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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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形象正注入了陈映真这一番兄弟情义的见解，应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
在陈映真的笔下，我们看到：
《夜行货车》里的台湾人詹奕宏和外省人刘小玲确实在私下谈论过外省人、台湾人的话题。詹奕宏问：你觉得台湾人，怎样？刘小玲虽然认为，这是喝醉酒男人提出的问题，但她还是借此表白了她那真挚的爱：我的心里，有个台湾男人，他最像个男人，像个男人，我爱他，可是，他并不爱我……詹奕宏按照自己的思路，盯着荧光屏，自顾自地说下去：你看这些台湾人，一个个，不是癫，就是憨。一个外省人，从小到大，从这种电视剧中去认识台湾人，那么，在他的一生中，在他的心目中，台湾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是酒醉之后的一段私房话，仅仅如此而已。这并没有构成他们之间的矛盾，形成他们冲突的根由还是那詹奕宏的嫉妒心在作祟。在反抗外国老板民族歧视的斗争中，他们最后还是牵手了。
《上班族的一日》里的外省人杨伯良是外国老板的大奴才，台湾人黄静雄是大奴才杨伯良手下的小奴才，建立在彼此利益基础上的杨伯良与黄静雄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纯属勾心斗争。同样，《云》里的外省人“宋老板”和台湾人张维杰都是美国大老板麦伯里的奴隶，只是张维杰年轻幼稚受了艾森斯坦的思想毒害，卷进了他们的争权夺利的漩涡里去了。
《万商帝君》里的台湾人刘福金与外省人陈家齐，确实存在着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是在争权夺利，即使是这种冲突以及存在着的省籍隔膜，最终在跨国公司的理念文化下也被融合了。
显然，陈映真透视台湾社会的这一角，正是当时台湾社会矛盾冲突的客观反映。这就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是所谓的省籍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在国内种种矛盾的影响下，在台湾也确实出现了某些“台独”意识、“台独”言论，陈映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生活素材，在《万商帝君》里就有了反“台独”意识、反“台独”言论的描述。
其实，早在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时，陈映真就敏锐地发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论战中，人们对台湾乡土文学的阐释并不相同。当时，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夏潮》，1997年5月，第14期。里再一次拿“乡土文学”做文章，鼓吹一种所谓的新意识——“台湾人意识”并且将这“台湾人意识”推演到所谓的“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即和中国分离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立即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那是在文学思想领域里的一次重要的斗争。我在后面还要说到，这里只先做一个简单的交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这种状况的，在台湾，首推陈映真。而陈映真在这方面的第一部作品，就是1982年发表的《万商帝君》。陈映真说过：“从我个人的体会，以1979年底的高雄市‘美丽岛事件’的勃发、镇压、公开审判和判决的全事件过程为分水岭，台湾的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发生了鲜明深刻的变化。我眼看着原来毫无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一部分台湾文学界朋友和全社会、全知识界的思想氛围，以‘美丽岛事件’为界，逐渐从反国民党的义愤，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陈映真：《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批判？序》。曾庆瑞、赵遐秋著：《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批判》，（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9页。台湾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文学作品也就必然有所反映。这必然之中的关键在于作家是否有敏锐的眼光，发现并选取生活中的新现象，其关键还在于作家有否勇气敢于面对现实，并且勇敢地艺术地去表现这种现实。陈映真，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敏锐眼力和艺术勇气的作家。
就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万商帝君》主要是在写跨国企业中的人的异化。在民族分裂还是统一这个方面，小说全篇的描述，所占的比重是不多的。不过，即使这样，陈映真也还是艺术地提出了四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足以引发人们去思考。这就是：
第一，台湾话是汉语中的闽南方言，还是一个独立的语系？
“刘福金的名片印出来以后，在一次训练会中发给了大家。
“'King H。K。Lau；'有人念着，觉得疑惑。
“‘用台湾话念，我的名字：lau Hokk kim……’刘福金笑着说。
“‘啊！是台湾话啦。’
“‘是啊’，H。K。笑了起来。”
“‘我想咧，为什么刘变成lau，原来是这样。’
