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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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流了，彼此还说什么“时代怎么变，反共安全，任谁上台，都得靠我们”同①，第123页。。　
　　看这个李清皓的人生路上的病态发展，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看法呢？　
　　一是，他患的是“迫害狂”病，表现为焦虑和忧悒。这些精神病症源于潜入下意识的、病人的严重内疚和犯罪意识。　
　　二是，他的病源、病因、病情的发展与恶化，都和他生存的环境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陈映真笔下的李清皓，不是一般的“迫害狂”，而是政治性的“迫害狂”的病人，他是时代的悲剧人物，作品的价值也就在这里。　
　　三是，他的自述，将台湾几十年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不仅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共的法西斯的特务统治的反动、残酷、丑恶、黑暗，暴露了二十年来直至今日“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的罪恶、残忍、肮脏、无耻，还揭示了今日台湾由“统”、“独”对峙而生的种种社会的问题、危机和人们内心的深刻忧虑。通过这种主观视角的运用，真实、深刻地勾勒出台湾分裂主义势力、“台独”势力孳生的历史，尤其是和李登辉政权同流合污的历史，使揭露和批判无比有力，令人信服！　
　　（三）　
　　《夜雾》第十篇札记，出现了“看客”形象，写出了陈映真的深深忧虑。　
　　那是在百货公司里，李清皓甩掉张明，惶恐地急走着，张明一边追赶李清皓，一边不停顿地喊着：“喂，你别走。”“你们害的，家破人亡呀！”“拦住他，他是国民党特务！”“他陷害忠良……家破人亡哟……”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16—117页。然而，“满场鼎沸的人群中皆都若无其事”同①，第117页。，“没有一个人在意张明的凄厉的叫骂”同②。。售货员照样在卖商品，买东西的人依旧专心地选购货物，情侣自顾自一边走一边说着悄悄话，几个把头发染成杂色的女孩看着他俩追赶的场面，竟然掩着嘴吃吃地笑了，此情此景，真让陈映真觉得不胜悲凉！　
　　陈映真写道：　
　　　
　　……张明在声嘶力竭地向整个城市叫喊。而整个城市却报之以深渊似的沉默、冰冷的漠然、难堪的窃笑，报之以如常的嫁娶宴乐，报之以嗜欲和麻木……同①，第118页。　
　　　
　　正如前面已经论说过的，《乡村的教师》里面的“看客”们，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愚昧而致于麻木。《夜雾》里的这群“看客”，却是有文化的城里人，但是，他们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被个人的私欲，特别是物欲所侵蚀，变得可怕的冷漠而麻木。在这里，陈映真意在提示人们，思想领域里的启蒙大事，真的是迫在眼前了！　
　　再看，天地万象，雾，不是由大量悬浮的小水滴或冰晶所组成的吗？空气中的杂质、污染体，往往凝结在水滴或冰晶之中，它又是一个藏污纳诟的地方。再想我们世态人生，当着“狂人”李清皓绝望地诅咒“这城市里到处漂流笼罩的夜雾”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19页。，哭诉于天地而自问“我做了什么”同①。，又无可奈何于“这笼罩着这大城市的夜雾，无所不在、阴狠、寒冷的白色的夜雾”同①。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陈映真是在劝慰人们，别怕，虽然夜雾浓重，人们毕竟不再迷茫了。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二、意在启蒙——读《忠孝公园》　　
　　林标睁大眼睛说：“我问你，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呀！”　
　　　　　　　　　　——陈映真（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28页。）　
　　　
　　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尾崎秀树就怀着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责之念”，写下了力作《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尾崎秀树在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对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的台湾民众是否曾怀着愤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又是否带着自责去想过呢？”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陆平舟、間ふさ子共译本。《台湾新文学史论丛刊》8，（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尾崎秀树还深刻地指出：　
　　　
　　倘若没有这种严峻的清理，战时的那种精神的荒废，还会持续到现在。同②，第188—189页。　
　　　
