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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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我的弟弟康雄》里涌动着鲁迅的影响。
你看，康雄的姐姐和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用扭曲的方式抗衡严酷的现实上，何等的相似！
鲁迅笔下的魏连殳为社会所不容。一被校长辞退，失业的沉重打击甚至使他穷得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不得不被迫变卖家具和书籍为生，实际上沦落得已经求乞了。本来他就生活在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难堪的威逼和凌辱又横加头上，魏连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要复仇了，不过，他用的是一种扭曲的方式。他去做了一个师长的顾问，每月拿到现洋八十元的薪水。他知道这样做是违心的。他承认，他已经躬行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他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但是有了师长顾问的头衔和八十元现洋的薪水，他的客厅里就又有了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总之，他又看见，而且又在捉弄他所鄙视所反对的那些凡夫俗物了。他从报复中感到快活极了，舒服极了。虽然痛心于“真”的失败，反过来，他还是觉得胜利了，感到的是一丝丝快意。
在康雄姐姐的身上，我们分明地看到这个魏连殳的影子或隐或现，苦苦挣扎。
他们都是采用极端的方式，去报复，去抗衡。他们都违背了自己本来的意愿，做了他们先前所厌恶所反对过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无疑是失败者；但从精神层面上的反叛意识看，他们无疑又都是胜利者。怪不得，在人生的悲剧中，一个，魏连殳，感到快活极了，舒服极了；另一个，康雄姐姐，也有着一丝丝的革命的、破坏的、屠杀的和殉道者的亢奋。在用扭曲的方式抗衡严酷的现实上，他们的心真的相通。
《我的弟弟康雄》采用的是手记的形式。读着《我的弟弟康雄》，我们还不能不想起鲁迅的《伤逝》——涓生的手记。两篇小说都摄取了手记的内心独白的特点，都注重手记形式的自省意识。比如，《伤逝》的第一段：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13页。以下，本书所引鲁迅言论，凡出自这一套新版本的《鲁迅全集》的，只注卷别、页数，不再加注版本。
这里，有的是悲哀中的悔恨，悔恨中的悲哀。《我的弟弟康雄》的第一段，同样写了悲哀，那是悲哀中的无奈，无奈中的更深沉的悲哀：
当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写日记，也写信。除此以外，我不曾想过我会写其他别的什么。然而，现在，不可思议的我，竟会在这结婚以后的第二年，拾起笔来记载一些关于我的弟弟康雄的事。两天前，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方才读完我的弟弟康雄的三本日记。我的弟弟康雄死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于到了婚后的几个月内，每当我展读我的弟弟的日记时，都会叫我哭啊哭的毫无办法。我看见他稚拙的字体，立刻就看见这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对坐在我的案前，疲倦地笑着，无名的悲哀便顿时掩盖了我。于是，我就哭着哭着，怎也不能读完它们了。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1页。
一个是悲哀，悔恨，之后，似乎要直面人生，艰难前行了；一个是悲哀，无奈，之后，只能找到扭曲的方式去抗衡，但两个人物形象都袒露各自内心深处的思绪。《我的弟弟康雄》需要一种少妇独白的形式，需要人物形象的坦白陈述，需要自省，于是，陈映真就采用了《伤逝》的这种手记形式。其中，支撑点又是康雄姐姐对弟弟的日记所作的解析与评说，在凄楚语调的解析评说中，不断地反省自己。这，增强了小说的吸引力、感染力。
当然，感染力还来自于对环境气氛的渲染。比如对康雄葬仪的描写：
我的弟弟康雄的葬仪，是世上最寂寞的一个。平阳岗里，我们连半个远亲都没有。一个粗制的棺木后的行列，只有一个年迈的老人和一个不伦不类的女孩子。没有人哭泣。这个卑屈的行列，穿过平阳岗的街道，穿过镇郊的荒野。葬礼以后的坟地上留下两个对坐的父女，在秋天的夕阳下拉着孤伶伶的影子。旷野里开满了一片白绵绵的芦花。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走下了坟场，我回首望了望我的弟弟康雄的新居：新翻的土，新的墓碑，很丑恶的，于是又一只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里了。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16页。
