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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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这篇《山路》自序，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当地的他，在思想上的混乱与糊涂，其表现就是对钱江潮的评论，没有把握住它的主导倾向，从而也没有说清，也不可能说清自己的看法。　
　　第三，陈映真之所以这样写序言，之所以把钱文附录在集子后面，其中，是否还有个遮人耳目以保护自己的策略？要知道，在当时，陈映真虽然已经出狱，但仍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情治单位的所谓“保护”之列呢！　
　　还有，在《陈映真的自白》那篇访谈中，陈映真还谈到1983年，《山路》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小说类的推荐奖。他认为，“文学表现自由，和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当然有关系”。台湾当年的党外刊物享有《自由中国》以来的“比较解放时期”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7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发表了《铃珰花》、《山路》等以台湾五○年代理想主义的左翼活动分子和当时的大肃清为题材的小说”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7页。。他说：“小说固未必好，但题材上则是三十年来没有人碰过的高度敏感问题。结果，小说不但没禁，《山路》还公开得了奖。这简直使我自己都吃一惊。”同①，第47—48页。于是，韦名接着就问：“你说，《山路》得奖，你大吃一惊。其实，几乎所有对你的背景稍有了解的人都大吃一惊。有人甚至猜是国民党的什么新招式。你却认为这是国民党在文学上的自由化倾向。能不能谈谈你这种看法的理由？”同①，第48页。陈映真总的看法是，《山路》公开获奖，是说明台湾文化思想环境在变化，“台湾在艰苦、认真地进行一个自由化的过程”同①，第49页。。　
　　陈映真说，自己“这一代作家，从来没有渴望得个什么奖的念头”，其原因之一是，自己“生长在一个所谓文学奖其实是一小撮人内部分赃的时代”。眼下却不同，尽管，他“在台湾属于政治上‘麻烦’的一个人。”过去以来，一般而言，他的“名字、作品上报，基本上是一个禁忌”，《中国时报》所代表的文学界，看重的是他的作品本身的价值，所以，《中国时报》对他“是鼓励的”同③。。对这样的鼓励，他的感受是：“这次得奖，对我是极大的意外。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我是不信的。我最大的诧异，不仅在于得奖，而是在于《山路》得奖。因为题材上，《山路》和《铃珰花》一样，处理的是五○年代台湾政治上大肃清时代理想主义的、爱国的台湾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在当前历史现象下对当时他们遭遇的反省和思考。这样的题材，至少在主观上是高度敏感的。我写了，主要是觉得那反省和思考是必要的。我看到台湾党外，今天几乎可以‘畅所欲言’，为什么我不在文学上试着写出我以为应该写的？至多是禁杂志吧。结果，杂志没禁，反而得了奖。”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8—49页。　
　　同时，他认为，《山路》获奖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自己被解禁出国，中央制片厂拍了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和《苹果的滋味》，杨青矗等政治犯于1983年大选前假释出狱、杨逵老前辈获得吴三连文学奖，以及一年来台湾党外言论在敏感度上的升高，等等，都表明：“台湾在艰苦、认真地进行一个自由化过程。”他认为，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看，有理由对台湾在文学表现自由上的开放化，抱着‘审慎的乐观’吧”同①，第48页。。他明确地表示：“我赞扬这个自由化趋向。”同②。面对这样的态势，他严肃地提出，“如果这是一个自由化、民主化的过程，台湾的革新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以认真而又具有生产性地回应这个过程”呢？在他看来，“台湾党外在文化、思考上的深刻的、总的检讨，反省和批判，是一个重大课题。如果，自由化是国民党经过缜密的分析、思考后的路线，党外就该坐下来想一想。否则，如果一味不读书，只是张口骂人，不要多久，党外会矮小化到成为一个弄臣”　
　　　　　　　　　　。（同①，第49页。）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七、历史性的思考——读《赵南栋》和其他　　
　　《铃珰花》、《山路》、《赵南栋》系列，是探索冷战形成的五○年代台湾的民众史在文学范围上的探索。——陈映真（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27页。）　
　　　
