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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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顺治十四年初，从广东调拨的五千官兵已分赴广西浔州、横州、郁林、武宣等处汛地安插停当，见《明清档案》第30册，A30－36；顺治十四年正月十四日之一《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江南上江调拨官兵已抵粤西安插请敕部核计粮饷草料》。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从江南上江安庆、徽州、宁国三营所调500名官兵到达桂林；十四年初从江南调集的水陆官兵1000名随后也到达桂林。十四年二月从山东、河南调取的1500名官兵到达长沙，六月初三在桂林安插完毕，见《明清档案》第31册，A31－22；顺治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之一《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河南、山东调补粤西官兵抵汛安插》。只有第二次从江西南赣调集的1000名官兵至顺治十四年四月，尚未到桂林，见《明清档案》第30册，A30－115；顺治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之一《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两江改调粤西官兵抵汛安置情形》；《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71页；《经略洪承畴揭帖》亦同。
＇216＇ 《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68－69页，顺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恭陈湖南湖北情形并分驻剿御事宜事题本》。
＇217＇ 卫周祚：《洪承畴墓志》（康熙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
＇218＇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62页，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经略洪承畴密揭帖》，《明清档案》第25册，A25－4；同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请备办明年秋冬会剿滇黔贼寇事宜》。
（四）
洪承畴将进剿云贵的计划一拖再拖，惟寄希望于组织强大的政治攻势，因而在相持阶段中，军事上没有明显的建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寸土未恢”＇219＇，并绝少主动出击，这就不免引起当时以及后人的许多困惑。当时朝廷内外就存在以户部左侍郎王弘祚、四川总督李国英为代表的一批怀疑派，他们曾揪住洪氏这条辫子，大作文章＇220＇，只因未得到顺治帝响应而罢休。再回头看看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三个问题，可见现在人们依然持有与古人相似的疑惑，对洪氏仍然不够了解，尤其是对其战略思想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
第一个问题：顺治十一年十月，李定国率兵围广东新会，屯兵城下两月不下，十二月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将军朱玛喇合兵反击，李定国一败于兴业，再败于横州，自宾州走南宁，清军收复一度被李定国占据的高、雷、廉三府二十五州县＇221＇。此时洪承畴为什么没有出兵截击李定国？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西南地区自然地理状况有所了解。
当时，战事发生在广东、广西交界地带，与湖南并不直接交界，属于湖南主战场的侧翼。从地理位置看，最有利的截击地点是广西境内的梧州、浔州等地。从湖南前往，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沟深滩险，交通十分不便。在兵贵神速、谬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紧要关头，洪承畴不能不慎之又慎。
