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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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所说的阶级敌人,在监视他的公安人员去厕所的时候,“马正涛几乎本能一般地脱逃”同①,第180页。了。他从“交代到底”中,狡诈地达到了他的目的。
马正涛和《夜雾》里的李清皓相比,两人同是国民党特务,同是自杀的结局,由于陈映真赋予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内涵不同,马正涛要比李清皓凶残狡诈得多了。
第二个层面。
陈映真决不是就马正涛而写马正涛的,而是要借助于马正涛的人生活动,去透视上个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政治风云,着力表现国民党在中外各种政治势力大较量大搏斗中怎样组合自己的班底的。这,总能给今天的人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马正涛经历过伪满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经历过两岸分裂状态下,在台湾,国民党两蒋执政、李登辉主政以及民进党上台陈水扁掌权各个阶段。围绕着马正涛,陈映真实际上是重点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初期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
比如,对“蒋伪合流”,也就是国民党和汉奸合流,小说就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李汉笙先生走进客厅的时候,马正涛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整个满洲国上下都在焦虑、徬徨的时节所不能一见的气定神闲。李汉笙先生仔细问了马正涛在总务部的工作情况,问宪兵队的财库、资产、武器、房舍、土地各项细节。
“重庆来联系了。”李汉笙先生轻声说。马正涛大吃一惊,哑然地坐着。
“重庆离开东北太远了。他们一时无力阻止苏联军和八路军在战争结束时从日满手中接收东北。”李汉笙板着脸孔说,“他们求到我们了。”
马正涛依旧瞠目哑然。战争结束……“到了这田地了吗?”他茫然无措地想着。
“把日本宪兵队部一切财产和资源都紧紧抓到手中。”李汉笙先生命令似地说,“我早算了几步,及早把你调开杀人放火的侦缉处。”
马正涛一时全懂得了。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66—167页。
接着,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后不久,国民党就派人把正式盖有中央关防的任命书送到了李汉笙手里。当日本战败,万民欢腾的时候,李汉笙摇身一变,居然以国民党潜伏在东北的地工身份,出任“华北宣抚使署”首长,交换的条件是确保日满在东北一切财产、武装、情报特务警宪体系、资源、安全档案,以及继续在押的共产党系反满抗日分子名册资料,等候移交国民党政府。而仗着李汉笙的关系,马正涛也成为长期潜伏敌区的爱国志士,进了军统局。这以后,李汉笙还贿买国民党先遣人员,把已经被肃奸下狱的附日官绅重新挖出来,发给证明文件,以潜入东北的国民党特工身份,从阶下囚变成达官贵人。李汉笙的所谓名言是:“就中国的大势言,几十年来,反共一贯是头等大事。”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67页。
又比如,对“蒋日幕后交易”,小说也写到,李汉笙成了国民党在战后和日本关东军畅通无阻的通气管道;写到几百万关东军和宪兵队受命只认国民党政府一家去投降,受命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来到之前坚守岗位不许将一枪一弹缴给苏联军队和八路军,还受命在国民党政府先遣人员指挥下与在旅大的美国军方合作抵制苏军南下全面控制东北,等等。据李汉笙说,国民党政府已经委托他向日本关东军传了话:“日本在战后东北的防共反共上和我们合作,我们就保证第一不办冈村宁次以下几个战犯;第二保证两百几十万关东军和日本侨民安全遣返。”同①,第168页。
再比如,对“蒋美公开合作”小说也有深刻的揭示。作品里写到,国民党政府先遣人员,组织国民党、伪满汉奸、日本关东军残部以及美国军队,共同抵制苏军南下,遏制八路军的接收行动,“美国人帮着把重庆的大员和少数军警从天上、陆上和海上送到广阔的东北来”同①,第169页。,等等。
这样一个外靠美、日反华势力,内由国民党政府和伪满汉奸组合成的利益集团,其生存、发展,一直延续到两蒋政府到台湾之后。直到现在,台湾社会上发生的种种问题,有哪一桩不跟当时这几股势力没关系呢?
