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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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结尾点睛似地揭示了开篇“一九五○年”那五个字的另类政治含义。三十多年过去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阿助虽说常常想起高老师，其实再也无从清晰地想起老师的面容。“但惟独高东茂老师的那一双仓惶的、忧愁的眼睛，倒确乎是历历如在眼前……”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36页。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双仓惶忧愁的眼神所传递出的恐怖思绪，恰恰令整篇小说首尾呼应，而这种巨大的惶恐心理状态，正是台湾那白色恐怖50年代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命的特征。
小说里曾经出现过多次铃珰花的意象，其中一段是这样描写的：“我一抬头，看见了一大片用溪石堆高的地基，周围用铃珰花树围成了篱笆。篱笆上开满了一朵朵标致的铃珰花儿。五瓣往上卷起的、淡红色的花瓣，围起一个婴儿拳头那么大的铃子。长长的花蕊，带着淡黄色的花粉，像个流苏似地挂在下垂的花朵上，随着风轻轻地摆荡，仿佛叫人都听见‘叮呤，叮呤’的铃声。”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6—17页。这反复出现的铃珰花意象，是以它那淡红淡黄相配的典雅气质，还有那别样的花姿的美丽，象征着赴难人的高尚的心灵呢？还是以想象中的随风而发出的“叮呤”声告诫我们什么呢？我想，这意象所显现的含蓄而深邃的意义，正是这篇小说取名为“铃珰花”的缘由吧！
其五，用小孩子的眼光去似懂非懂地观看社会现象，看来是达到双重的效果的。一是，小孩的懵懂天真更凸现出社会人事间的斗争黑暗恐怖。二是读者从小孩的有限的了解，片断的情态中作一些自己的联想与解读。高东茂的思想观念以及他受迫害的前因后果，都得靠读者自己去发现，去认识，去判断。显然，这样的艺术效果也就更深刻。
当然，这篇小说确实刻印着陈映真少年时代所经历的白色肃杀时代的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而由此沉淀在他内心世界里的对政治寒流的惶恐，对赴难人的敬畏与思念等等复杂思绪，都力透纸背，流向笔尖，铸成了这篇《铃珰花》的文字。所以，《铃珰花》除了谴责的意义外，还有一种难以忘却的纪念。1947年，他十岁。1950年，他十三岁。1947年的动乱，家家户户关门闭户。1948年、1949年前后，他家后院住进了一家外省人陆家。有一天，陆家姐姐被带走了。他在1976年他写的《鞭子与提灯》，提到这个记忆，写得很隐晦，甚至有人写文章误以为陆家姐姐是被黑道带走当妓女去了。1951年他上台北成功中学读中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每天打青岛东路看守所经过，常看见从乡下来探望政治犯的家属在门口守候。50年代初，从莺歌镇到台北通车，经常，不，每天都看见枪决犯的告示。1969年，他被移送到台东泰源，第一次和50年代肃清幸存下来的无期徒刑政治犯们见面。1987年，他感叹地说：“这是蛮宿命与历史的会合吧。”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25页。他说，他“生动地感觉到历史是活的，无法扼杀，也无法湮灭”同①。。
（三）
《山路》以顺叙与倒叙交替的写法，讲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蔡千惠的未婚夫黄贞柏被判终身监禁，他们敬仰的好友李国坤被枪杀。不久，蔡千惠惊奇地发现，竟是自己的胞兄蔡汉廷出卖了他们。为了救赎回家族的罪愆，也为了革命情义，她冒充李国坤在外地结婚的女子，走进了母病弟幼的贫困矿工的家庭。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她含辛茹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养老，送终，供养弟弟李国木读完大学。如今，弟弟成家立业，全家过着舒适的生活。一天，她在报上看到“叛乱犯”黄贞柏被假释回家。这突然的消息给她巨大的冲击。沉思现在，回顾过去，想想将来，她陷入了极端的困惑之中，甚至有了一种“油尽灯灭”的感觉。终于，在医学无法解释的衰竭中，她辞别了这个世界。
写这样一个故事，陈映真赋予了小说丰厚而又深刻的思想蕴涵。
