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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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肮�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开始强召台湾青年充当大陆战地军伕。到1938年1月23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发表《关于台民志愿兵制度之实施》；1940年2月11日公布台湾户口规则修改，规令台民改日本姓名办法；1944年1月20日公布《皇民炼成所规则》，强化“皇民化运动”；8月20日，台湾进入战场状态，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等等。　
　　大家知道，这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最黑暗的时期。“皇民化运动”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殖民地台湾向着日本“本土化”转变，用日本国的“大和文化”全面、彻底地取代中国文化，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日本殖民当局把日语定为台湾岛上惟一合法的语言，取缔中文私塾，禁开汉语课程，报纸杂志禁用中文出版，甚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台湾同胞也必须讲日语，比如，在火车站不讲日语就不卖给火车票。强迫台湾同胞将中国人祖传的姓氏一律改换日本人的姓氏，更是阴狠毒辣。当时，对于坚持使用汉人姓氏的，日本殖民当局竟然不给登记户口，不给战时“配给品”，以至开除公职，投入监狱。同时，取缔中国寺庙，捣毁神像，改换家祠中祖先神主和墓碑，强迫台胞奉祀“天照大神”，参拜神社。甚至于，连中国年节的习俗也予取缔，强令台胞按日本习俗过日本人的节日。日本殖民当局这样消灭中国文化，就是要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台湾百姓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以确实达到“内台一如”的境地。那臭名昭著着“皇民奉公会”，强制推行“皇民奉公运动”，举凡“米粮自治管理”、“移出米管理”、“米谷供献报国”、“军需工业动员”、“收购民间黄金”、“统制石油类消费”、“国民征用”、“报国公债”、“国防献金”，以及“贮蓄报国运动”和“农业义勇队招募”、“增产挺身青年运动”等等，又都使得对台湾人力、物力的榨取几乎达到了极限。这样“皇民炼成”和“皇民奉公”的结果，就是在“战时体制”下，强召台湾青年为日本侵略战争充当炮灰，也充当帮凶。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间，强召“大陆战地军伕”，强召“义勇队”，实施“特别志愿兵”制度及“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学生兵入伍”，还有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其结果是，据陈映真查证和披露，总共有二十万七千余名台湾青年分别以“军属”、“军伕”和“志愿军”战斗员等名目被征调投入战争。到战争结束，总计战死、病殁、失踪者五万五千余人，伤残两千余人，其中，因受“皇民化”愚弄摧残，中毒过深者，在南洋、华南战场中误信自己是真皇军而犯下严重屠杀、虐杀罪行，在战后国际战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二十六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百四十七人参见陈映真《精神的荒废》。《联合报》副刊，1998年4月2日—4日。又，《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74页。。　
　　源于这二十万七千多台湾青年的血泪生活，陈映真所创作的这一艺术典型——林标，固然活下来了，但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向他心中砍下的那一刀伤口，“皇民化运动”强刻在他那“心灵的殖民化”的影响，即使到了晚年，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他。是时候了，该做个清算了！陈映真悲愤地写下这个林标，就是要告诉人们，强盗抢夺的东西，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也绝然不是属于强盗的；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抢夺的台湾，也将永远属于中国，生活在台湾岛上的百姓，当然永远是中国人。林标的悲惨人生深刻地揭露了日本殖民主义者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的反动本质，去中国化是手段，险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诱骗台湾同胞服服帖帖做他们的奴隶！　