　　陈映真深感尾崎秀树提出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精神的荒废》一文里，他深情地写道：“每当在生活中眼见触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尾崎的这一段话就带着尖锐的回声，在心中响起。”于是，他发自肺腑又振聋发聩地写下的呼吁和警策是：　
　　　
　　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候解决的、全面性的“战后的清理”问题，已经提到批判和思考的人们的眼前。陈映真：《精神的荒废》。《联合报》副刊，1998年4月2—4日。又，《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81页。　
　　　
　　陈映真不仅呼吁世人去做，他自己也大力去做。他做，一是继续写政论、杂文，一是重新拿起小说的笔，用艺术形象去演绎这种精神上荒废的严峻的清理。这就是《归乡》、《夜雾》和这部《忠孝公园》的问世。　
　　《忠孝公园》写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台湾籍的林标，一个是东北籍的马正涛。他们出身经历、教养、身份、社会角色，以及性格、命运都不一样，但都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在林标身上，这种心理负担的外化，就是“我是谁”的疑惑和随之而来的孤独，就是“祖国丧失”现象。　
　　（一）　
　　在《忠孝公园》里，林标这个人物形象，陈映真从两个层面去描写他的内心冲突。一个层面，是对国家的认同；另一个层面，是人性化的心灵。　
　　林标始终生活在混沌中。是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困惑，终于，最后，在人生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无奈地然而又是愤怒地发出了质疑：“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呀！”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28页。　
　　原来，1944年，林标十九岁被征入伍。当时，日本殖民主义者已经在台湾全面展开了“皇民化运动”。但是，林标，林标的老父佃农林火炎，还有新妻阿女，并没有被“炼”成所谓的“皇民”。他们没有改姓氏，也不会说日本话。火炎伯手里抓的那张征兵的红单子，强调的是“日本人”来征兵的。看来，林标被征之前，至少，在心里面还是暗暗地觉得自己是台湾人。不料，被征入伍报到的那一天，日本上官宣布“诸君要作为忠良的日本国民、作为大日本皇军的一员，做天皇陛下坚强神圣的盾甲……”同①，第147页。林标于是戴着这顶“日本国民”、“日本皇军”的帽子，辗转被送到赤日炎炎的南洋前线。　
　　在南洋战场上，“台湾军属和军伕确实被美军、被菲律宾人游击队当作他们所仇恨的日本人，用炸弹炸烂四肢，用子弹轰开脑袋。当台湾兵走在大街上，开店的华侨表面上堆着谄笑，但眼中深处却透露着把台湾人日本兵当作真日本人的恐惧、憎恨和嫌恶”同①，第148页。。然而，“即使需要台湾兵在南洋的战场上为日本拼命的时候，日本人也会不时地提醒台湾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同①，第149页。。台湾人日本兵，只能做军属、军伕，做些非机密性的文书、后勤事项，不能当“光荣的皇军兵士”，更不能佩戴武器。林标被小队长宫崎用皮鞋打掉两颗血牙的那一回，宫崎就暴跳如雷地对他叫骂“清国奴”。一个在日本读过中学的台湾客家人，已经取了日本名梅村。他虽然是积极报名的“志愿兵”，满脑子“日本精神”，上官也不让他去当“皇军兵士”，而只是做些文书杂事。可他并不气馁。他说，他“一定要奋力炼成”，证明他“是个优秀的日本人”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49页。。哪知，就是这个梅村，却被一个喝醉的日本兵鸡奸后，连捆带踹，厉声喝骂“清国奴，畜牲”。梅村终于用皮带上吊死了。“他的尸身静静地挂在一株横向槎出的老椰子树上，在酷暑的热带林中蒸曝了两天，才被人掩住鼻子找到”同①。。　
　　面对这一切，林标的内心世界总在冲突着，日本人呢？台湾人呢？　
　　等到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包括林标在内的台湾人日本兵却几乎没有一个幸灾乐祸的人”。而且还在想“‘为什么打败了？不甘心！’还有一个台湾人军属陪着日本吞声”同①，第152—153页。。　
　　对于林标最大的震动，是国防省发布的战后处置决定：“朝鲜脱离日本恢复独立。台湾、澎湖列岛，返还中国。”同①，第152页。日本大队长小泉对林标他们二十几个台湾人日本军属军伕说：“从此，你们都变成中国人了。”同①，第153页。当场，他们没有说话。而林标却在苦想着这无法回答的问题：“一国的人究竟要怎样的在一夕间‘变成’另一国的人呢？”同⑤。一旦以战胜国——中国人的身份，和日本人分开，林标又觉得：“一时失去了与日本人一起为败战同声恸哭的立场，而无缘无故、凭空而来的‘战胜国国民’的身份，又一点也不能带来‘胜利’的欢欣和骄傲。”同⑤。　
　　终于，战争结束了，然而林标却更糊涂了，自己，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在等候遣返的拘留所里，林标听说这里竟关着一些被当作战犯的台湾人日本兵，他们监管过美军俘虏，而且残暴虐待过美军战俘。一天夜里，他听见有人轻声吟唱的日本军歌，“替天行道打击寇仇”，“我兵士忠勇无双”……这，更让林标困惑了，这批台湾老乡，是日本人吧？带着如此恼人的困惑，林标回到家乡。又没想到的是，家乡的老父和爱妻已经离他而去，他只能和四岁的幼儿相依为命，又过着往日“日出而作”的农耕生活了。　
　　等到岁月又跨过了四十年，等到孙女月枝都已长大成人，当年被征入伍过的曾金海来找他了，他的生活又发生了骚动。　