首先，它谴责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台湾岛上发生的那场政治上的肃杀运动。两位政治犯虽然始终没有出场，作家却运用侧面暗写的艺术手法，揭露了台湾当局镇压的竟然是一种高尚的人——“只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1页。的革命青年。当读完蔡千惠给黄贞柏那封信后，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义举所动情动容。我们看其中的两段文字：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在桃镇崁顶的一个小村庄，您第一次拉着我的手。您对我说，为了广泛的劳动者真实的幸福，每天赌着生命的危险，所以决定暂时搁置我们两家提出的订婚之议。我的心情，务必请您能够了解啊，这样子说着的，在无数熠熠的星光下的您的侧脸，我至今都无法忘怀。
“好女孩子呢，贞柏。”记得当时国坤大哥爽朗地笑着，这样子对您说。然后，他用他那一对浓眉下的清澈的眼睛，亲切地看着早已涨红的脸的我，说，“嫁给贞柏这种只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的家伙做老婆，可是很苦的事。”和国坤大哥分手后，我们挑着一条曲曲弯弯的山路往桃镇走。在山路上，您讲了很多的话：讲您和国坤大哥一起在做的工作；讲您们的理想；讲着我们中国的幸福与光明的远景。……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1页。
读这样的文字，让我想到，早年，在鲁迅作品《药》中的那圆熟的侧面暗写艺术的影子，夏瑜虽然始终没有出场，但那顶天立地的革命英雄形象，似乎就耸立在人们的眼前：
……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地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官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
……康大叔……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吗？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地说。
…………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鲁迅：《药》。《鲁迅全集》第1卷，第468—469页。
现在，读《山路》，不能不说，陈映真确实是从鲁迅那里学来了这样的艺术了。你看，在《山路》里，人物也不出场，也只是侧面暗写，人物的精神世界却也能充分地得到展现了。
其实，严格说起来，这篇小说连白色恐怖也没有正面描述，但是，从陈映真严以选材，择取的一些细节，我们却可以真切地感觉到50多年前那种窒息的肃杀的政治空气：
“我儿，我心肝的儿喂——”
“小声点——”他的父亲说。蟋蟀在这浅山的夜里，嚣闹地竟唱了起来。
“我儿喂——我——心肝的儿啊，我的儿……”
他的母亲用手去捂着自己的嘴，鼻涕、口水和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漏着往下滴在那张陈旧的床上。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46页。
在这里，陈映真择取的正是生活中真实的然而又具有丰富内涵的细节，表现了当年国民党当局有杀人的自由，而失去儿子的母亲连哭的自由都没有的残酷现实，想想看，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
其次，进一层，小说展现了蔡千惠无私奉献的一生。她身上那金子般的闪光精神，正是李国坤、黄贞柏等人革命精神的延续和发扬。
在给黄贞柏的那封信里，蔡千惠说，自己之所以毅然走进李家，有三个因素：
一是赎罪，替胞兄赎罪。信里写道，命运的风暴，终于无情地袭来。由于蔡千惠已经回到台南去读书，国坤、贞柏被捕的事，十个月以后才知道。当时她的二哥蔡汉廷也被抓走了。她的父母为此几乎崩溃了。其后不久，她终于发现，父母亲的悲愤，“来自于看见了整个逮捕在当时的桃镇白茫茫地开展，而曾经在中国大陆体验过恐怖的他们，竟而暗地里向他们接洽汉廷自首的条件”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2页。。信中，蔡千惠写道：“为了使那么多像您、像国坤大哥那样勇敢，无私而正直、磊落的青年，遭到那么暗黑的命运，我为二兄汉廷感到无从排解的、近于绝望的苦痛、羞耻和悲伤。”“我必须赎回我们家族的罪愆。贞柏桑，这就是当时经过几乎毁灭性的心灵的摧折之后的我的信念。”同①，第62—63页。
二是情谊所致。
