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7年第3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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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这样的研究报告的。但黄维并不珍惜和尊重中国科学院这样权威机构的论证结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头至尾，黄维的伪科学研究都没有涉及到作伪、欺诈。顺便说一句，宋正海先生说，“伪科学”一词原来是指“伪造科技成果或剽窃他人成果”。我认为他是将“伪科学”与科学的欺诈、不端行为搞混了。相反，有充足的证据表明，黄维是以一种献身科学的精神来从事这项伪科学研究的。当金源代表政府问他有什么要求提出时，他说，“只有一个要求，请允许我研究永动机。”黄维夫人探监给黄维带来鱼肉饭菜，劝黄维认真学习，不要再搞永动机。黄维居然生气地把筷子放在桌子上，说“要来说这些话，就别再来看我。从现在起不吃你做的饭菜。你也别来看我！”有人认为，他是想通过将功折罪来避免被判死刑。此说难以成立，他后来出狱担任政协委员后，仍然热心研究永动机。在此，我们发现黄维献身科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简直与那些伟大科学家毫无二致。当然，这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由于缺乏必备的基础，对科学的进步毫无贡献，不过是在给古往今来多如牛毛的伪科学荒唐之举又增添了一个心酸而有趣的故事而已。另一方面，这个案例同时表明，伪科学研究并非必然包含作伪、欺诈在内。
还应该注意的是，这是一项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伪科学研究。倘若没有管理所长金源（很可能还有更高层领导）的支持，一个失去了自由的战犯根本不可能进行永动机发明的实际实验，充其量只能停留在纸上和脑海中。后来黄维出狱当上政协委员后的永动机研究，固然是受惠于政协委员们的决议，但若无高层领导（很可能包括周恩来总理）的首肯，也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相关领导支持黄维从事伪科学研究，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且动用了国家的宝贵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
然而，国家对于战犯从事伪科学研究的这一支持，却似乎很少有人会去批评指责。相关管理者对这场伪科学研究的支持，非但没有也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反而应当受到称赞。因为，这一伪科学研究活动虽然毫无科学价值，却并非毫无意义。这些行为的正面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黄维因此而受到感化，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对他的耐心、理解和尊重，从而积极进行思想改造和反省，后来主动地协助党和政府开展相关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他人难以替代的重要贡献。那些在伪科学研究中被耗费的资源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在这个具体案例中，倘若管理者禁止了黄维的伪科学研究，看似坚持了科学精神，其实反而是思路僵化、偏狭，缺乏对人的尊重。金源以及其他相关负责人士，正确地认识到此项伪科学研究的思想改造和统战属性。他们支持黄维所进行的伪科学研究，并不是要反对科学，而是尊重战犯黄维个人的思维自由、探索自由，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人民政府的宽容大度。抚顺战犯管理所曾被公安部授予全国改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从对待黄维发明永动机一事看来，的确名副其实。
这个案例很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科学”和“伪科学”都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科学”和“伪科学”活动除了其科学价值和影响之外，还会因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产生其他方面的影响和价值。正如科学活动可能会产生负面作用一样，伪科学活动也可能产生正面价值。不分青红皂白简单地否定一切伪科学活动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至于通过法律来“反对伪科学”就更是违背法理的荒唐行为了。
现在让我们做个思想实验，如果当时有了《科普法》，我们如何看待黄维、管理所长金源和那些政协委员们（也许包括周恩来总理）的行为，他们违背了《科普法》第八条吗
包办婚姻·缠足·妇女历史地位
李宝臣
中国历史上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现象俯首可拾。然而，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妇女地位每况愈下应该是始于宋朝。此前的妇女还是非常开放的。现代化以前，一个时代的妇女地位如何，主要看上层妇女的待遇，上层妇女的社会实际地位构成文化的核心要素。古代无论中外下层妇女的社会地位都是低下的。在中国以男性为主的时代，男尊女卑，结婚妇女受到丈夫的挟制没有自由，但同时中国又是盛产怕老婆故事的国度。
