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7年第3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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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的，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小世界》里说，教授们在兔子发情的季节去参加各种研讨会，目的是很单纯的。”
我的这个书故事的帖子引来了“腊月16”，他是远在东北一个小城卖旧书的小伙子。他给我短消息说，很喜欢这段文字，并问我文字生涯种种。几次回短信，我实际没有太多鼓励让他往文字生涯上发展，我想过来人一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的。我承认“腊月16”有很好的文字感觉，有一次回信，他说：“读了一些作品，其中福楼拜的长篇和乔伊斯的短篇给我的冲击是比较大的。喜欢莫泊桑胜过契诃夫。为了莫泊桑的‘戴家楼’真是神魂颠倒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此真切地谈文学作品的文本，近年我在以读书为饭碗的同仁里也少听见。“腊月16”在论坛里发的另一篇《那些已失去的和未失去的》再次展示了他的文学才气。那篇东西很长，我这里只引一小段：
曾经在很久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网络为何物。在我那段最艰苦的日子里，我去出苦力为业主扛活。偶然的一天，我行走在城市破败的街道上。路两旁是小城市中特有的土洋结合的橱窗。其中的一个橱窗充满了残缺的特别，那里面摆满了旧书。我从橱窗那巨大的破碎玻璃中迈入，一个罗锅正在翻检他的冻鱼。他的老婆是个黑黑的小个子女人，守着一堆自行车零件。这一对夫妻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原因，踏入了贩卖旧书的行列。起因是这样的：在这两口子还在贩鱼和自行车零件的日子，一天，一个买鱼的年轻人对他们说‘我有些旧书，你们俩反正也卖鱼，我那些书放到这来，有人买你们就帮我卖掉，没人买几天后我再拿回去’。从此这两口子一发不可收拾，五毛钱一斤收书，十块几十块钱一本的卖。我第一次踏进那橱窗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几个月。进去后我像个学者一样翻翻拣拣（也许他们那时候还没见过什么样的人才是学者，我除了8岁读过鲁迅和封神演义之外，就是初中的时候读遍了所有的古龙和金庸，然后冒充大侠被学校开除）。在一个角落，我发现了那本《石头记》。微微有些粉红的封面，毫不显眼地摆在那里。我拿起来看了又看，不是因为这书的内容，而是因为这书怎么这么奇怪呀？这么大的字写在上面，不光有粗粗的黑字，旁边还有红红的小字。于是和老板讲价，我用当时所有的钱（20块钱）买了这本书。这些钱都买了书对我意味着，我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身无分文。因为我早已经厌倦了再当一个壮劳力。我宁可什么也不干，也不要再去给人家扛活。我把这本书带回了家。冰冷的屋子里，有时候我会对它愣愣地发呆。这个小城有了网吧已经很久。一天我不知道从哪弄到了10块钱，就一头钻了进去，穷人也有进网吧的权利（虽然在现实中一个穷人喜欢吃喝玩乐是很让人气愤的事情）。但我还是进去了。从进入网吧那一刻开始，我的未来生活改变了。就像一颗行星并入了另一条轨道，或者说进入他本来的轨道。我在电脑中发现了孔夫子旧书网。我被搞到缓不过神来。几天后，我用电脑上的视频头照下我拍卖的第一本书《石头记》。我从70元开拍，每天去网吧看那一路飙升的价格。三天后，书被北京一人竞得。电话打来了，要求还价。说这书价格太高了，还价190元。没什么，一百九就一百九。反正我是挣了。按要求把书寄出，邮费花了十七元。邮局的人瞅着我想的大概是：这个xx很特别。因为我不停地被他们支得跑来跑去，按他们的要求买布，包书，保价。最后还要感激的说：谢谢，谢谢。
文字虽然不那么老到提炼，但流露的情感是真实的，反映的市井生活也是如在目前的，我们当下的文学作品少的就是这种东西。我在这里大段地抄“腊月16”的文字，还有一层原因：我曾经向一家报纸的副刊推荐这篇很长很长的《那已失去的和未失去的》，结果没有音讯。我很想帮这个小伙子圆一个在这个时代并非奢望的梦，然而终于还是不能圆满。他在短消息里对我说：“其实做旧书直到今天我还是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近一年多有时候就会做些关于写作的梦。最希望的是自己能创作出小说类的作品。”我后来知道，“腊月16”的文字才华不限于散文，因为我读到了他的一首诗《狂想》。他谦虚地问书友们这算不算诗，我跟帖说比大部分“诗人”的作品好。
狂 想
怀着一颗充满狂想的心，
我点着火把去雕刻黑夜，
我呲着森然的白牙，张着
血红的双眼，瞅见
整个的天空，带着它的星星
和蔚蓝，映在海里，
辉耀，变动，繁复的宇宙，
周流在我的全身，
浑蛋一样的八极，瞬时间
处处都充满了我的存在。
是什么怪物，在我的身体里飞翔？
它的双翅，遮蔽了我肚脐所散发的阳光！
文学评论戴惯了有色眼镜。文学评论家一定以为我的文学欣赏品位有问题。在我，怎样评论和评论什么，实在没有发现一个人用热情去从事的一件事来得有趣。“腊月16”是没有“代表作”，也不一定进得了“文坛”，但他的文字却在一个冬季里让我回味。文学评论将来是否要考虑这样的因素？我不知道。
与庚辰校本有关的几个问题
邓遂夫