这，分明又闪现出了鲁迅的《药》的某些影子。《我的弟弟康雄》是父女两个，伴着秋天的夕阳孤独地对坐在坟地边；《药》是两个母亲，伴着春寒的冷风孤独地站在自己孩子坟头边的枯草丛中。在《我的弟弟康雄》里，两只乌鸦两次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天空而去；在《药》里，只描绘了一只乌鸦：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夏妈妈乞求乌鸦显灵，呼求这只乌鸦飞上夏瑜的坟顶，为儿子鸣不平，而那只乌鸦却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然而，等到夏、华两位妈妈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地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矬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鲁迅：《药》。《鲁迅全集》第1卷，第472页。。
应该说，关于坟场描写，《药》和《我的弟弟康雄》这两篇小说的基调都是灰色的，寂寞、凄凉和冷峻。人们读后，不能不戚戚然而动容。两篇小说的不同点则在于：《药》突出了作家的主观意识，《我的弟弟康雄》却注重客观的描绘。在《药》里，作家让乌鸦显灵以宣泄心头的愤慨，又在夏瑜坟前增添了花环，从而让作家自己心中萌发出的一丝亮光，给黑暗中的人们以希望。它的艺术效果十分明显：人们在重重的压抑下，缓缓地舒出一口郁闷之气，去期待那丝丝亮光演变成辉煌。在《我的弟弟康雄》里，茫茫阴霾的天空，和富人坟头区分分明的穷人坟头的杂草丛，随着一只又一只乌鸦，自由地刺穿天空而去，父女两人连一只乌鸦也不如，面对亲人被吞噬的残酷现实，却很无奈，在寂寞、凄凉、冷漠氛围中，表现的是康雄姐姐那种叫天天不应，顿地地无声的无奈——绝望的情绪。显然，两篇小说通过乌鸦这一相同的具象，却表现不同的思绪。仅仅从这一篇小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鲁迅对于陈映真的影响是“命运性”的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35页。。陈映真说，“在文字上，他的语言、思考，给我很大影响”同①。。读完陈映真的全部小说后，我们还能确认，这种影响是深刻的。
（二）
《乡村的教师》和《故乡》继续和发展着《我的弟弟康雄》所表现的思想，作品黑灰的基调在不断地浓化。
《乡村的教师》讲述的是抗日战争前后发生在台湾农村的故事。作品里的青年主人公吴锦翔，是个出身贫苦的佃农，对劳动、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少年时期曾秘密地参加过抗日活动，阅读过进步书籍，因此，日本官宪便特意把他征召到火线波罗洲去。在战场上经历了恐怖、死亡、非人性的残忍的磨难之后，他终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了故乡。由于他自小以苦读闻名于山村，就被乡亲推举到山村小学任教。这在当时当地确实是一件体面的事。面对十七个黝黑的学童，五年战火给他的摧残，似乎像梦魇一般过去了，学生、山村小学，又重新燃起了他失去的生活热情。他认为这是个发展的机会，何况，这里面还“有一种他平生初次的对于祖国的情热”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28页。，他想，“这世界终于有一天会变好的。”同①，第29页。然而，现实又一次撕碎了吴锦翔的理想，再加上与战争中吃人肉时的幻灭感交织在一起，他终于精神崩溃割腕自杀了。
《故乡》中的哥哥本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日本留学归来，不去开业做医师赚钱，而是在一个炼焦厂做保健医师，为劳苦大众服务，“白天在焦炭厂工作得像个炼焦工人；晚上洗掉煤烟又在教堂做事”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9页。。他热切地盼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建立一个耶稣基督的爱的社会，他常常祈祷着：“耶和华啊！感谢您又一度将我们这群小羊聚集在您的约旦河傍；这里有您甘甜如蜜的溪水，这里有您嫩绿如茵的牧草……”同③。然而后来他的家庭败落了，债权人无情地逼债，把他赶出了老屋，世人都一改过去的常态，冷眼相待。他的爱的理想完全破灭了。于是，“魔鬼不也是天使沦落的吗？”同③，第40页。他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变成了一个大赌徒，俊美如太阳神的哥哥，变成了一个“由理性、宗教和社会主义所合成的壮烈地失败了的普罗米修斯神”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9页。。
和《我的弟弟康雄》一样，这两篇作品显然也是在描写小知识分子的理想和现实间的巨大矛盾和冲突，以及理想幻灭后的悲观和绝望情绪。和《我的弟弟康雄》不同的地方，则是：