认识历史,是为了看透今天台湾复杂的情势。《忠孝公园》写历史,在历史的层面上做这样的描写,显示的意义就在这里。
第三个层面。
小说里,写马正涛的绝望意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先是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马正涛只是疑惑,“谁能想到日本人在中国的天年会这么短促呢?”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66页。当李汉笙说,“重庆来联系了”,他也仅仅是瞠目哑然,不知所措。等到蒋伪合流以后,马正涛面对的是比日满时期更为凶残狠毒的秘密逮捕、诱捕、拷打、审讯。特别是审讯周恕时,周恕在他身上呕了半身鲜血,随即闭眼而死。从此,马正涛变得越来越爱洗澡,而且“心底深处,逐渐感到挥之不去的淡淡的不安和忧悒”同①,第171页。。他这种不安与忧悒,是在吉林“解放团”的围墙里发展为恐惧的。化名刘安的马正涛正在编造假经历、假身份,这对他这个在日本宪兵队和军统待过的人,并不是难事,但是编着编着却心虚骇怕起来了。他“想起了那些落在他手里的青年。当他们用被打肿的手指吃力地编写好的口供,被马正涛看出了破绽而咆哮着撕碎时,他们那苍白、恐惧和绝望的眼色,这时一一浮现在油灯的光晕里。他太明白:他一个人绞尽脑汁写的,逃不过一个小组人的仔细检查。马正涛写了撕、撕了再写,心焦虑乱,不知所措”同①,第176页。。这时,他的心底里冒出的正是一种难以遏制的恐惧。
等到来了台湾,马正涛封闭了自己的记忆,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事,冲开了闸门,记忆如水般地泻了出来,他也会及时地再加固一道新的闸门。这种封闭疗法,让他平静了一段日子。
后来,1959年、1962年、1963年,大陆特赦了三批“战犯”。当李汉笙告诉马正涛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感到心头长了一块沉重的石头”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01页。,那潜伏在心底里的恐惧又游移了起来。他怕他曾经“指认”过的人,回来找他算账。直到1975年,共产党释放了所有的“内战战犯”,其中有人申请入台,人已到了香港,却被台湾坚决拒绝。这时的他才偷偷地舒了一口气。
随后,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政治形势剧变。当“台独”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所谓“省籍”矛盾的时候,马正涛实实在在地感到,“路的两头”同①,第204页。全叫堵住了,台湾这边,他属于“外人”;大陆那边,他结下的民怨又太深。他想,“人到了大陆,怎么好跟自己在吉林牵出去的老同志见面呢?”同①,第203页。伴随着恐惧,绝望终于弥漫在他的心头。但是,此时此刻,马正涛还抱有幻想,国民党还在执政!“只要国民党在台湾当着家一天,我就紧跟、紧靠着国民党一天。再没有别的路”同②。。
最后,2000年,台湾大选揭晓,国民党果真失去了在台湾的江山。这天翻地覆的大变故,顷刻间让马正涛感觉到,过去,他从伪满州宪兵队而军统局、保密局、警备总部,这么多年的绑架、逮捕、拷问、审判和处刑,都曾经因为屹立不摇的国民党而显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如今,“他成了坠落在无尽的空无中的人。他没有了前去的路途,也没有了安居的处所。他仿如忽然被一个巨大的骗局所抛弃,向着没有底的、永久的虚空与黑暗下坠!”同①,第220页。他彻底绝望,他终于自杀了。
在这样的描写里,我们看到,马正涛的心底里,从不安忧悒到恐惧,到绝望,再到彻底绝望,竟然从来都没有自责过,反省过。相反,倚仗在东北的日本殖民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马正涛居然理直气壮地认为,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马正涛的所作所为属于个人范畴的个人活动,人们顶多谴责它是一种非人性的恶行、暴行;但不是!马正涛是一种恶势力的代表,他是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毒瘤,国民党非但不彻底铲除它,还想方设法移植进自己的统治机体,形成一种腐朽、反动的统治意识。以这样的意识为主导的统治,2000年在台湾大选中陷于崩溃,那是必然的!马正涛的自杀,又是有象征意义的,它象征着旧国民党必然灭亡。马正涛这个人物形象,也体现了陈映真的一种期望,那就是,国民党必须大破才能大立,只能在彻底反思彻底反省中才能重新站起来。
自然,陈映真对林标身上的皇民意识,对马正涛的压迫阶级的统治意识,都给予了无情的鞭笞和苦涩的嘲讽,都在等待他们的觉醒。只不过,陈映真对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说到底,对于林标,陈映真确实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三)
小说用了双线结构,以林标、马正涛两位主人公为中心,分别讲述了两人不同的人生故事。
这双线结构的发展,总共又涵盖了五个时空板块:日据时期台湾的历史时空、南洋抗日战场的历史时空、日据东北的历史时空、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历史时空和现代的台湾社会。
这双线结构的发展,又是靠着意识流手法的描绘向前推进的。林标、马正涛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各人按照自己不同的感情流变,不同的触发了的感觉,驰骋在自己的回忆中,从而能够表现出人物形象深层的心理状态。
这双线结构、五个时空板块,还加上意识流的巧妙组合,使得这篇《忠孝公园》在反映社会生活上,宽广得多了,深入得多了,而且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应该说,这在陈映真小说创作历史上是一个大的突破。我真为他高兴!