顺治十一年六月，李定国准备发动夏季攻势，攻打肇庆。柳州、贵县等地的部队积极行动，添兵添象，各地群众也踊跃配合，在戎墟的前锋部队离驻扎在梧州的清军、广西提督右翼总兵马雄的人马只有二十里地，而当时驻扎省城桂林、离梧州只有七百里的提督线国安和左翼全节考虑无法“舍省城以援梧”，不敢贸然移动，何况“离桂林千有余里、离梧州将二千里”的湖南官兵。相距遥远，这固然是一个交待得过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孙逆党众见占距辰州、沅州、武冈各处”，湖南官兵不敢“遽以他发”＇222＇。这虽然说的是顺治十一年六月时的情况，但到年底局面并没有丝毫改变。如果洪承畴以湖南官兵截李定国归路，他需不需要为自己的后路担心？“孙逆挥我官兵往援，以靖、沅贼兵截断粤西险道，则我首尾难顾，进退无据，反置孤兵于徼外，何以自全？”＇223＇从湖南赴广西作战，前出地就是永州。而永州正是从长沙、衡阳到粤西一线粮饷运输的中转站，若永州之兵空巢而出，占据沅州、靖州的孙可望部将从武冈、城步、新宁等地暗度陈仓，截断粤西运粮饷道，李定国若再杀一个回马枪，湖南官兵不能全身而退已成不了之局，广西官兵又势必再演一出魂断桂林的悲剧。这样的危险，洪承畴是冒还是不冒？
联系当时湖南官兵的实际情况，洪承畴也不能仓猝出兵。
李定国在广西发动夏季攻势时，湖南境内的清军并非平安无事。
十一年六月，洪承畴麾下官兵叛逃，引起自上到下极大的震动。三月，洪承畴初抵湖南，即以李本深、胡茂祯、张鹏程等进驻常德，抢占制高点。而他们所打的第一仗就是“于常德各处要口前后堵截”，捉拿逃兵，对象是洪氏亲自点名从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调集的边堡“堪战”官兵。当时提督刘忠、旗下官白广恩、副将王平等率陕西、宁夏固原等处官兵经长途跋涉到达长沙，准备分发附近州县就粮休整。恰遇贝勒屯齐等班师，宝庆附近的战略要地随即被孙可望部将夺回，“逆贼随坐塘于邵阳县之隆回、和尚桥等处，离宝庆府城止一百余里。”洪承畴不得不立即将人疲马乏的陕甘官兵投入战场，抢先占领战略要地宝庆。此时宝庆“三面临贼，孤悬一隅，城内无又百姓，城外东关百姓不多，市上全无盐菜各项。”陕西官兵本来已疲惫不堪，到达宝庆，又缺房少菜，加上水土不服，疾病大作，五月五日发生了集体逃跑事件，共逃走官兵193名，后追回108名。洪承畴不禁十分泄气：“职任经略抵湖南方及两月，逃兵之事，一见于岳州，再见于宝庆，是兵不能御，何以剿贼？”＇224＇从全国各地调集的官兵尚未齐集，就发生两起逃兵事件，军心如此不稳，如何出兵“剿贼”？因此，洪承畴力行整顿，从人马到器械，决心练出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十二年的上半年＇225＇。从洪氏亲自指挥的经略营制在十二年五月才完成编营的情况看，整顿队伍的工作可能延续了一年多。如此，则十一年底，仓猝指挥不能“剿贼”的部队出击李定国名为败军但身经百战的军队，这在我们看来也是不可想象的。
所谓的仓猝，还包括其他与战备有关的因素尚未具备。宝庆发生逃兵事件时，原宝庆中路总兵官许天庞分防新化及常德尚未回来，偏沅巡抚袁廓宇“到任未及一月，抚标并无战兵”，他单骑赴任，率领内丁数十名匆匆忙忙赶到宝庆，“督率道府各官修盖营房，备办粮草”＇226＇。左路总兵官张国柱调到永州驻防，地方官也没有做好准备，长沙幕府的黄中通顺治十二年上任，首先就是招集流亡，修城造房，着手恢复工作。清军虽然夺回了湖南一些重要的中心城市，但大都为颓城或空城，安排驻守，布置防线，需要时间。湖南西部的沅州、靖州、武冈等战略要地仍然在南明掌中，与江西、两广交界的郴州、桂阳等地，又不断受到“红寇”的骚扰＇227＇，湖南本身尚且危如累卵，又如何能分兵四向？
最后，说穿了，洪承畴手中也是无兵可出。
退一步说，即使经过半年的整炼，洪氏调到湖南的各地官兵可以胜任作战任务，也能适应当地的环境，那么洪承畴在顺治十一年底可以支配的兵力仍然严重不足。当时湖南除了长沙、常德、衡州驻有重兵外，宝庆、永州等地的驻防尚在安排、调济之中，顺治十一年洪承畴唯一完成的战守布置是新设两桂营和宜郴营，并出兵剿灭了“红寇”＇228＇。正因为兵单力薄，他才不断呼吁，要求在湖北、湖南、广西各处添兵设将，才会有十二、三年之间大规模的增兵添将的举措。“湖南地方辽阔，冲口甚多，逆贼窥伺非止一处，而见在官兵甚为单薄，顾东遗西，顾南遗北。战守尚难分布，开拓未有根基”。＇229＇这是十二年底的情形，那么，十一年底只会更槽，顾东遗西，顾南遗北的情形只能更加繁重，洪承畴实际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前所述，顺治十二年以后，清廷在湖广前线陆续添设多处驻防，五月，经略营制也正式编设成营。在此之后，洪承畴的军队才有可能稍加展布。如刘文秀等以六万大军水陆两路进攻常德时，洪承畴自己坐镇衡州指挥，调发经略标中营、后营副将刘应志、卜世龙赴宝庆协防，以前标总兵南一魁到广西会剿＇230＇，洪氏分兵赴广西作战，至此才得以实现。在此之前，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第二个问题：顺治十三年十月，洪承畴为什么弃辰州而不守？