　　这个曾金海，在战后的70年代做盖屋的买卖发了财，到日本旅游时，和日本旧军人官士兵组成的“战友会”搭上了联系，得知，在1975年，在日本，一个名叫中村辉夫的阿美族台湾人的“日本军伕”，组织了一个“研究台湾人原日本兵士补偿问题会”，提出了补偿的问题。日本政府终于被迫表了态：日本对大战中因战死、战伤所定的“援护法”和“恩给法”，只适用于有日本国籍者。在一次台湾人日本兵的集会上，曾金海竟然说什么：“只有在那个战场上一起浴血战斗过的战友，才能体会台湾战友，是日本皇军无愧的一员，曾经为天皇陛下尽忠效死。”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45页。还说，争取补偿的意义，不是金钱的问题，“补偿运动，是争取我辈为日本人，为天皇赤子的运动……”同①。于是，老人们为了得到日本国家的一笔大得无法想象的“恩给”，安度晚年，他们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日本人说过的，“日本皇军无愧的一员！”同①。他们又说起台湾调的日本话了，用日语唱起了《军艇进行曲》，穿上了日本的“国防服”，彼此串连着，奔走商量着。也就在这个时候，林标久已潜在心里的疑惑又冒了出来：日本人？中国人？　
　　于是，他们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诉战时补偿。一次，被驳回，第二次又被驳回来了，理由是，已丧失日本国民的身份。　
　　就是这个曾金海，又活动起来了——　
　　“‘从前台湾人去日本索赔，国民党的政府不出面。’曾金海说，‘委员陈炎雷说了，咱们帮过日本人打中国人，能指望这个政府为你出面做主吗？’而又据曾金海说，如今就会有机会‘换一个台湾人自己的政府’，换成了，台湾人向日本政府索赔，就有人做主。曾金海带着体体面面的陈委员到处找台湾人日本老兵为‘换一个政府’拉票，马不停蹄。　
　　“而在明年三月间，如果真就换了一个政府，陈炎雷的官就会做得更大些。……先和日本政军界拉好关系……”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60页。　
　　于是，林标又犯嘀咕了：是中国人？是台湾人？　
　　为了胜选，曾金海坐车又坐飞机，北、中、南部全岛奔波，继续动员战友会的“战友”，说：“他们日本人不承认我们是日本人，那也可以。我们现在只谈你日本人败战时拖欠到今天的未付军饷，没有结算的军邮储金。”同①，第222页。　
　　第二年3月，台湾岛上果真换了一个政府。曾金海兴奋地说：台湾人的天年了。他和陈炎雷委员依据各种指数算出来，这五十年间，连本带利，带物价指数，应该以一千七百倍结算所欠的军饷和军邮储金，大家听了，欢喜若狂。可是，不久，传来的陈委员的指示却是：“新政府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的新政府特别需要外交支持，需要日本支持不能为难日本，因小失大。”同①，第224页。曾金海于是强调，为了国家，就按两百倍结算吧。　
　　这时，林标大怒了。林标终于对着电话筒嚷了起来：“日本人当时不就是以‘为了国家’、‘为了天皇陛下’，骗了多少人死在南洋没有回来……”“曾金海你是图了谁的什么东西，这样骗死一片老人？”“这些老人没有被美国炸弹炸死，倒要被曾金海你们骗到死才甘心。”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24—225页。恰巧，这时，孙女月枝的男朋友，一个叫阪本桑的日本人来访，愤怒中的无奈，无奈中更加愤怒的林标，终于咆哮了：　
　　　
　　“我问你，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呀！”同①，第228页。　
　　　
　　“我是谁呀——”林标用日语哭嚎着，“我到底，是谁呀——”同①，第229页。　
　　　
　　当然，这不是向阪本桑个人的质疑，而是向日本殖民主义者发出的质问，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抗议！　
　　伴随着林标“我是谁”、“我到底是谁”的这一声又一声的责问，我们的心能不悲痛得往下沉落？战时的台湾同胞，被“殖民化”得好惨！如同尾崎秀树和陈映真所大声疾呼的——严峻清理精神上的荒废，肃清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影响，是时候了！　
　　这样看来，陈映真笔下的林标这个人物形象，给予我们的启示无疑是深刻的：　
　　首先，我们必须进一步揭露和批判“皇民化运动”，进一步分清日本殖民主义者和殖民地台湾人民的关系，认清台湾人民和祖国的关系。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进一步法西斯化了。1937年6月4日，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上台，终于完成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为配合这一战争的发动，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加紧了殖民统治。本来，这一年的4月1日，这种殖民地迫害就更加疯狂，总督府就已经命令禁止报刊使用中文了。卢沟桥事变当天，台湾军司令部就发表强硬声明，并对台湾民众发出警告，禁止所谓“非国民之言动”。9月，根据日本帝国近卫内阁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制定了台湾“皇民化”方针，强迫推行“皇民化运动”。10月，设置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开始强召台湾青年充当大陆战地军伕。到1938年1月23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发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