这双线的结合点是在忠孝公园。这也颇有艺术的匠心。
小说里写的是,马正涛的住家附近有一个社区小公园,因为在忠孝路上,所以命名为“忠孝公园”。马正涛和林标是在这里相识并开始交往的。在两人初识时,林标以肃穆的立姿,以朗诵古日语的腔调,读起伪满国皇帝溥仪在1940年颁布的“国本尊定御诏书”上的一段:“……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庇佑……庶几国本奠于唯神之道,而国纲张于忠孝之教……”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31页。马正涛则满脸笑着,边听边勾起了往昔的回忆。这样的描写用心良苦。看来,在小说的第一节里,陈映真就在点题。陈映真是在尖锐地提出:忠孝于日本天皇?还是忠孝于祖国?
可以说,为这篇小说题名《忠孝公园》,对林标,对马正涛,更对溥仪,就是一种嘲讽,一次鞭挞!
另外,在《忠孝公园》里,对小说细节的描写,陈映真也有他独到的地方。他常常能在描写细节时,不经意地显现出它的深刻的含义,表现出生活中的某些本质的东西。
比如,写林标在清晨的忠孝公园里若无其事地做柔软体操,陈映真接着写道,马正涛突然记起来,“在旧满洲时代,他就经常看见日本人组织的‘协和青年团’的东北青年,在清冷欲雪的操场上,也这样一板一眼地做完一整套柔软体操”同①,第130页。。
又比如,马正涛用日语对林标说:“你早。”“林老头的容光像是一盏油灯似的,被马正涛的日本话挑亮了起来。”同②。
这都表现了“皇民化运动”在林标身上留下的烙印。
再比如,林标在菲律宾市郊一个小杂货铺买东西,老板却用闽南话和他交谈,林标顿时惊诧不已,反问那老板,怎么知道自己是台湾人。老板是泉州人,回答竟是:“台湾人的日本兵不配枪。连刺刀都没得佩。”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90页。简简单单的一笔,就透过当地民众的观察揭示了台湾人民的悲惨命运,也抨击了“皇民化运动”的反动的欺骗的本质。
这样举重若轻,往往都是一种不经意的描写,却又别有一种寓意深含其中,每每读到这样一个陈映真,我真的不能不佩服他写小说的艺术功力。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三、“人间性和人间爱”——陈映真的文学观
他是入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只有在他对现实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时,才发而为文;他可以采取小说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姚一苇(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17页。)
继承和发扬鲁迅的传统,还有早年文学研究会一些文学大师的文学思想,结合当代的文学实践,陈映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
(一)
作为五四新文化思想先驱,鲁迅的思想与艺术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第一,彻底地反封建,彻底地破坏封建主义的旧文明,彻底地解放人的个性,建立一种新的“人国”,新的生活。由于他沉入于“国民”中,也由于他回到古代去深究了中国文化遗产,鲁迅更加看清了残酷的封建统治的本质,看清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第二,文学要以这样的反封建和个性解放为功利,要以思想启蒙为任务。
第三,他对自己的启蒙主义文学,规定了“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明确宗旨。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就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为实现这样的宗旨,他决定取材要“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同①。这之前,1932年的《〈自选集〉自序》也说,他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8页。。
第四,他在倾向浪漫主义、欣赏象征主义以后,又忠实于现实主义了。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果戈理时,他还偏重在浪漫主义。随着他越来越了解果戈理,他称赞果戈理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由真实的审美标准,他具体化为文艺创作中反对“瞒和骗”的思想。他主张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那人生的血和肉来。他采用现实主义,急迫地呼唤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来创造真的新文艺了。
至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大家知道,在文学思想上是和鲁迅相通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就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沈雁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1版,第454页。。这段话大体上表达了文学研究会成员对于文学的职能、功用的共同看法,这就是,文学是人生的镜子,因此文学要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