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7年第3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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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矫娴摹傲焱烈蟆焙懿缓侠恚⑾蛑醒胝峁┝擞泄厍宄僭钡娜占恰⒆嘁榈仁妨舷咚鳌Ｋ健奥罂寺砗橄摺保遣渭游髂防嵋榈挠⒐硐砝ぢ罂寺砗椋ˋrtherHenry McMahon）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当时的中国政府于1914年3月24日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定的，该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在中印东段边境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面积达九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但之后英国既不敢公布有关的文件，也不敢改变地图上关于这段边界历来的画法。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该线，并且曾就英国对该线以南地区的逐步入侵向印度政府多次提出抗议。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时，王铃身在澳洲，他记得自己在英国时，曾在图书馆看到前英国驻印度总督测绘的印度地图，其中的中印边界线和中国政府的划分基本相符。为了给祖国提供有力的证据，他专程从澳大利亚赶往英国。在伦敦图书馆的书库里，他翻检寻索，终于查找出封存多年的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绘制的印度地图，复制后送交中国驻英机构。1962年11月20日，我国《人民日报》刊出了5幅英文版《印度地图》。其中1862年印度加尔各答测量局办公室出版的“英属印度斯坦北部边境”图上，中印西段边界标明在喀喇昆仑山脉，与中印边界传统分界线大体一致。另一幅1917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西藏及邻国”图上，中印东段边界线同传统分界线大体一致，根本不是“麦克马洪线”。直到1936年，印度官方地图都还没有按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标绘中印边界。还有一幅1929年大英百科全书第14版第24卷第68…69页上“中国”全图的一部分，图上对印度东北部同中国西藏的边界的画法，也同中印东段传统分界线大体一致。可见英国制造了所谓“麦克马洪线”十五年之后，还不敢改变中印东段边界的画法。中国政府依据这些事实驳斥了印度政府的无理要求，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利益，也赢得了世界各国舆论的广泛支持。如果说，陈寅恪提供的是中国人自己的证据，那么王铃提供的来自英国（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的证据是更为有力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王铃曾向有关方面提出过申请，想回国省亲，送孩子回来读书，为国内高校讲学，但因为“文革”，这些事情只能搁置了。
三
对于王铃来说，与李约瑟结识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李约瑟器重王铃，王铃对李约瑟执弟子礼。李约瑟赞许王铃的话留在他写的前言里，王铃在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上的讲演更对李约瑟推崇备至：“他能整页整页地浏览不带标点的中国古文，并且一眼就找出要找的技术术语及文字说明。”“有一次谈到中国雨量表的历史记载，李约瑟突然起身去查找元朝时的数学书，那里恰巧有一段关于第一只雨量表的文字，从而证明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只雨量表的是中国人。李约瑟同时精通历史学科与自然学科，而且还有一种在短期内精通一门崭新学科的天才。”
1989年9月李约瑟和鲁桂珍结婚，王铃寄赠了条幅：“科史万端付后论，留痕三七坐春风。而今克士堂前愿，和合东西企世同。约瑟老师桂珍师母宴尔新婚。”有一张颇令人动容的照片：晚年的李约瑟坐在书桌前，伸出右臂把王铃揽在身边；王铃站在他身旁，右手紧握李约瑟揽他的右手，左手搭在李约瑟肩上。1992年，王铃为庆贺李约瑟92岁寿辰作了一首七绝，其时王铃也已75岁了。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八日尼德汉老师九二诞辰弟子王铃草成七言绝句为颂
添筹海屋祝希尼，二美四难绩益奇。
绛帐康桥克士院，深情剑水无终期。
王铃在诗后写了很长的注。“二美”指李约瑟的先后两位妻子兼助手的李大斐和鲁桂珍。“四难”是说李约瑟集科学、人文院士于一身；1943年李约瑟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时，不辞辛劳，为中国购赠大批科学仪器和书籍；1967年后李约瑟任基兹学院院长时平易待人，对教授、门房一视同仁；《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饮誉世界，政界、学界力主提名李约瑟为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候选人不乏其人。四件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李约瑟都做到了。