“面首”系指男宠，语出《资治通鉴》，南北朝时期，南朝第一个朝代的宋明帝的姐姐山阴公主对宋明帝说：“臣妾与陛下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万千，臣妾独驸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为公主设面首左右三十人。”说起来，山阴公主够大胆的，尽管要求显得荒淫无耻，但是一句“事太不均”足以显示她要求姐弟之间享受同等待遇的平等意愿。这个要求足以表明当时妇女的实际地位。宋以后没有哪位公主敢向皇上提类似的要求。宋明帝答应了公主的要求，为她设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标点本的《资治通鉴》在“面首”后面加了一个逗号，这个逗号是多余的，改变了原文的意思，容易引起混乱，是左面三十人，右面三十人共六十人，还是左右总共三十人难于定论。其实，面首左右应该连读，面指的是面目清秀白净，首指的是头发乌黑，也就是说一个头发黑黑的小白脸，左右指的是亲密，与公主形影相随，常在左右，不离左右。中国人历来崇尚双声词，在社会使用中省略成“面首”。
再如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统计两唐书得出：唐公主三嫁者三人，再嫁者二十七人。嫁过三回的有三位，嫁过两回的有二十七位，显然，再嫁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乎礼教也不提倡从一而终，对贞女也不太在乎，三国时文姬归汉，虽然在匈奴育有儿女，也没妨碍回来后再嫁。唐以前妇女不但拥有再嫁自由，而且能够参加公共活动，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真实写照。宋朝以后，妇女地位就开始降低，专门为妇女设置的礼教障碍愈来愈繁密。社会经济愈来愈发达，制度法规必然趋于细密。当行政资源与行政能量不能分门别类管辖太多的事，就要通过管人达到统治安定的目的。妇女地位低下是皇朝维护基本生产单位核心家庭的稳定所促成的。以唐后期为界，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政府授田为主逐渐变成土地私有并可买卖，社会流动性提高，经济总量增大，在社会交换中保证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单位——核心家庭的稳定，乃是政府与家庭的共同需要。因此在维护父权、夫权方面走向极致。限制妇女权利在保护家庭完整与稳定的作用比较明显，起码减少了家庭重构与财产分割重组的几率，同时维系以父亲为中心家庭血缘传递的纯正。家庭财产一向是以血缘亲疏远近排列继承顺序的，限制妇女行为的最大意义并不仅着眼于防止婚前、婚外性行为上，而是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预防，阻断非父缘子女名正言顺的分割本家财产。
早婚包办与人口再生产
近代以来，争取妇女解放，提倡自由恋爱，无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大加挞伐。然而，权利意义上的批判不能代替学术研究。古人选择包办存在着不得已的历史条件。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人口平均寿命低，要求早婚早育，必然引起包办。这与妇女的实际社会地位没有太大关系，即使唐代以前妇女比较开放的时代，青年男女的婚姻也是包办的。
中国历史上自有政府人口统计起，从西汉直到明末，登记人口大约在六千万上下，近两千年的人口规模维持在一个常量上。这是通过早婚早育多育实现的。明末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过三十岁左右，基本上是两代共存。必然要早婚早育。
促成包办的家庭原因、文化原因、秩序原因等可以梳理的诸多原因，都是建筑在人口再生产比较急迫的基础之上的。民国以前，中国人的初婚年龄，男子一般在十六岁到十八岁，女子在十四岁到十六岁。让这样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家庭供给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行结婚组建家庭，显然缺乏必要的外在条件。两情之间自由恋爱出自天性，不必启发教育就可以爱得死去活来，然而，谈婚论嫁组建家庭并肩负起传宗接代的责任，就不那样简单了。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却不可能成为一个人一生唯一的主题。尤其对需要养家糊口或建功立业的人尤其如此。如果能躺在他人提供生活的基础上，无忧无虑地贯彻个人意志，固然很好。但是，世上恐怕没有如此的好事，有哪一位父母甘心只做出纳，而不问由来不发表自己的感受即使在当代，婚姻年龄普遍推迟，自由恋爱结婚已成主流，但是包办的遗俗也没有完全褪尽。干涉子女婚事的家长和依赖父母财产支持的儿女大有人在，往往造成两代人之间关系紧张乃至反目成仇。其实，文化传统在育婴方式与教育过程中，文化密码已经传递，等到儿女谈婚论嫁时，权利界限与权利维护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或认识问题，而是思维惯性的问题。一方面，父母不愿意放弃在儿女身上实现自己的夙愿与推行自己的价值模式；另一方面，儿女通常愿意拒绝父母的意见，而不愿意放弃父母的财政支持。因此，两代人之间，分别不完全地继承了昔日婚俗传统。
儿女养育过程从来伴随着期望，在家庭组合发生改变之际，父母的期望即使不能完全满足，至少也要做到部分满足，否则必然产生失落与怨悔之心。作为儿女如果不愿听从父母的意见，就要立志拒绝父母的经济支持，不能只是索取而不屈服。在这一意义上，婚姻模式是一整套文化要素的组合，不能期待只保留其中利己项目而摒弃连带的义务条件。