在占往今来的各种《红楼梦》校印本中，去年5月首次出版的这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简称庚辰校本），显然是最为独特的。它既是面向广大读者的一种通行本，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学术探讨性质。尽管它问世之初还带有一个草创之本不尽人意的诸多疏漏，但其出版后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受到的普遍欢迎，颇有些出乎主流学者的意料之外。在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竟重印了四次，还包括两次大的修订及相应的脱销档期。
如今这一重加修订改版的新三版的面世，相信会给热爱它的读者带来新的惊喜。作为此书的校订者，为了对读者负责，我觉得有必要借此机会，把与此有关的一些情况——如新三版与去年的首版和二版有何区别，庚辰校本与五年前（2001）面世的姊妹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简称甲戌校本）是什么关系等等——都作一点简要的说明。不过为了让读者获得更明晰的印象，有必要先从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谈起。
脂评本与程高本的区别何在
这看起来是一个对红学稍有涉猎的人都会一清二楚的简单问题，近来却忽然令好些人都犯起了糊涂。因为按过去的常识，所谓脂评本或曰脂本，乃指二十世纪初以来，在国内外被陆续发现的一种大多带有脂砚斋批语而源自曹雪芹生前历次定本（仅存八十回之前的文字）的《红楼梦》古抄本，里面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抄误或擅改，但相对说来，这类古抄本和作者的原著差异较小。而所谓程高本，则指在曹雪芹去世二三十年之后，由程伟元、高鹗根据他们所见到的一两种脂评抄本，经大幅度修改整理之后，与一种明显属后人续作的后四十回合并印行的占印本，因先后印行过两种，通常按其顺序称之为程甲本和程乙本（也有人说还存在少数他们后来又作了某些局部修改的程丙本和程丁本），合起来则叫程高本或程本。由此可见，脂本与程本的本质区别，除了在篡改原著的程度上有着因量变而引起质变的性质不同之外，二者在抄本与印本这一外部形态上的迥异，也是极重要的特征。
然而近十余年来，以国内某权威学术机构为代表的少数红学专家，却通过主持编纂一些大型工具书等方式，正式将程高本中最具代表性的程甲本亦划归到脂本行列。理由是程甲本的“底本亦系脂本系统之早期抄本”云云。实际上，不论程甲或程乙，既然都叫《红楼梦》，则不论其作过多大的篡改，其主体仍来源于脂本即曹雪芹某一定本的传抄本，应该是不足为奇的，倘若由此便认定程甲本可列入脂本行列，那程乙本不也同样可以列入吗？脂本与程本的区别又何在？故从义理上说，这种明显不合逻辑与规范的划分方式，是不可能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但其披着权力外衣的“权威性”误导，对于年轻学者和未来学术的负面影响，仍令人担忧。
甲戌校本与庚辰校本之比较
先看这两种校本所依据的底本的重要性。在现存十二种脂评本（包括去年新发现的卞藏本）当中，若按其忠实反映曹雪芹原著真貌的整体水平来排队，冠军显然是甲戌本。庚辰本因存在着原定本誊录者一定程度的删改（着重体现在对脂批的取舍上），只能算得上亚军。然而甲戌本只残存了十六回（约为原稿的五分之一），这和真实保存了作者最后一次定本全貌的庚辰本比较起来，后者显然更能完整地体现曹雪芹原著的全貌。而庚辰本前十一回未过录脂批的巨大遗憾，又只能由甲戌本前八回中所保留的高密度脂批（达1100余条，相当于庚辰本全部脂批总数的二分之一）加以有效地弥补。再加上甲戌本第一回还保留了该本独存而其他各本皆佚的一整页原稿（约四百余字正文加七条脂批）等诸多弥足珍贵的特色，这都使得仅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在现存脂本中仍然足以和庚辰本比肩称雄。
所以，在校订者选择现存脂本中最具特殊代表性的三种（另一种是蒙古王府本），来构成这套《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时，便首先选择了以甲戌校本为“豹头”，以庚辰校本为“猪肚”，以蒙府校本为“凤尾”。此三者之不可或缺的阅读、研究、资料、收藏价值及其无可替代性与高度代表性，均毋庸置疑。
如果实事求是地对已经出版的甲戌、庚辰这两种校本作一个公正的价值评估，是否可以这样说：2001年春天问世的甲戌校本，乃首开了让一种极其珍贵的《红楼梦》古抄本从少数专家的象牙之塔真正走向民众的先河，从而对新世纪逐渐兴起的“红楼热”与“红学热”起到了某种奠基或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庚辰校本在2006年5月的出版，则是继甲戌校本之后，更加完整地将一部足以体现曹雪芹生前最后定本原貌的脂评古抄本，首次经全面深入地校订整理而进入广大渎者的阅读视野。而且，这两种校本的出现，在《红楼梦》的校勘史、出版史和传播史上都足可视为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或曰分水岭——即从过去有不同程度篡改、阉割（比如对脂批）的《红楼梦》白文本校勘、出版和阅读，真正回归到能够完整体现作者原著真貌的脂评本阅读。这应该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