1994年6月6日，王铃先生在南通家中病逝。那天晚上他正伏案写作杨振宁、谢希德等老友屡屡敦促他完成的《李约瑟传》，突然感到心脏很难受，当救护车赶到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王铃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写作所做出的贡献永远值得学术界尊崇。
郁达夫的德语文学之梦
吴晓樵
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1895～1945）精通德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寓居上海期间，曾在上海法科大学讲授过德文。郁达夫对德语文学情有独钟，涉猎极广。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他的德文文学藏书算是十分丰富的。
在郁达夫日记里，有许多关于他往返于书摊书肆购买德文文学书籍的意外收获的记载。1927年2月24日，郁达夫买到德国现代作家马克斯·盖斯勒尔（MaxGeissler）的隐士日记《在荒原的日子》，“却是Heimatkunst（乡土艺术）的创作，德国文学史家Bartel（巴特尔）也很称赞Geissler”。时至今日，这个盖斯勒尔在一般德语文学史上却罕被提及。7月6日，他在德文书店买到一本德文近代短篇小说集。1928年2月28日，他更是买到了丹麦哲学家基尔凯廓耳的《非此即彼》一书：“午后出去，于无意中买了许多德文书”，“最难得的是一册Kierkegaard的书的德译，德国的译名为Entweder；大约是either…or的意思。内容有论文五六篇。我想中国人的中间，读过这一位思想家的书的人，古今来怕只有十几个人，而我却可以算这十几个人的中间的一个了，岂不是一件很可引为荣幸的事吗？”可见，他在当时就以注意到丹麦的这位哲学大师为荣。达夫选购书籍的眼光可算是超前的。
1930年4月30日，他买到德国自然主义流派作家奥托·尤利乌斯·比尔鲍姆（Otto Julius Bierbaum，1865…1910）的以中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美丽的褒家姑娘》一册。该书封面题有“幽王宠褒姒”五个中国字。6月17日在旧书摊上，郁达夫看见有德国犹太作家雅克布·瓦塞曼（Jakob Wassermann，1873…1934）的《人生之年》（Die Lebensalter）及小说大师阿·德布林（Alfred Doblin，1878～1957）的表现主义名著“中国小说”《王伦三跳》。
1934年8月23日，郁达夫在北平东安市场买了许多书，“有两部德文小说（一系译作）极好”。一为德国女作家夏洛特·尼泽（Charlotte Niese，1854…1935）的《老与幼》，一为西班牙作家阿莱芒（Mateo Aleman，1547…1613年之后）的流浪汉小说Guzman de Alfarache的德文译本，“系清荫昌藏书，有伊手署之德国字在书之下端页底曰Yintchang”。9月2日，他又购得尼泽的《回忆丹麦时代》一小册，颇为得意。据考察，夏洛特·尼泽的作品此前仅有胡国济翻译的《戚戚》，见上海《小说月报》1917年11月25日第十八卷第十一号。此外，达夫还曾经买到德国作家克莱斯特、莱瑙的德文全集。
郁达夫收购德语文学著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阅读、翻译。仅1927年这一年，郁达夫就翻译了较多的德文作品：3月12日在上海译婆塞的诗《春天的离别》，发表于《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八期。9月11日，翻译德国十九世纪著名小说家、诗人特奥多尔·施托姆（Theodor Storm，1819…1898）的短篇小说《马尔戴及她的钟》，12日译讫。当时施托姆以《茵梦湖》而闻名于中国的读书界，郁达夫为郭沫若译《茵梦湖》特地写作了《序引》，为之介绍。1927年，他还注意到一位叫凯勒曼（Bernhard Kellermann，1879…1951）的德语作家：2月28日，他在上海霞飞路俄国人开的书店买到凯勒曼的长篇小说《隧道》。3月8日则在江西路德国书铺买了他的恋爱小说《英厄贝格》，“打算于年内把它翻译出来”。5月9日，他又在德国书店买到凯勒曼的《圣徒们》。
1928年10月20日，郁达夫发表他翻译的德国著名印象主义诗人戴迈尔（Richard Dehmel，1863…1920）的诗歌《我俩的黄昏》，诗后附《译后志》。11月20日。翻译发表另一位德国诗人法尔该（Gustav Falke，1853…1916）的诗歌《祷告》，后改题《祈祷》。同年，郁达夫应鲁迅之约，为《奔流》杂志译德国作家鲁道夫·林道（Rudolf Lindau，1829…1910）的中篇小说《幸福的摆》，译文两万三千多字，他十二天就译完了，虽然原打算“当于三日内译完它”。可谓快手！当然他后来也花了几天工夫作修改。《幸福的摆》分两期在《奔流》刊出。郁达夫在篇末译者附记里认为，“小说里有一种Kosmopolitisch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厌世的东洋色彩”，鲁迅认为这是“极确凿的”意见（见鲁迅：《奔流》校读后记）。当时郁达夫正在写作小说《迟桂花》，他说：“《迟桂花》的内容，写出来怕将与《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通，我也想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一个病肺者的性格来。”随后，郁达夫又陆续翻译了四篇，都在《奔流》上发表。这些译作后来郁达夫结集为翻译集《小家之伍》。当时，良友书店的赵家璧拟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系》，请郁达夫担任北欧集的编选翻译，郭沫若任德国卷的编选。达夫译介北欧文学当与此有关。不过该短篇小说大系未能问世。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还较早地注意到二十世纪德语世界的小说大师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的作品。1927年3月8日，他买到托马斯·曼的小说《先生与狗》，“打算年内把它翻译出来”。要知道，当时国内着手翻译托马斯·曼的作品的人可是微乎其微。
