准则，真的不能不被他震撼，被他感染了。
第四，贺大哥给小曹留下了文化的精神的遗产。
在《六月里的玫瑰花》里，巴尔奈留给艾密丽？黄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一个遗腹子。巴尔奈重上前线的前夕，艾密丽好几次想告诉他自己已经为他怀了一个月的小孩，那一定是个漂亮的、黑色的小男孩：眨着一对大大的金鱼眼，像他的父亲一样。虽然，小说没有写到孩子的未来，但是我们相信，善良的艾密丽一定会把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在这可爱的孩子身上延续巴尔奈的生命。
而在《贺大哥》里，贺大哥给崇拜他的爱恋他的小曹留下的是一份爱的信念。小曹说，贺大哥使她重新认识了“美丽”、“幸福”和“爱”等并不罕见的辞语，是有着充满希望、充满鼓舞人们的灵魂的新的含意。当读完贺大哥的病情诊断书后，小曹忽然想起小时候，曾在一张斑斓的纸板上，精细地画了一个高瘦、大眼、俊美的童话的王子。后来，为了纸板另有用途，她把纸板上的画用橡皮擦去了。这以后，纸板上虽然没有了俊美的武士，而那斑斓却异样地比先前显得尤其的夺目，同时，在那夺目得很的斑斓中，还不时在她的凝视里隐约地出现那俊美的、高挺的王子武士。于是，她心中暗暗地觉得，贺大哥便像那武士一样地消失了。虽然如此，却还是使自己向着一片绚烂无比的斑斓开了眼；而那绚烂的斑斓之中，也或者将永远在自己的凝思之中，隐约着贺大哥，或者那叫人心疼的麦克？H？邱克吧！当贺大哥被前后左右簇拥着走进机舱的时候，小曹突然明白：
对于我，贺大哥已经从这个世上消失了。从今以后，我必须离开贺大哥，一个人生活，就像蒲公英的种子离开了枯萎的花朵，乘风而去，飞向辽阔无垠的世界。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62页。
这就是说，贺大哥的理想，他自己虽然不能实现，但是，小曹是他的后来者。当那位刘先生企图“诱导”小曹，消除贺大哥对她的思想影响时，她反而更加坚定。她要摆脱家庭的束缚，独立地去实现贺大哥留下来的理想：“明天去登个报，找个英文家教，试试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94页。
显然，相比之下，贺大哥留下的这份爱的精神的文化的遗产，影响更为深远。
（三）
这两篇小说，特别是《贺大哥》的问世，表现出了对于越战的尖锐批判精神，在当时的台湾，是很有意义的。就连早年的林梵也说：“全世界关注之下的一场战争，我们的文学界，竟然这样轻易的闪过。是战争离我们很远？还是我们的作家不敢去碰这样重大的题材？60年代台北、基隆、台中、高雄等大城市酒吧林立，做的就是越战美军来台休假的生意，我们畸形的西化现象，也因之更加恶性膨胀。之所以在文学艺术上几乎呈现一片空白，毋宁是我们逃避尖锐的问题，在美国庞大的阴影之下，我们缺乏问难辩证的能力，这也是台湾文坛最可担忧的现象。还好陈映真的两篇小说中，处理的越战后遗症，填补了这个缺憾。”林梵：《越战后遗症》。《书评书目》杂志，1980年7月，87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80页。
事实上，当时的台湾文学界，对越战也还是有所反映的。比如，黄春明的小说《小寡妇》，在开头就有这么一段叙述：“1968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叫驻越美军的人员创了最高纪录，高达五十多万人的时候，台湾也被增列为驻越美军远东区的另一个休假中心。”黄春明：《小寡妇》。《黄春明作品集》第3卷，九州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49页。于是，一度萎缩萧条的酒吧业突然又蓬勃了起来。台北、基隆、台中、高雄等地的酒吧，纷纷重振起来不算，连偏远的地方，不曾有过酒吧的花莲，也增加了这个新行业。只是，《小寡妇》仅仅以越战为背景，主要还是以服务于美军休假的酒吧业为题材，讽刺、嘲弄了某些国人的崇洋媚美的丑态。至于诗人洛夫的《西贡诗抄》，虽然也表现了越战的某些场面、某些人物、某些事件，可惜的是，只是一些纯客观的吟咏，在质疑中也还带有困惑。这些作品，和陈映真的《六月里的玫瑰花》、《贺大哥》相比，社会批判的力度显然就弱了许多。
另外，在陈映真个人文学创作发展的历史上，《贺大哥》又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
我在前面第七节已经论述过《唐倩的喜剧》和《六月里的玫瑰花》怎样表现了陈映真创作风格的转变，说明两篇小说都明显地摆脱了他个人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而代之以嘲弄、讽刺和批判的色彩。现在，又是十一年过去，经过又一番历练的陈映真，在他再出发的第一篇小说《贺大哥》里，笔锋显然更加尖锐了，直到勇敢地直指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了。他，批判力度更强，阐述问题更加深刻，怪不得有人要高度评价“贺大哥是一个极富深意的形象”了何慰慈：《走上成熟的道路——试评陈映真的近期创作》。1983年《台湾香港论文选》。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216页。。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明快是这两篇小说的共同风格。
