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得不在曲笔之下把马克思主义压抑到面目含混了。　
　　于是，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小说中的耶稣形象，陈映真通过犹大的观察和判断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评判：（1）耶稣的爱是有阶级性的。对“罪人”、贫贱者、受侮辱者以及为上层犹太人所唾弃的以色列人，充满着亲切、仁爱和温慈。对法利赛人、文士的指责，却严厉而震怒。（2）耶稣没有私欲，对世上的权柄和荣耀，没有任何野心。（3）穷国中长大的耶稣，是十分经济实在的人，朴实、素行是他办事作风。这种内在的美，流露出来，乃是一种高贵仁慈的风韵。于是，陈映真笔下的耶稣，其长相、体态、气质，无一不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魅力：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有着葡萄酒颜色一般的头发。虽然并不光润，但都优美而柔软地微蜷着，自头顶整齐地下垂，而在耳际动人地翻成均匀的波浪。他的胡须浓密，和头发有同样的颜色，自下额的正中分向左右向内蜷曲着。他的额宽而平滑，发散着一种辛苦和忧愁的情感。他的眼睛像加利利的海水一般的蓝。这一对因消瘦而张大的眼睛，在他的谈论中随着他的情感时而忧悒，时而温慈，时而凶张，时而充满着爱的光彩。他的鼻和嘴都甚优美，无疵可寻。但是，日晒、贫困和竟日的旅行，使他显得消瘦。脸色在旷黑之中泛着一种虚弱的苍白，但是在他这一切的风霜和憔悴之中，流露着一股高贵的仁慈的风采。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92页。　
　　　
　　很明显，陈映真深深地爱着这样一位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色彩的耶稣，而这个耶稣，就已经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耶稣的形象了。　
　　（三）　
　　《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这篇小说，带有浓郁的抒情韵味。陈映真笔下的直逼心灵的心境描绘，增添了作品不小的艺术冲击力，作品里的细节的描写，也别具一种迷人的风采。　
　　比如，犹大那条红色腰带，在小说里反复出现了四次，个个出于不同人的视点，喻义也就各不同。　
　　我们看第一次出现：　
　　　
　　犹大正系着一条红颜色的腰带，动作有些粗鲁而且草率。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2页。　
　　　
　　这是作家自己的视点。那是陈映真客观叙述犹大将要告别妻子，再度踏上革命征途前准备行装的时候，小说实实在在地写了“犹大正系着一条红颜色的腰带”。陈映真着笔于红色，其喻义是在于：犹大“抬起头来，照样是那么冷漠的表情。但他的热情却不可掩饰地从他的眼和密闭的嘴唇中流泻出来”同①。。喻义热情，是说他要抱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追随耶稣去革命了。　
　　再看第二次出现：　
　　　
　　他的一身白净的衣服，使得那艳红的腰带显得分外的明亮了。同①。　
　　　
　　这是希罗底的视点。“红颜色的腰带”变为“那艳红的腰带”。艳，就更为鲜丽。鲜丽，就更有生气。这里引申为“飘动着”的意思。当希罗底送犹大走进仍旧沉睡着的狭长的街道时，希罗底看见她深爱的人，一身白净的衣服，“那艳红的腰带显得分外的明亮了”。这样，喻义就很明白了：那飘动的美丽的红旗，不正体现了犹大和希罗底的革命理想吗？于是，犹大怀抱着革命的热情，为实现革命的理想，踏上征途了。　
　　第三次出现是：　
　　　
　　他是个高而瘦的青年，不知道为什么给人一种肮脏的感觉。也因此使他那红艳的腰带显得极不相称了。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4页。　
　　　
　　这是以祭司亚居拉为首的奋锐党人的“众人”的视点。和第二次出现不同，这次是“那红艳的腰带”。“红”与“艳”，词序一变化，蕴含的意义也就不同了。如果说第二次出现以“红”为主，“艳”是形容“红”的，这一次就相反了。以“艳”为主，用“红”来形容“艳”，就意味着，在奋锐党人看来，犹大的主张是异端邪说，妖言而已，让它代表他们所认为的革命红色，当然“显得极不相称”，甚至有一种“肮脏的感觉”。在他们的眼里，“红艳”犹如“妖艳”一般。　
　　最后，第四次出现：　
　　　
　　当黎明降临的时候，我们才在曙光中看到那绳索正是他那不称的红艳的腰带，只是显得十分肮脏了。同①，第102页。　
　　　
　　这确确实实是一种遮掩的曲笔了。陈映真沿用奋锐党人的眼光——“他那不称的红艳的腰带”，甚至“肮脏”不再是一种感觉，而是“十分肮脏”了。　
　　一个细节的描述也如此用心良苦，可见陈映真对于小说艺术有他多么认真的追求。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四、心境的印记——从《笔汇》时期的孤独说起　　
　　在这个时期里头，他显得忧悒、感伤、苍白而且苦闷。这种惨绿的色调，在他投稿于《笔汇》月刊的1959年到1961年间最为浓重。——许南村（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页。）　
　　　
　　从1959年到1961年，陈映真在《笔汇》发表了十一篇小说，即：《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和伞》、《猫它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和《苹果树》，从作品的内容看，这大致上是一个艺术地抒写他自己早年人生经历和感受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给自己写文学性“自传”的时期。　