　　1987年6月，陈映真节录《赵南栋》的一部分《赵尔平》，发表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同月，《赵南栋》发表于《人间杂志》副刊人间，并由人间出版社印行。9月，陈映真赴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成立二十周年志庆。同年11月，《赵南栋》增订再版。　
　　陈映真说过，他“从反省和批判台湾在政治经济与心灵的对外从属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转轨到以50年代台湾地下党人的生活、爱与死为主题的《铃珰花》系列”，“把当代台湾人民克服民族内战、克服民族分裂的历史——台湾地下党的历史加以文学化的营为”陈映真：《后街》。。　
　　（一）　
　　陈映真在《山路》里的思考，在《赵南栋》里表现得更为鲜明：出生在监狱里的烈士子弟异化了，进而堕落了。　
　　《赵南栋》用历史与现实交替的手法，既追忆了宋蓉萱为革命牺牲的悲壮场面，述说了赵庆云、叶春美几十年囚禁的生活，又表现了烈士后代赵尔平、赵南栋兄弟在台湾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人性的异化，触目惊心，令人深思。　
　　要是和《铃珰花》、《山路》一起来读，那就可以说，经过强烈震撼、历史沉思、现实分辨以后，陈映真是在催促人们去作现实的抉择。就在《赵南栋》的篇末，我们看到了叶春美的抉择。她又一次担负起了挽救赵南栋的任务：　
　　　
　　她缓缓地走向前去。她站在赵南栋的跟前，看着他那一头垢汙的长发，苍白而瘦削的脸。她的眼中发散着温暖的光彩，像是母亲看见了自己的骨血。她拉起他的无力的手，从宽松的袖口上，看见他胳膊上几处用烟头烫触的伤口。　
　　“小芭乐，我的孩子，”她喃喃地说，“啊，宋大姊，老赵，我终于找着他了。”　
　　她费力地扶着瘦弱、一身汗臭、神志不清的赵南栋，走向开在医院围墙边的后门。　
　　哦，宋大姊，她愉快地想着，你不是要我照顾小芭乐吗？毕竟，你让我找到他了……　
　　她在医院的后门外，拦下了一部计程车。她把赵南栋安顿在后座内侧，等自己坐稳了，用力关上了车门。　
　　“石碇仔。”她说。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48—149页。　
　　　
　　和《夜行货车》直奔台南农村一样，这是一种象征，到农村石碇仔去，就是奔向光明之地，奔向光明。　
　　《赵南栋》汲取了《史记》写作体式的某些特点，全篇设置为四节：《叶春美》、《赵尔平》、《赵庆云》和《赵南栋》。每一节都从一个人物切入，或叶春美，或赵尔平，或赵庆云，或赵南栋，然后生发开来，交错地描述了宋蓉萱一家四十年间的故事。全篇以写实为主，不时又插入一些梦境、幻觉等现代派手法。如赵庆云弥留时对妻子宋蓉萱的幻觉，写得真挚，很有情感。　
　　（二）　
　　有关《赵南栋》的评论文字，吕正惠的意见，值得讨论。　
　　1987年，吕正惠在《台北评论》上发表《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4—224页。一文，批评这篇小说表现出陈映真的“历史架构”是错误的。归纳起来，这种“历史架构”的错误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铃珰花》从旁观者的眼光来看那些关涉到政治的特殊的生命，《山路》描写这些生命的一个边缘分子，而《赵南栋》则直接处理这些在黑暗中被毁灭掉的生命”同②，又，第217页。，所有这些“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并不等于历史的真相”同②，又，第219—220页。。我理解，吕正惠在这里说的“历史的真相”的意思，就是“历史的全部”。　
　　在吕正惠看来，“《赵南栋》的一、三两节，如果不放在整篇小说的大架构中而分别处理，可能会更成功，更感人”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7页。。在小说的第三节《赵庆云》里，陈映真借赵庆云的嘴传递出一种看法——“这样朗澈地赴死的一代，会只是那冷淡、长寿的历史里的，一个微末的波澜吗？”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41页。吕正惠说，陈映真用反问句的口气，“好像在答：‘不是的！’”同①，又，第219页。于是，吕正惠以为，“这可能太乐观了，单以20世纪来说，历史的‘悲剧’实在太多了，如果每一件都要找出意义来，恐怕谁也办不到。这句话当作是一种‘不甘’的表示，也许说得过去；当作是一种历史的答案，恐怕是太过理想化了。”同③。言下之意，吕正惠认为，“陈映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我们所看不到的历史真实，我们所不了解的生命世界”同①，第218页。，然而，这“并不等于历史的真相”同①，又，第219—220页。，即历史的全部。在吕正惠看来，陈映真以20世纪50年代的肃杀代替了台湾近现代历史，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台湾历史的全貌。　
　　第二，《赵南栋》描写的重点是什么？　