其一，由主人公的经历折射社会生活有所不同。康雄拥有一幅乌托邦的社会改革的理想的图画，但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而吴锦翔，战前参加了抗日活动，战后又献身山村的小学教育，是改革台湾的新生一代。《故乡》里的哥哥更是背叛了富家子弟的传统，为劳苦大众而服务。两个人都是社会改革的参与者。陈映真以作品的这两个主人公的活动为中心，在描写吴锦翔、哥哥的生活经历中，特别是对吴锦翔的描写中，涉及到了抗日战争前后台湾发生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日据时期的读书会，抗日战争中台湾子弟被迫入伍下南洋，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灰，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大陆的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败北去台，二二八事件等等。显然，《乡村的教师》和《故乡》在反映生活的深广程度上，要比《我的弟弟康雄》前进了一步。
就是在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描绘上，也有了变化。《我的弟弟康雄》的笔墨几乎全部用在康雄和康雄姐姐的身上，康雄的父亲、穷画家以及富足的丈夫都是一笔带过。而在《乡村的教师》里，陈映真从山村村民写到了根福嫂，再写到她的儿子吴锦翔，然后又从吴锦翔写到根福嫂，最后落笔到山村村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上。在《故乡》里，陈映真更是写到了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写了出身穷苦沦落为娼妓、赌徒却心地又很善良的嫂子，让人看到社会生活更为悲惨的一面。
其二，由主人公的遭遇表现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各有特点。
《乡村的教师》写吴锦翔战后归乡，尽管高兴，尽管又唤起了生活的热情，但是始终有一个深藏着的永远无法解开的心结。这心结是，当乡亲询问健次他们的音讯时，吴锦翔出乎众人意外地只回了一个惶恐的眼色。还有，他只是扳着手指，咯吱咯吱作响的异样动作。五年的战火经历，他不敢想，不敢说。他不敢触动那灵魂深处的创伤。他无奈何地只能说战争像梦一般过去了，这世界终于有一天会变好的，聊以自慰。然而，民族分裂的时代，二二八以后弥漫的令人窒息与绝望的氛围，甚至他的学生又要应召入伍上战场了，这残酷的现实又碾碎了他重新萌发的希望。他的精神全面崩溃了。终于，在欢送学生入伍当兵的酒席上，“应召入营”再一次刺伤了他。在众多乡亲面前，他猛然地向着众人公开了那一份深藏的心结。你看——
酒席上，吴锦翔眯着眼，满脸通红。酒给他壮了胆，突然，他强瞪着眼，大声发问：“人肉咸咸的，能吃吗？”大家不以为然，笑了起来。他再次质疑：“能吃吗？人肉咸咸的啦，岂是能吃的吗！”众人敷衍地说：“自然，自然。人肉是咸的，哪能吃呢？”这时，吴锦翔却出人意外地说：“我就吃过。”“在波罗洲，在Borneo！”于是，大家沉默了，惊异地听着那“人吃人”的非人性的恐怖真相——
“没东西吃，就吃人肉……娘的，谁都不敢睡觉，怕睡了就被杀了。”他眯起眼睛，耸着肩，像是挣扎在一支刺刀之下。
“真是咸咸的吗？”
“咸的？——咸的！还冒泡呢。”
“……”
“吃过人心吗？嗯？”
“……”
“吃过吗？……拳头那么大一个，切成这样……一条一条的——”他用筷子蘸着酒，歪歪斜斜地在桌子上划着小长条子，“装在hango（饭盒）……”
大家都危坐着，“听见桌底下咯吱咯吱的声音，却有些悚然了。
“放在火上，那心就往上跳！一尺多高！“
“……”
“就赶紧给盖上，听见它们，叮冬叮冬地，跳个不停，跳个，不停。很久，叮叮冬冬的……”
大家都噤着。这时候，吴老师突然用力摔下筷子，向披着红缎的青年怒声说：
“吃过吗？都吃过吗？嗯……”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3—34页。
说罢，他“就像小儿一般哼哼哀哀地哭了起来”同①，第34页。。
那极端的发问，那惨烈的答案，还有吴锦翔那凄哀的哭声，不能不让我们想起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想起了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讲出的振聋发聩的容不得人吃人的社会的理念。在这里，陈映真不正是在引领着读者去感悟那时的台湾社会生活的本质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作品里，陈映真写出了鲁迅小说里的“看客”的形象。就在吴锦翔怒声质问“吃过吗？都吃过吗？”的时候，有人竟漠然地一而再地问“真是咸咸的吗？”当人们知道吴锦翔吃过人肉人心时，村民们无知愚昧，非但不理解同情吴锦翔悲惨的遭遇，不帮助爱护他，反而以异样的眼色来对待他，甚至在吴锦翔死后，根福嫂的尖声号啕的哭声还招来年轻人的愠怒。小说的末尾有这样的描述：
年轻的人有些愠怒于这样一个阴气的死和哭声；而老年人则泰半都沉默着。他们似乎想说些什么，而终于都只是懒懒地嚼嚼嘴巴罢了。但到了入夜的时候，这哭声却又沉默了。那天夜里有极好的月亮，极好的星光，以及极好的山风。但人们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提早关门了。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