郁达夫喜欢的德语作家还包括自然主义戏剧家、小说家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n，1857…1928）。1927年，他计划翻译苏德曼的小说《石中之石》，可惜后来也没有完成。1930年3月12日，他在日记里记着：“明天想读一本Sudermann的小说。”除苏德曼外，他计划翻译介绍的作家还包括瑞士的德语大家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德国浪漫派作家豪夫（Wilhelm Hauff，1802…1827）的童话《冷酷的心》、当代作家奥·马·格拉夫（Oskar Maria Graf，1894…1967）的《大家都是俘虏》。不过郁达夫的这些酝酿在胸的翻译计划都未完成。
郁达夫的翻译计划甚至还包括一些今天就连德语文学专业的学生也闻所未闻的作家与作品：如德国十九世纪女作家马里特（Eugenie Marlitt，1825…1887）。1935年12月7日，达夫在日记里记载：“检点买来各书，并无损失，有一册英译Marlitt小说，名A Brave Woman，系原著名Die Zweite Frau之译本。此女作家在德国亦系当时中间分子，有空当把她的小说译一点出来。”在达夫发表于1923年的短篇小说《茑萝行》里，他讲到海涅同时代的德国薄命诗人、剧作家格拉贝（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1801～1836）的不幸身世。在创作于1935年的散文《江南的冬景》里，他还记着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叫罗在格（Peter Rosegger；1843…1918）的德国十九世纪的乡土诗人用“散步”所作的诗文。
在郁达夫留下来的书信中，我们可以读到购买德文著作的记载：如1934年6月12日，他致信赵家璧：“《雪勒全集》我已有，可以不要了。若是有《海涅全集》的德文补充本，倒很想买一部，因我所有者，只四本一部之选集也。”（《郁达夫书信集》第151页）
除德语文学作品外，德文还成为郁达夫接近世界文学的工具。他阅读俄国作家普希金小说《凶女人》的德译本、哈姆孙、左拉的作品德文译本、安特列夫的德译剧本。他甚至计划根据德译本翻译但丁的爱情名篇《新生》，可惜未果。
1937年7月，日寇大举入侵我国，达夫流落南洋，但他对德语文学的热爱仍未稍减。1939年2月22日，郁达夫发表论文《犹太人的德国文学》，介绍了犹太人在德国文学中所占的地位。这年3月4日，他在致戴望舒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在译一篇伦敦《美考利》二月号上的关于德国流亡作家的文字”（《郁达夫书信集》第190页）。《美考利》当是指Mercury，郁达夫在同年致尔融的信中提到了这本英文文学杂志的英文名字（同上书第180页）。
远在南洋的达夫，在《图书的浩劫》一文中回忆他沦落在铁蹄下的风雨茅庐藏书：“风雨茅庐所藏书籍，除中国线装书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英文自乔叟以前的典籍起，至最近尚在之詹母斯，乔斯，扬其尼亚，伍兰英，诗人爱尼奥脱止，凡有于文学之初版著作，十八世纪前者不计，自十九世纪以后，印行的书，总收藏至了十之八九，德文全集，则自歌德以前之情歌作者算起，至马里亚利儿该止，全部都齐。法文著作，亦收集到了罗曼罗兰、安特来·琪特、去亚美儿为止。最可惜的，是俄国文学之德译本，自十九世纪以下，至《静静的顿河》第二册止，俄文豪的新旧德译本，差不多是完全的。”
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在南洋被日本宪兵杀害。他的德语文学之梦终未能实现，着实令人感叹。
卖书人“腊月１６”写的一篇书话
潘小松
有空闲的时候我会上“布衣书局”的网页泡泡。有兴致的时候，我也在“布衣论坛”上发个关于书的帖子。有一次，一个书友说：“城南旧货（我的网名）兄，讲讲书的故事吧。”我回帖说：“书的故事是有的。比如在我家的南边广安门货运站旁边有个城南旧货市场，天气阴的时候常见到我自己的身影。搬到这里快三年了，不知怎的我总是觉得从城南旧货市场背着书包返回的时候总赶上日暮的时分，好像晴天的时候也不多。我不记得多少次这么走回家了，感觉总是像在北京之外的一个什么地方，而不是就在家门口。或许是因为所买的书都是有年头的东西吧，或许是因为市场周围的市井环境并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进步。这里拍电影是不需要道具的，生活真实得让我感觉电脑之类在生活里是多余的。在城南旧货市场里你能买到地道的关东烟叶。不知为什么烟叶留给我的印象居然比书的印象还深。所有的卖书人都说卖不掉的《四角号码字典》和《英汉模范字典》是给我留的；所有卖书的大妈都对我说‘今天还没开张呢，帮我开开张吧。’所有的卖书人都怀疑我有下家，否则不能解释一个人干嘛要买那么多书。是啊，他们倒提醒我了，干嘛要买那么多书。他们不知道，我的买书跟女孩子买衣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到时不买就难受，像烟瘾上来要抽一袋一样。我让他们说得很久没有去城南旧货了。当然，也是因为最近碰不上什么好书。或许下午去那里怀旧一下也未可知。说实话，逛破烂旧书市给我的乐趣远比天伦王朝的国际会议多。俊男靓女们衣冠楚楚的时候在一起最好准风月谈，而不要拉起架势谈学术问题，学术问题适合荒村野老谈，最好还是粗茶布衣。在罗马广场式的自助餐厅里吃着海胆是只能壮阳不能健脑的，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小世界》里说，教授们在兔子发情的季节去参加各种研讨会，目的是很单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