完全的包办已是明日黄花，然而形形色色的包办变种形式，仍然作为婚姻媒介的主要形式为人们广泛使用，尤其是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都相当不错的家庭，似乎更热衷参与儿女的择偶与婚事的全过程。相反，比较贫穷的家庭倒显得比较宽松。显然，荣誉名声、地位、人品、情感投缘、利益保障与预期生活等等难以尽数的思考因素，在抉择与抉择环境中复杂化，不免使幸福擦肩而过，辜负了大好时光。实际上，人类的社会选择永远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而人们却始终不能放下两全其美的希望。所以，处于左右为难犹豫不决的十字路口，通常愿意选择等待，明日总是充满着希望的。
昔日社会把成家立业视为男人肩起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起点。家是父母给成的，业是父母赠予的。家庭无论贫富，都要为儿女的婚事操心，既然由父母决定子女的婚事，那么也必须提供婚后生活的基本条件。不能只行使权利而不尽义务，让一个十几岁的青年背上家庭包袱以后自创生路。结婚以后的业，通过家庭析产而实现。中国没有嫡长子全额继承家庭遗产制度，嫡长子虽然在宗法与祭祀方面的权力比较特殊，但是不能将这一权力扩延到家庭财产分配上。家庭财产在儿女陆续结婚时，就不断分配，即使家庭财产比较丰厚，经过分割份额变小，聚起的财富又被分开了。如果从社会扩大再生产需要资金积累上看，这种每代都面临分家的财产分割现象，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当代也常常把这一现象作为中国现代化早期的发展障碍。但是，从同胞兄弟的权利保障上看，这一做法倒是非常人性化的。
由于过去以性成熟具有生育能力的年纪作为结婚的时间（男子十六岁，女子十四岁），因此，议婚的时间会更早，一般要提前一二年。所谓传统历来推崇的贞洁处女，在现实过程中并不是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大事。女子在出嫁时因不贞问题而被休回娘家的现象极其稀见。道理很简单，女儿尚未成年即已议婚放定，待到成人，轮不到怀春思欲做些出格之事，就被嫁往婆家，在娘家生活的时间不过十几年。
包办婚姻遵循的原则就是门当户对，想来，除此之外也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形式，既然由父亲出面主持联姻之事，那么门第、名望、财产与道德人品与相貌介绍等等显见的因素在起作用，惟独缺少结合当事人的情感因素。家庭的社会实际地位基本决定了它的社交圈子，无论通过媒人还是借助亲朋，联姻在同一文化背景中进行。如果从经济眼光上看，社会上层的婚姻，是等价交换的，财礼（彩礼）与嫁妆是等值的，甚至嫁妆大于彩礼。联姻的目的超出一般的劳力人口转移的需要，而赋予其他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情感的用意。下层的婚姻是买卖的。在家庭父权夫权模式下，女子婚姻实际上是选择归属，把人生的绝大部分生命过程交付另外一个家庭，从此基本断绝了血缘意义的亲人关系。
对于普通人来说，核心家庭既是生产单位，消费单位，同时也是社会管理的基本组织。一个家庭的建立就意味着一位少女从属一位少男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父权的魔掌转向夫权的掌控。女子出嫁以后，身份的家庭属性发生巨大变化，不再属于娘家家族系统，而名正言顺地成为婆家的正式成员。不言而喻，两家议婚时，必然要对劳力转让的经济补偿问题进行谈判。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买卖婚姻。男方的聘礼实质上支付的是出嫁女十五六年的抚养费。毋庸赘言，买卖婚姻必须批判抛弃，但是，若想使其消亡殆尽，必须铲除相关的伴生条件，尤其要在观念上彻底更新。当代不发达地区仍大量残存类似遗风，问题的症结在于，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在索要彩礼的恶俗上，而不愿放弃男性家族观念、夫权观念和限制女子与娘家往来自由等权力，总不能只希望保持并享受昔日婚俗带来的利益，而拒绝付出相应的代价。
缠足礼教意义与婚姻稳定功能
中国历史上妇女禁锢走向严密与缠足推广时代高度一致。缠足出现的年代说法不一，最早的有汉代之说，稍次的是六朝之说，最流行的是五代南唐后宫舞姬窗娘之说。不管出现年代的早晚，妇女缠足普及始于宋代，是普遍的共识。更晚的是元陶宗仪《辍耕录》主张的元代说，妇女缠足是为了与蒙人区别。为什么原来少数人病态审美追求，宫廷奇巧翻新，邀宠帝王的行径，能够广为民间接受不管怎么说，对于劳动人民，摧残妇女的双脚，实在有损生活的方便。如果人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而无收益，恐怕风靡一时以后也难以为继。事物因其功能而存在，大致是不错的。毋庸讳言，任何时代，人们追求美丽向来是不惜自戕自己身体的。然而，缠足无论起初还是普及，似乎都不是女子本人的自愿行为，而是他人的强迫。缠足是一个自五六岁开始至成年大约十年左右束缚改变脚骨自然生长的过程。不是妇女成年以后想做就能做成的事情，即使一位成年女子羡慕缠足甘愿如此，也彻底丧失了缠足的生理条件。因此，追溯其初，必然是以献媚取宠为业的色情业或宫廷舞乐中人，在挖空心思寻求花样时找到的方式，不然就是受到什么启发而做的实验。不管创意来自何方，都不可能是创意者本人的行为，且不论创意者可能是男性，就是宫廷舞姬或青楼舞妓，在拥有想法的年纪，也失去了自己实践的可能，一定是通过女孩来实验的。在这一意义上说，南唐的窗娘究竟是创意者还是实践者，则不能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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