　　最早，陈映真投稿于《笔汇》，是在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正值这样的青春年华，又是刚刚开始提笔写小说，陈映真在作品里涂抹上了浓厚的自传性色彩，人们不难理解。当然，我们说他写“自传”，倒不一定是说他相当真实地描绘了自我的人生经历，并不是真实描绘了他本人的长相、形体、喜好、生活习惯、风貌，而是指他驰骋艺术创造的想象力，曲折地反映了他在那样一个时期里的经历、见闻和感受。　
　　纵观这十一篇作品，这种“自传”色彩，特别记录下来的是属于他的那份孤独的心境，还有表现这份孤独心境的种种心绪，比如寂寞、哀愁、伤感、苦闷、无奈、绝望，等等。同时，这十一篇作品，也还表现了当时的陈映真青春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爱欲的渴求。　
　　我以为，恰恰是这两个方面，或者这两方面某些地方的交汇，构成了陈映真早期小说人物心理层面的特点。　
　　（一）　
　　人要生存，必须有食物，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保障其能够活下去。这是人性中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这就是人权的基本要素——生存权。当这种生存权遭到扼杀的时候，也就是活不下去、偌大的世界绝无立足之地的时候。这时，一种哀愁、忧伤、无奈的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孤独感就会立即占据了人的心灵。《我的弟弟康雄》里，职业无着、赁居又无钱的康雄；《家》里，父亲死后生活陷于困顿、前途又无望的“我”；以及《苹果树》里，在屋檐底下暴晒的嶙峋大老头，让婴儿吮着干枯的奶的病黄黄的小母亲，等等，都处于这种情态。　
　　人又是社会的人。人性，除了自然属性以外，还有与它并存的社会属性，其基本点就是包括亲情、爱情、友情、师生之情的人情。没有这人情的支撑，人就会觉得孤立、无着、无望，人生存的意念也会渐渐地消失。伴着人的这种生的欲望，而强而弱而消失的过程，人的内心也必然弥漫着寂寞，孤独感也会随着膨胀起来。比如，《死者》中的生发伯，劳苦终生，最终落得赤贫如洗，想建立一个结实的家庭，却是爱妻早亡，二男一女先后病故，如今落得家破人亡，生发伯心里不能不苦苦地发出感叹：老来孤独啊！《祖父和伞》中的“我”，和祖父相依为命，发觉祖父断气的那个时刻起，满怀着寂寞，悲楚不已。《猫它们的祖母》中的祖母，丈夫瘐死在一个荒远岛上的狱中，族亲抢夺家产，逼疯了儿子，女儿留下了私生女娟子，一走二十多年没有音讯，如今，孙女娟子结婚，移爱于其丈夫，伊感到大的寂寞了。所有的这一切，哪一点又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家》里，陈映真分明就写了，这是“一个绝望的战争年代的阴影哟！”陈映真：《家》。《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21页。　
　　现在看来，很明显，这些小说里的人物的心理层面的特点，无一不是作家当时心境在小说中的曲折反映。那时，陈映真的养父去世，全家生活陷入困顿后，极度悲凉；失去了亲人养父和孪生兄弟，留下的又是刻骨铭心的悲痛；还有，小学吴老师的失踪，陆家姐姐被捕，都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于是，这样的人生伤痛和心境悲凉，都在陈映真的小说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作家和作家笔下某些人物的心境，就这样相通，往往还在本质上相同了。　
　　对此，1975年10月，陈映真写《试论陈映真》一文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自己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说：　
　　　
　　基本上，陈映真是市镇小知识分子作家。　
　　在现代社会的层级结构中，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是处于一种中间的地位。当景气良好，出路很多的时候，这些小知识分子很容易向上爬升，从社会的上层得到不薄的利益。但是当社会的景气阻滞，出路很少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着社会的下层沦落。于是当其升进之路顺畅，则意气昂扬，神采飞舞；而当其向下沦落，则又往往显得沮丧、悲愤和徬徨。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便表现出这种闷局中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浓重的感伤的情绪。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页。　
　　　
　　接着，他又从家庭的影响，具体地评说了自己早期的作品：　
　　　
　　他的父亲一代出身于农村的败落的家庭，因着刻苦的自修，成为知识分子而向市镇游移。一九五八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遽尔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由沦落而来的灰暗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的色调的一个主要根源。当我们读《我的弟弟康雄》、《故乡》、《死者》和《祖父和伞》便感到这种贫困的哀愁，困辱和苦闷的情绪，弥漫在故事的背景。同①，第3—4页。　
　　　