你看，《六月里的玫瑰花》的结尾，是那封漂亮的信纸上写的冠冕堂皇的大谎言，浓浓的讽刺意味里又深含着人间大悲剧的色彩。《贺大哥》的结尾，相比之下，明快之中又透出乐观，篇末的一声感慨“——多么煦和的阳光啊”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文集》第3卷，第94页。，岂不象征着世界的明天？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一、看“企业下人的异化”——读《夜行货车》和其他
《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系列等几篇，对于目前经济体制，人类生产关系的分析，局面之辽阔，恐怕中国近代新文学作品中无出其右，虽然我觉得在结构上，应该发展成长篇，来容纳这样大的历史主题，用中篇、短篇，稍嫌局碍，但是，这已不影响陈先生已经具备了一个真正伟大作家的格局了。——蒋勋（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第154期。又，《陈映真文集》第5卷，第188页。）
1978年，陈映真在出狱后发表的第一批小说，除了《贺大哥》，还有《夜行货车》和《上班族的一日》。《夜行货车》在这一年3月的《台湾文艺》85期上发表；9月，又有《上班族的一日》在《雄狮美术》91期上发表。
就在1978年，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陈映真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在余光中发表《狼来了！》、彭歌发表点名批判《没有人性，何来文学？》之后，乡土文学论战在反共法西斯恐怖中登场。乡土文学系的同人作家在大恐怖中勉力抵抗。国民党全面动员学者、文特、党团刊物对乡土文学进行恐怖围剿，至召开国军文艺大会而达到高潮。”“就在此时，胡秋原、徐复观和郑学稼公开发表文章支持了乡土文学，形势一转，保卫了乡土文学。”陈映真：《后街》。
今天看来，乡土文学论战的发生，是20世纪70年代台湾整个“回归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乡土文学从反现代主义和反殖民经济的立场出发，向着回归中国本位、回归现实主义创作、回归民族文化的方向迈进。乡土文学论战在整个台湾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接续了被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斗文艺”和现代主义文艺所冲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使文学重新回到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了乡土文学理论，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如果说，台湾文坛上的现实主义过去更多地诉之于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指向，那么，陈映真、黄春明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则第一次提出了对于扭曲台湾社会和人性的帝国主义跨国经济的批判问题。在创作方法上，它本着开放的文学精神，在批判现代主义创作路线的同时，并不排斥对其文学技巧的吸收融合赵遐秋、吕正惠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第7章（樊洛平执笔）。（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295—340页。。
（一）
这时，陈映真的文学创作已经在台湾深化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其表现之一，就是他小说创作的视野已经注目于第三世界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且深刻地表现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进驻台湾时，带给人们的会是怎样的深刻影响？在陈映真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