　　其次，我们要进一步认识，“台独”孳生的社会土壤之一，是妄图分裂中国的美、日反华势力。就日本而言，日本帝国势力正是“台独”的始作俑者。前已说明，1951年，“台独”分子就在日本建立了组织。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成了海外“台独”势力的大本营。直到1972年中日建立之后，“台独”活动的重心才由日本转到美国。另外，国民党当局主政台湾事务后，宣布了台湾地区不清理汉奸问题的方针。从政策上说，是要“照顾到台湾殖民地化历史的特殊条件而抑制历史清算以增进民族团结”，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十分贤明的政策”参见陈映真《精神的荒废》。《联合报》副刊，1998年4月2日—4日。又，《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76页。。但是，后来国民党当局对日据时期汉奸豪族，而且又多在战争末期台湾皇民化运动的领导机关中担任要职的人，在不做任何政治、文化、思想上的反省的情况下，无条件地与他们合作，发展为庞大的集团资本，情况就复杂了。原先，50年代以后，国民党当局和日本旧军部、反共右翼政、商、学界本来就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等到80年代之后李登辉执政，随后民进党掌权，又继续并且发展了这种关系，终于致使台湾岛上的分离主义势力掀起一股美化日据时代、美化“皇民化运动”的逆流。　
　　在这种情况下，陈映真笔下写出一种“林标现象”，就真实地表现了这段历史延续下来的现实生活。回顾那一段历史，细细品味陈映真笔下的“林标现象”，我们再来认真体会日本学者尾崎秀树那个著名的论断，感悟他所说的“倘若没有这种严竣的清理，战时的那种精神的荒废，还会持续到现在”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陆平舟、間ふさ子共译本。《台湾新文学史论丛刊》8，（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189页。，就能深刻地领悟它所蕴含的意义，承认他说得何等的深刻了！　
　　当然，林标其人，作为日本关东军的军伕，一名汽车驾驶员，或者说汽车兵，尽管也对菲律宾人民犯下了罪过，但他的所作所为，还是协迫的，还是不自愿的，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为此，在《忠孝公园》里，陈映真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揭示和剖析林标这个人物的人性化的内心世界。　
　　比如，陈映真写了林标和马尼拉市郊一间小杂货铺叶老板相识、交往、相助的故事。他们相识是，林标第一次到小杂货铺买土酒时，以为满脸谄笑的老板是菲律宾人，向他比手画脚时，叶老板却用闽南话问：“买烧酒吗？”原来叶老板是泉州人，和台湾人一样都说闽南方言。这乡音，“像是这恶山恶水的战地里惟一的一泓汩汩甘泉，开始执拗地引诱着林标借口买些日用品，去照顾杂货铺寒碜的生意。”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90页。后来的交往是，有一天，林标坐在杂货铺门口的木椅上，一抬头，突然看见微暗的内室里，闪过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的身影。顿时，叶老板脸上的笑容显得更加谄媚，慌张地说：“我的女儿。”林标的心猛然地沉了一下，他明白了，在往日，这谄笑里包藏了多少恐惧、疑虑和憎恶；在今天，这谄笑里又增添了绝望以及在绝望中无奈的求救。他彻底明白了，在这奸淫抢掠犹如日常茶饭的乱世中，自己穿着一身的日本军服，从来就是这位异地乡亲眼里的敌人。就在叶老板惶恐地等待着他要做什么的时候，林标低声地说：“我走了。”后来，林标几次想去看看他们，但一想到那天的情景，他心中疼痛不已。他告诫自己，不能再去了。再往后，还有相助的故事。那是战争结束的前一年，菲律宾抗日人民武装更为活跃了。旅居菲律宾的华侨也偷偷地为游击队供应粮食，还捐款支援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于是，日本宪兵队暗中发出了《肃正敌性华侨》的密令。开始，是在马尼拉市中心对华侨绅商抄店抄家，逮捕杀害。后来，很快发展成对华人的几乎没有差别的疯狂逮捕、拷问和杀戮。有一天，在部队晚饭桌上，林标无意中得到消息，宪兵队要调用军车把“肃正”推向市郊。林标连忙放下碗筷，胡乱编了个出车的理由，跳上他的卡车，就直奔那个泉州人的小杂货铺而去。就在林标把车子停在杂货铺前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日本宪兵带着两个日本枪兵的巡逻队，从一排椰子树边出现了。林标一惊，随即灵机一动，用皮鞋猛踢了一只在脚边拱着泥土的土猪。那土猪尖声嚎叫起来，林标却装着满脸怒容，操着一口的闽南话，气冲冲地向着叶老板高声咆哮：“暗暝时，日本人就来剿村！你们赶紧收拾好！全家人紧走！”一边喊着，一边挥动拳头，林标怒声说：“赶紧！听明白！”刹那间，眼看着日本兵快要走进叶家小铺的时候，林标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用全部力气甩了叶老板一记响亮的耳光，叶老板随即跌倒在地上。“全家走，紧走！”林标又用闽南话咆哮，然后改用日本话骂人：“巴格鸦罗！”林标告诉宪兵：“他骗了我的钱。”最后，三个日本军人笑着上了林标的军车，车子在杂货铺前转头时，林标还凶恶地不停地骂着“巴格鸦罗！”不过，中间也加杂着一句闽南话：“日头落山就走！”结果，叶老板一家人连夜逃进了山林，林标此后再也没有了他们的消息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90—193页。。　
　　还有，陈映真也写了林标被迫出征那一天的焦虑和忧苦；写了他到菲律宾后收到家信后的欣慰与凄愁；写了在一次又一次的绝望而残酷的败途中，是未曾见面的儿子及老父爱妻，在林标内心燃起了强烈求生的火焰；更写了他辗转回到故乡后，如何当爹又当妈地把儿子拉扯大，接着又含辛茹苦地为孙女里里外外地操劳；总之，敬父，爱子，疼孙子，林标身上的人伦亲情，也都展示了他善良的心灵，你会认定他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人。　