　　“在陈映真看来，自从三十年前代表着炽热的理想和纯美的人格的那一代‘消失’以后，台湾的历史就一直在向‘堕落’的路上走。在小说里，赵庆云、宋蓉萱的‘牺牲’，换来的是他们的下一代赵尔平和赵南栋的全面倒向‘官能享受’。陈映真以一种极其简化了的‘象征’，来向我们宣说，他对三十年来的台湾历史的‘阐释’。”同①，又，第220页。在《山路》里，“陈映真的‘历史解释’已经发展成形。到了《赵南栋》里，他把这种解释赋予一种更加明显的象征架构。”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1页。吕正惠又摘录了陈映真在第三节《赵尔平》里的两句话，以为佐证。这两句话是：“他的少年时代对进德修业的生命情境的向往，于今竟已随着他戮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过程，崩解净尽了。”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15页。“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全失去了灵魂，人只是被他们过分发达的官能带着过日子。”同②，第130页。由此，吕正惠也认为，陈映真犯的是以部分代替全面的“历史架构”的错误，其结果也没有反映出台湾近代历史的全貌。　
　　第三，不仅如此，陈映真还把上述两个“片面”，形成了“二而一的东西”。吕正惠说，“民国七十二年，他发表了两篇更具爆炸性的作品——《铃珰花》和《山路》。在这两篇小说里，陈映真勇敢地破除政治的禁忌，想要扫清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灰尘，想要把他所认为的‘历史的真相’呈示给我们知道”同①，第214页。。后来发表的《赵南栋》，吕正惠认为，陈映真把他在四年前所作的突破，“进一步加以发展”同④。。“凡是在《铃珰花》和《山路》中略作暗示而说得不够清楚的，在《赵南栋》里都有比较明显的铺陈。同时，《赵南栋》还把跨国经济的问题牵扯进去，这就更加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小说和《山路》、《铃珰花》两种题材，在陈映真的‘思想体系’里根本就是二而一的东西。”同④。吕正惠认为，这种“二而一”的思想体系，正是陈映真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同①，又，第220页。。而以这种“礓硬的意识形态”去制造陈映真的“特殊的‘历史架构’”同①。，又“过早地以这种他的历史架构去模铸他的题材”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页。。这是陈映真“最大的错误”同①。。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陈映真这种特殊的‘历史架构’”？　
　　吕正惠说，“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陈映真的两点基本前提一定会受到强烈的挑战。首先，近代台湾历史的‘主流’，是由他们所说的那一批所谓‘理想主义者’来代表吗？如果是，那么我们要置传统的士绅阶级于何处？在《人间》杂志的专号论及二二八事件时，陈映真的态度颇为‘冷淡而客观’，并提醒我们，不应忘了韩战爆发以后，政府所发动的另一次政治整肃。明显的，他的小说所要描写的是后者，而非前者。陈映真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只看到历史的一面，而非全面”同①，又，第221—222页。。其次，根据上面所说的前提，“就导引出陈映真另一个引起争议的前提：三十年来的台湾历史是‘错误’而‘堕落’的。这个前提，清楚地反映在《赵南栋》的组织架构上”同①。。以此，吕正惠就认为：“由于这种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人们恐怕很难客观地评断《赵南栋》的艺术价值。在目前的台湾，对于《赵南栋》这篇小说的批评，恐怕只能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艺术水准的论辩。”同③。　
　　其次，从艺术家的职责来看，在《赵南栋》里，陈映真没有尽到“小说家的职责”同①，第223页。。吕正惠说：“假如历史有一股流动的趋势，很明显，那趋势不是小说家‘创造’出来的。小说家只能‘感受’，然后再把它表现出来。”吕正惠以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为例来说明，尽管他们拥有并笃信自己的“历史解释”或“神学”，而他们并没有安排自己确认的历史架构或神学架构，去“干涉”小说的创作，他们小说创作的“行动”也只是极忠实地凭自己的“感受”去捕捉，从而去表现的。这样，从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我们总可以感受到，托尔斯泰直觉地体会到农民的问题与农民力量”，从陀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人们感受到的则是“城市的无产者（包括无产的知识分子）不可预测的本质”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页。。由此，吕正惠认为，和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相比，陈映真的错误是：“任何敏感的人都可以体会，三四十年来的台湾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我们不能想象，去掉了资本主义，我们如何解释近代的台湾历史。这一点陈映真完全知道，而且知道得太清楚了。问题是，当资本主义的‘生活’还没有在小说中完全发展开来时，陈映真就已经在加以批判了，或者就已安排小说中的人物作‘自我忏悔’了。”同①，又，第222—223页。可见，《赵南栋》没有表现出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还有“以陈映真的观点来说，即‘人’如何在现代企业行为下趋于‘腐化’。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