“‘我们是台湾人嘛。’H。K。笑着说：用父母音读自己的名字……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98页。
这样写的时候，陈映真是在借助于陈家齐的言谈举止，质疑刘福金的谬论：“坐在对角的陈家齐，在人都不曾注意的时候，警醒地抬起头来，吃惊地凝望着刘福金。奇哟，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茫漠地想：台湾人……”同①，第98—99页。
第二，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
“话就传了出来，说‘管理教授’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而是山地人（更正确地引用他的话是‘马来？波里尼西亚’人）和荷兰人的混血人种；说台湾人，经过几百年社会的、文化的变迁，早已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说是他认为台湾话就是台湾话，和中国的闽南话已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说他认为台湾有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已经使她完全和大陆中国断绝了关系”同①，第110页。。听了这些怪论，“不论如何，刘福金的‘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论”，很深地激荡了陈家齐“深在的宗族情感和爱国忠党的心怀”同①，第111页。。陈家齐为此发出了警告：这是危险思想！
第三，当时台湾党外运动的性质是什么？
刘福金认为，“党外运动就是‘台湾人’寻求新的‘自我认同’的运动”，认为“中国人”“其实是一个‘大汉沙文主义者’，是一个‘并吞派’”同③。。
第四，美国和台湾是什么关系？
对于这一点，刘福金倒是口无遮拦地道出了真相。他说，为了霸权，“美国保护台湾，主要是保护‘台湾人’。……在美国人眼中‘台湾人’‘中国人’并不一样！”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10页。
实事求是地说，这方面的描述，还只是停留在“万商帝君”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层面上，真正凝结在人物形象里的性格描述，还很少。后来，随着台湾社会生活的变化，随着作家艺术素材的积累，十多年后，陈映真1999年再写《归乡》，2000年再写《夜雾》，2001年再写《忠孝公园》，惊世骇俗的杰作就问世了。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五、“耐读”的魅力——追求“艺术的芬芳”
陈映真的作品是“耐读”的，它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解释。——李欧梵（李欧梵：《小序〈论陈映真卷〉》。《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卷首第21页。）
“耐读”，正是陈映真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所在。
形成这独特魅力的根本原因，是他做到了鲁迅所要求的那样，“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77页。除此之外，他那娴熟的艺术技巧也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我在本书的《前言》里提到过，陈映真在1983年曾经对李瀛讲道，他“才华不足，不能像卓别林、布莱希特、萧伯纳那样，使思想的宣传充满着艺术的芬芳。我一定要再努力才行。”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夏潮论坛》，1983年7月，第1卷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4页。现在，李欧梵说“耐读”，证明陈映真实在努力追求这种“艺术的芬芳”了。
（一）
在小说体式上，陈映真吸取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特点，创造了一种现代章回小说的新形式。
在《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一文中，茅盾曾经指出，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结构“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联”茅盾：《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茅盾全集》第2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1版，第432页。。他拿建筑作比喻说，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比作一座花园，花园内一处处的楼台庭院各自成为独立完整的小单位，各有它的格局，这好比长篇小说的各章（回），各有重点、有高峰，自成局面同①，第432—433页。。陈映真就汲取了这样一种章法结构的精髓，创作了《华盛顿大楼》系列。分开来看，《华盛顿大楼》系列的每一篇，都完整独立，而合起来看，那每一篇又都是《华盛顿大楼》主题的一个部分。这种“分”、“合”交融的体式，组成了现代章回体小说的主要特点。
陈映真小说体式的另一个特点是文体交汇，时时把客观叙事体与文告、书信、日记、病历等各种应用文交替运用，而且融汇为一体。随着文体的交替，叙事的角度随之变换，叙事者的人称也就随着变异，主称的“我”，对称“你”，客称的“他”，交错运用，使作品发展显得波动起伏，可读性也随之增强了。
比如《贺大哥》，共有六节，第一、第四、第六节是顺叙，第二、第三节是倒叙。第五节是麦克的病历、麦克和医生治疗谈话录音记录。在第一节里，小说留下了悬念：麦克、贺大哥怎么会是同一个人？第二、第三两节，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小曹和贺大哥的认识过程以及贺大哥的博爱胸怀。在第四节里，小说再次留下悬念：麦克为什么会患精神性的健忘症？第五节形象地回答了第一、第四节提出的问题，第六节作了升华性的小结。在这样屡屡变化、起伏波动的叙事中，陈映真又巧妙地运用了对比的艺术：小曹认识贺大哥前后的比较；患病前的麦克与患病后的贺大哥的比较，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艺术地表现小说的主题。