此外，这两种《红楼梦》校本所体现的六要素——在通行印本中的版本开创性与唯一性，在真正体现原著风貌上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以及在校勘考订上的严谨性与突破性——是不是也该引起当今学界的重视并及时地加以探讨总结呢？令人遗憾的是，对学术进展缺乏正常的评估机制与监控机制，正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红学领域由来已久的通病；而某些学术领导机构日益浓重的狭隘门派色彩及缺乏民主机制等等，则是其权威性与代表性几乎丧失殆尽的重要根源。
短期内再作修订的必要性
甲戌校本和庚辰校本的先后问世，虽然不为学界的权威人士所正常关注，却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读者（包括绝大多数的红学研究者）的热烈欢迎。因而这两种校本出版之后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现状，即迅速的多次重印和多次修订。这在《红楼梦》的版本史上的确是一个特例，但这一情况到底正常不正常，应该不应该，在有些人看来似乎也成了一个问题。
不妨回顾一下过去的图书出版历史，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比较畅销的此类书籍中，有的总是要在其间作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修订，甚至每重印一次都必作修订并加写一则修订版序言或后记之类。而另一种情况则是（这突出地表现在某些古籍的校订本上），这类书因其原著受人欢迎，即使校订或排印中问题多多、读者意见也多多，却仍能持续不断地畅销，甚至在校订者分明健在的情况下亦数十年如一日地不作任何修订。上述两种情形，究竟哪一种更好呢？毫无疑问应该是前者。有人或许会说，你现在那么快就对一本书重新作了修订，先买此书的人咋办？但是我却要反问，如果一本书在下次重印时，著者或校订者明知有错也不作修订，那先买的人是不是就会更好一些呢？其实对一本出版过的书修订得越及时和修订的次数越多，除了可以体现著者或校订者的责任心较强之外，恐怕只能说明这书销售得快也比较受读者欢迎。这种及时的修订对先购此书的人并不带来损害，却大有利于后来的读者和未来的学术进展。如果以为书重印得快，也该明知有错而听之任之，以求先来后到的读者都能“一视同仁”，则前文所说那后一种著者或校订者，就该大大地被称赞了。但这样看待问题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
一本书刚出版时，总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不出现排版印刷的错误，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要求著者或校订者不出现思想上、技艺上或学术上的失误，要紧的是，应该及时地发现问题并及时地加以改正。然而当今之世，人心浮躁，责任心滑坡，图书报刊的差错率居高不下，某些出版部门或作家学者，要么对别人的意见置之不理，要么强词夺理倒打一耙，已成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为了与这种不良风气反其道而行之，我在甲戌校本和庚辰校本出版后，除自己更加严格地再行检点之外，一直坚持采用鼓励甚至动员读者（包括红楼网站的网友）积极参与纠错并给予奖励等办法，以求获得尽快的改进。通过这样与读者的良性互动，不仅迅速地提高了书的质量，对我个人的学术思想亦多有启迪；同时还有效地普及了《红楼梦》的版本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锻炼了“红迷”读者的鉴别能力和学术水平，并从中发现了不少优秀的人才。这后面一项，对未来学术的发展，意义尤为重大。
关于对我个人学术思想的启迪，这里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去年庚辰校本出版不久，一位名叫朱江的年仅十七八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现已上大学一年级），在她写给我的信中提了一些颇有深度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便是，她很不理解第六十二回探春在提到每个人的生日时说的一句话：“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朱江在信中问道：“书中写老太太过生日分明是八月初三，怎么这里又说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的生日呢？”这一问可真把我给问住了。像这样一句在书中一带而过的话，我过去还真没在意，也从没听说其他哪位文人雅士或红学专家在意过。因而在古往今来的各种通行印本和现存的所有脂评抄本中，全都白纸黑字地写着这句大致相同的话，人们几百年来均熟视无睹，偏偏被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敏锐地提出了疑问。记得有人说过：能提出问题，便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大意）。看来事实确乎如此。经朱江这么一提醒，我很快便研究出一个结论：此处的“老太太”，应该是原定本誊录者对“姨太太”的抄误——“姨”字误作“老”，系草书形讹所致甚明。于是在新三版中，我对探春这句话中的“老”字补作了校改标识，并加了条校注。这一校订，显然是合乎实际也经得起验证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