　　显然，陈映真着力表现林标心灵世界的真善美的一面，一是要告诉世人，林标和林标一类的人也是受害者，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殖民主义者才是元凶；二是在唤醒林标和林标一类的人，是时候了，是他们彻底清除心灵中的殖民化影响的时候到了。对此，陈映真的殷殷期盼是，受过“皇民化运动”毒害的人们，一定要丢掉精神上的重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其实，台湾人日本兵的形象，是陈映真少年生活记忆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记。我在本书的第一节里曾经说过，小时候，陈映真不止一次地看见过几个复员台湾人的原日本兵，穿着破旧的并不齐套的皇军军服，唱着日本军歌，在关门闭户的小街上踩着军步，渐行渐远。另外，1950年秋天的一天，他的小学老师吴老师，那位曾经是从南洋归来的台湾籍日本兵，半夜里被一辆军用吉普车带走，留下了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在阴暗的土屋中低声哭泣，也让他难以忘怀。步入文坛的第二年，即1960年，陈映真就选择这个题材写了《乡村的教师》。随着人生道路的坎坎坷坷，阅历扩大，思想成熟，认识提高，特别是受到台湾近年来现实生活的启发，陈映真毅然再次选择这个题材，酝酿、思考、准备，作了更深的开掘，终于又有了新的创作收获。比如，1983年发表的《铃珰花》里，阿顺在想念高老师时说：“二甲那边的高厝，从中国大陆回来了一个青年。他原是日本征了去中国大陆打仗的。可一去了大陆，却投到中国那边做事了。这年轻的人，恰好是高东茂老师。”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22页。到1999年发表的《归乡》里，就有这么一段话：“张清接着说，他听他老爸说过，日本打败仗前两三年，台湾人还争着给日本人当志愿兵，争不到还埋怨。”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5页。这就传达出来一个信息：陈映真创作小说，在严格选材的同时，正在进行更深的开掘了。终于，在2001年的《忠孝公园》里，林标这样的人物形象呱呱坠地了。可以说，林标，以他崭新的时代内涵，深邃的文化蕴意，出现在当代中国文坛，恰如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了！无疑，这个艺术形象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　
　　在《忠孝公园》里，陈映真还从三个层面上，层层深入地描写了马正涛的一生。这就是：第一，身份的层面，写了马正涛的经历和性格；第二，历史的层面，写了马正涛活动在中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大较量大搏斗之中；第三，精神的层面，写了马正涛绝望意识的流变。　
　　先看第一个层面。　
　　陈映真笔下的马正涛，是一个老牌特务，凶残而狡诈。　
　　马正涛的父亲马硕杰，人称马三爷，原先，在东北是一个亲日的豪商。马硕杰深知，“要发家，光在日本人鼻息下做生意，不行”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35页。，“还得混进日本机关，当日本官儿”同①。。于是，他先是向日本人推荐了自己生意上的助手李汉笙。十年不到，李汉笙就出任满洲国警察署的“咨议”，成为满洲特务系统中权位很高的中国人之一。同时，马硕杰又“调教”儿子马正涛，动用日本人关系，进了建国大学法律学部读书，毕业后就编到宪兵队侦缉组负责调查和通译。从此，马正涛现学现练，不几年就学会了拷讯、绑票、缉捕和刑杀的各种本领。日本宣布战败前一个星期，李汉笙把马正涛调离侦缉部，对他说：“调到总务部去吧。部、局里很大的家当，你去管起来。”同①，第165页。日本投降不久，重庆国民党政府就和李汉笙取得了联系，李汉笙、马正涛摇身一变，成为战时爱国的地下工作者，进入“军统局东北办”。在解放战争时期，长春被解放军包围，李汉笙早一天专车逃脱，马正涛化装突围，半路被拦，送至吉林“解放团”看管，后又逃跑，经北平，而天津，上海，云南，最后从泰国到了台湾。先到台湾的李汉笙为他具保，马正涛又进入了保密局。　
　　马正涛秉承了父亲不怒而威的凶残性格，在他指挥下抓的、杀的爱国进步分子，“少说都有两百上下”同①，第203页。。当年，国民党特警布建之缜密，比日满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拷讯的技术，比起日满也只有“更硬”、“更狠”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72页。。在这样的环境里，马正涛确实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毒家伙。至于他狡诈的特性，比他父亲更有毒招。比如，在吉林“解放团”的围墙里，不知何以求生的时候，他忽然想到在长春和李汉笙分手时对自己说的话：“人落在国民党手里，即使坦白招供，也八成活不成。”“人要落在共产党手里，真坦白交代了，可能有八成死罪换缓刑的机会。”同①，第177页。于是，他决定自首投降，从建国大学、日本宪兵队说起，一直说到估计杀了百七八十个人，而且“巨细不遗地说了保密局在沈阳部署好的潜伏小组，说了埋起来的地下电报台机组，说了沿沈阳到长春一路上没有撤离、潜身在商界、文化界的旧军统分子，连埋藏起来的军械子弹都交了。”同①，第178页。马正涛“决心把自己交代到底”以求得“公安局极大的信赖”同①，第179页。，于是，继续在吉林市人多的地方，指认“熟人”，几天下来就抓上了十几个人。他明白，他终究还是共产党所说的阶级敌人，在监视他的公安人员去厕所的时候，“马正涛几乎本能一般地脱逃”同①，第180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