《文书》也是这样。它由“公文”、“报告”、“自白书”和“诊断说明书”四个部分组成，又以“自白书”为主体，和其他三部分融为一体。“自白书”中的“我”，是杀妻罪犯，也是小说的主人公，他那发自灵魂深处的自白，能够极大地震撼着人们。
还有，层层结构，或称为多条线索的叙事，也更加扩大了、丰富了作品的容量。
比如《云》，就有三层结构，层层分明，又汇合在一起表达了一个总的主题。《云》的第一层结构，从张维杰招聘朱丽娟为秘书，开办小公司说起。第二层结构倒叙，讲张维杰回忆在跨国公司组织工会的情景。第三层是装配女工文秀英以日记方式，既追忆了自己的出身、家境，又实写了参加工会改革斗争的心路历程。这三层结构组成一体，既有张维杰的视点，又有文秀英的视点，这不同的视角又共同表现了工人阶级与跨国公司的矛盾，揭露了外国老板的虚伪与残忍，同时，也展现了工人们觉悟后的风采。
《万商帝君》的情节，也由三条线交错、互补而发展。第一条线，描述刘福金和陈家齐的故事。他们虽然在国家、民族、政治社会等等观念上有着或多或少的分歧，但是在跨国公司理念、文化的侵蚀下，失去了自我，完全融化在跨国公司的理念上了，先后登上了当代万商帝国的宝殿——跨国公司，向万商帝君跪拜称臣。第二条线，叙述林德旺的故事，和第一条线交错发展。刘福金、陈家齐是欲做奴隶而最后做了外国老板的奴隶，而林德旺则是个欲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最终患妄想症而致疯。第三条线，在小说的前四节若隐若现地出现过，Rita的故事主要在小说的第五节获得充分发展，意在表现基督教之教义，面对上述第一、第二条线所揭露出的黑暗世界，它是无能为力的，必须要用别样的方式去消灭。
（二）
陈映真对当代中国台湾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贡献之一，是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人物的艺术形象画廊，增添了不少有着异样光彩的人物形象。《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和康雄的姐姐“我”，《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的犹大，《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一绿色之候鸟》中的赵如舟，《唐倩的喜剧》中的唐倩，《贺大哥》中的贺大哥即麦克等等，都是这样的艺术形象。
至于《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所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有些学者认为，有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太为思想服务，等等。
我以为，这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在我看来，《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写得相当好的人物形象，像《夜行货车》里的林荣平、詹奕宏、刘小玲，《上班族的一日》里的黄静雄，《云》里的张维杰，还有写得深刻而有丰富内涵的《万商帝君》里的林德旺。
有人说，陈映真把詹奕宏写得过于简单、过于粗暴，把张维杰写得过于单纯。要知道，詹奕宏头脑不简单、不如此粗暴，张维杰不如此单纯，他们就是另外一个人了，而不是这一个詹奕宏，这一个张维杰了。
第二种情形，《云》里的何春燕即何大姐，前已说明，倒是真的有些概念化，不够丰满、生动。这确实说明陈映真对这样的女工了解得不够，他真的还需要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生活积累。然而，他要写，依旧说明他有美好的愿望，他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写好这一类的人物。
第三种情形，就是《万商帝君》里的刘福金和陈家齐。在这篇小说里，有大段大段的关于跨国公司的理念文化、路线方针政策的讲述，这种讲述淹没了刘福金和陈家齐的形象，匆匆地一看，或许会得出一种印象，以为这两个人物形象就是在图解这些理性的观念。不过，你要仔细分析，也能发现，这些长篇大段的讲述，并不是人物形象的组成部分，而是陈映真着意描述的《万商帝君》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这，就涉及到如何写时代背景的问题。茅盾在1929年写的《读〈倪焕之〉》一文，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他说：
一篇小说之有无时代性，并不能仅仅以是否描写到时代空气为满足，连时代空气都表现不出的作品，即使写得很美丽，只不过成为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所谓时代性，我以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予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茅盾：《读〈倪焕之〉》。《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1版，第209—210页。
以茅盾的经验为参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
一是，《万商帝君》应该写时代背景，写当时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这篇小说里，主要写了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这个重大经济现象，也提到了“乡土文学论战”、“台独”意识、党外运动等。
二是，这样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