　　在这里，陈映真深刻反省自己的是：当时的他，没有理解到市镇小市民的社会的沉落，在工商社会资金积累之吞吐运动的过程中，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一种宿命的规律。当时的他，不懂得从社会的全局去看家庭的、个人的沉落，不曾懂得把家庭的、个人的沉落，同自己的国家的、民族的沉落联系起来看，而只是一味凝视着孤立的个人的、滴着惨绿色之血的、脆弱而又小小的心，自伤自怜。于是，当时的他就成了退缩的逃避的人。他逃避一切可能刺痛他那敏感的心灵的一切事物，包括生了他、养了他的故乡。陈映真“把自己放逐了，放逐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同①，第4页。。这一切，在作品中就表现为一种伤感的放弃故乡的哀愁。你看，《故乡》里，“我”就反复地说：　
　　　
　　故乡便时常成了我的梦魇了。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7页。　
　　　
　　——我不回家。我没有家呀。同①，第43页。　
　　　
　　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同①，第44页。　
　　　
　　陈映真坦诚地反省说，这是一种市镇小知识分子脆弱心理的反映。所以，2004年1月22日，在接受大陆学者赵稀方访问时，对于赵稀方提问的“您的作品看起来是一种反抗，其实骨子里有一种脆弱和颓废”时，陈映真回答说：“这个其实有很多人讲，李欧梵也这么说过。”陈映真在讲述了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如何颓废以后，又说：自己劝他不是道德上的规劝。他就告诉那位好朋友说，国民党巴不得你这样呢，关了那么多年你都没有被关垮，怎么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然而，陈映真又是很欣赏他的那种颓废的。陈映真的内心与他有一种共鸣。陈映真就说：“是我的后天的社会主义等等东西把我管住了。”赵稀方：《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6月25日，第2期。可见，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有了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就可以“管住”那绝望中的颓废，那人性中的软弱一面。　
　　在赵稀方问及陈映真的“颓废”主要来自何处时，陈映真毫不隐讳地回答说：“第一个方面是文学。我觉得文学最大特色就是不审判人，它承认人有很软弱的地方。我们不会说这个人该死，应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说一个人有两面，有善良的一面，神圣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人是动物变来的所以也有动物的一面。这个颓废就来自于这另外一面。想要放纵自己。这一面我是有的，虽然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情。”“第二方面是宗教。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最大特点就是基本上，承认人是软弱的，人是有罪的。我年轻的时候与我的所谓的原罪奋斗了半生。”赵稀方：《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6月25日，第2期。　
　　（二）　
　　陈映真早期的某些作品，还表现出另一种内涵的孤独，那就是，从孤立的个人角度升华为群体的他人方位，从小我的个人温饱扩展到大我的改革或革命事业的成败。由此而产生的孤独，正是一种社会先行者的孤独，一种革命者的孤独。　
　　通常，在改革或者革命事业遭遇挫折的时候，这种孤独感总是会时时出现的。　
　　陈映真写在《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就是这样。当着吴锦翔满怀希望在山村小学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第二年初春时节，全国形势急剧地变化，省内发生了“骚动”即二二八事件，全国发生了“动乱”即国共内战。这样事实上的时局，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吴锦翔的思想也发生了“混乱”。一方面，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中国。他努力地读过国内的文学，“第一次他开始不用现存的弊端和问题看他的祖国。过去，他曾用心地思索着中国的愚而不安的本质，如今，这愚和不安在他竟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而且由于这个理由，他对于自己之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可说明的亲切了。他整日阅读着‘像一叶秋海棠’的中国地图；读着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岳，每一个都市的名字。他仿佛看见在浑浊而浩荡的江河上舢舨，宿着龙和留着白胡子神仙的神秘山峦；石板路的都市，挂满了优秀的正楷写成的招牌的都市；病穷而肮脏的、安命而且愚的、倨傲而和善的、容忍但又执著的中国人”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29—30页。。小说写道：　
　　　
　　在这样的感情中，他固然是没有像村人一般有着省籍的芥蒂，但在这样的感情中，除了血缘的亲切感之外，他感到一股大的而暧昧的悲哀了。这样的中国人！同①，第30页。　
　　　
　　另一方面，面对现实，他又不能不为着国内的“动乱”而困惑。“他想象着过去和现在国内的动乱，又仿佛看见了民国初年那些穿着俄国军服的革命军官；那些穿戴着像是纸糊的军衣军帽的士兵们；那些烽火；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