蔡千惠在那封信里，第一次告诉未婚夫自己内心感情世界的波澜：“当然，您是不曾注意到的。在那一条山路上，贞柏桑，我整个的心都装满着国坤大哥的影子……他的亲切和温暖、他朗朗的笑声、他坚毅而勇敢的浓黑的眉毛，和他那正直、热切的眼光。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因为是三十年后的现在；为您和国坤大哥都是光明和正直的男子，我以度过了五十多年的岁月的初老的女子的心，回想着在那一截山路上的少女的自己，清楚地知道，那是如何愁悒的少女的恋爱着的心，”同①，第61—62页。紧接着这段倾诉，她又写下了她另一种感情抉择，她说：“贞柏桑，倘若时光能够回转，而历史能重新叙写，我还是和当初一样，一百个愿意做您的妻子。事实上，即使是静静地倾听着您高谈阔论，走完那一截小小而又弯曲的山路，我坚决地知道，我要做一个能叫您信赖，能为您和国坤大哥那样的人，吃尽人间苦难而不稍悔的妻子。”同①。
尽管，蔡千惠对李国坤有过这种爱恋之情，但是，她说：“我终于决定冒充国坤大哥在外结过婚的女子，投身于他的家，决不单纯地只是基于我那素来不曾向人透露，对于国坤大哥的爱慕之心。”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3页。她冷静地权衡了黄、李两家的情况。黄家，“薄有资产”，还有三位兄长，都使黄贞柏“没有后顾的忧虑”。而李家，家境贫困，老父在煤矿当工人，有一位一向病弱的母亲，和一个幼小的弟弟。她说：“更使我安心地、坦然地做了决定的，还是您和国坤大哥素常所表现出来的，你们相互间那么深挚、光明、无私而正直的友情。原以为这一生也无法活着见您回来，我说服自己：到国坤大哥家去，付出我能付出的一切生命的、精神的和筋肉的力量，为了那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同①。
可见，蔡千惠的自诉，披露了之所以坚决走进李家奉献一生，固然有个人的感情因素，但又“决不单纯”是为此，正像她所说的，她要像李国坤、黄贞柏那样，做一个“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正像先辈那样，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她要继续战斗了。这，第三种，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因素。蔡千惠对黄贞柏说：
贞柏桑：怀着这样的想象中您对我应有的信赖，我走进了国坤大哥的阴暗、贫穷、破败的家门。我狠狠地劳动，像苛毒地虐待着别人似的，役使着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我进过矿坑，当过推煤车的工人，当过煤栈间装运煤块的工人。每一次心力交瘁的时候，我就想着和国坤大哥同时赴死的人，和像您一样，被流放到据说是一个寸草不生的离岛，去承受永远没有终期的苦刑的人们。每次，当我在洗浴时看见自己曾经像花朵一般年轻的身体，在日以继夜的重劳动中枯萎下去，我就想起早已腐烂成一堆枯骨的，仆倒在马场町的国坤大哥，和在长期监禁中，为世人完全遗忘的，兀自一寸寸枯老下去的您们的体魄，而心甘如饴。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3—64页。
这，不正是在传承李国坤、黄贞柏的革命精神吗！这一切，显然又都是为了那红旗飘扬的革命理想：
几十年来，为了您和国坤大哥的缘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层，密藏着一个您们时常梦想过的梦。白日失神时，光只是想着您们梦中的旗帜，在镇上的天空里飘扬，就禁不住使我热泪满眶，分不清是悲哀还是高兴。……同①，第64页。
这样，回过头来，对“赎罪”，我们又必须做具体分析。不可否认，在蔡千惠身上确实或多或少显现出陈映真所受的基督教的“原罪”说的思想影响，但是判断蔡千惠之所以选择这条自我牺牲道路的原因，“赎罪”，更多的成分，只是一种表象，它的本质是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在蔡千惠看来，李国坤赴死，黄贞柏被终身监禁，她有责任有义务继续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归根到底，革命者的奉献精神是她毅然走进李家的思想基础，也是其根本原因。
蔡千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是后来者的光辉榜样。然而，蔡千惠却说，“至于我，这失败的一生”同①，第65页。，这又该如何解读呢？这就要看陈映真赋予小说更深层的含义是什么了。
读《山路》，可以知道，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蔡千惠的病因是什么？她为什么“突然就那样萎弱下来”？医生一再逼问：“有没有特别的原因”，“比如，过分的忧愁，愤怒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