这个问题，涉及全局的形势，情形稍稍复杂一些。上一节中，我们叙述了洪承畴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中贯穿一条南明武装与清军的对峙线——这就是从彝陵、常德、益阳、湘潭、衡阳、祁阳、东安、永州、桂林到苍梧的“五千里长边”。在这条战线以西，基本上是南明军队掌握的地盘，与清军作战的“外地”＇231＇，对清军来说，则属“内地”。战线以东，是清军的防区，属于南明军队的内线作战区域。防守并稳定这条战线，断绝南明军队深入内线作战的可能，同时通过外线作战，消灭对方有生力量，这就是相持阶段洪承畴的主要任务，清军与南明军队所进行的也就是这种争夺沿线战略要地和军事据点的战斗，但成绩并不理想。
还是以常德之战为例。常德告警之时，洪氏“偕长沙大兵同至衡州，堵防宝庆，以分贼势。而荆、澧大兵直趋常德，乘夜初起，大破贼众。”＇232＇为什么常德告警，洪承畴反要携兵南趋衡州、分兵宝庆？常德之战，洪承畴只以左标李本深配合满洲大兵作战，自己坐镇衡阳，而中营刘应志、后营卜世龙堵防宝庆，后又调赴永州，接防广西，前标南一魁也赴广西会剿，等于是分兵四出，直到常德战事结束，形势稳定之后，洪承畴才离开衡阳，与满洲固山额真季什哈等一起从湘潭回到长沙＇233＇。这种战况，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味，说明清军没有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所以必须处处设防，被动防守，以防止南明武装从武冈、洞口、沅州、靖州等地出发，全线压向宝庆、衡州，冲击清军的防区。清军在湖南战场常常应接不暇，顾此失彼的战略原因就在于此。
城步县位于宝庆府西南，居宝庆、靖州、桂林、柳州之上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攻沅靖，则沅靖不守，东北攻宝庆、武冈，则宝庆、武冈不守，东攻新宁，则新宁不守，南攻桂林、柳州，则粤西震动。“故城步虽小而为宝庆最要之地。”＇234＇城步县内二都的枫门岭尤为要中之要，西扼云贵咽喉，东阻宝庆肩背，为城步第一要地。回首顺治九年，李定国东征，尚未抵达宝庆，续顺公沈永忠就首先倡逃，一溃千里，就是因为孙可望部将占据着这个战略要地，使之欲守不能，不得不弃之保命；再看三藩之乱后期，吴三桂的残兵败卒占踞枫门岭，仍然坚拒数月，使清军举跬步不前，也因此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位。相持阶段中（一直到孙可望降清之前），不仅枫门岭、城步在南明掌握中，附近的新宁、武冈、靖州、沅州等地也都为孙可望部将所据守，南明军队如果配合得当，清军要攻破他们的防线决非易事。
战略要地的分配，在军事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清军与南明争夺武冈失败，决定了军事对峙线只能在武冈以东、宝庆府中部的紫阳河一带分界。
清军第一次取得武冈在顺治四年八月，维持时间不到一年。至五年七月南明方面反正部将陈友龙攻陷武冈，清军失守。随即郝摇旗（永忠）与陈友龙自相攻击，陈友龙败去，武冈由郝部将占领。
顺治六年四月，济尔哈朗统率清军，以汉三王为前锋，夺回宝庆，“固山刘提督到州，郝将遁去。”但这次维持时间更短，只有半年。十月二十八日，武冈又为忠武营部将马进忠占据。
顺治七年二月，定南王孔有德进攻湖南，马进忠遁去，续顺公沈永忠据守宝庆，这次清军守了二年多。至顺治九年六月二日沈永忠逃离宝庆，清军再次失去武冈。
顺治十年三月。宝庆岔路口一战，孙可望兵败，清军第四次夺回宝庆和武冈。但扼要枫门岭、洞口等仍然在孙可望部将手中，所以几个月后，清军又失去了武冈，“十二月州复为孙可望部将贺九仪所据。”这已是武冈第五次易手了。＇235＇
此后“清调其贝勒等北归，以洪承畴经略湖南。承畴议守永、宝以困可望。可望因复下靖、武，相持于紫阳，贵州粗安。”＇236＇清军无力推进战线，南明方面也因内部矛盾不能进一步发动攻势。
沅州、辰州是对峙沿线的战略要地。“沅州乃湖南之门户，距辰、靖各数百里，或师行而粮不敷，或寇至而援兵难以遽应，是以屡得屡失也。”＇237＇湖南西部靖州和沅州是从贵州出击湖南的前沿阵地，中间隔着土司地区的辰州也在南明的势力范围之内，常德之战后，“逆贼大势，全聚辰州。”＇238＇辰州成为南明军队的前出地，兵力雄厚。尽管清军多次出兵争夺的沅州和辰州，结果仍然是“师行粮不敷”，或“援兵难以遽应”，一无所获。
引起局面发生根本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南明方面孙、李内讧。顺治十四年八月孙可望发动内战，九月战败准备投降，十月中旬前后一直由孙氏部将据守的紫阳河一带关隘，如南岳庙、和尚桥、隆回、磨阳隘、野猪冲、洞口、武冈等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尽行弃守＇239＇，南明与清军对峙的僵局最终被打开。在这之前，甚至武冈的诸生要参加清朝的考试，也必须溜到邵阳，假借投诚的名义进行＇240＇。
顺治十三年十一月，驻守荆州的宁南靖寇大将军阿尔津同都统卓罗攻下辰州 ，当时的形势并没有发生有利清军的根本变化。“先是，辰州屡下，缘守兵寡，辄复为贼陷。”阿尔津攻下辰州后，建议或移常德总兵驻守，或以自己所部满兵留守，洪承畴以“常德兵力难分，劲旅不宜擅留”为理由拒绝，引起阿尔津强烈不满，认为辰州可守，则沅靖可达，沅靖一得，即可进取滇黔，两人就此发生矛盾。洪氏只得将矛盾上交，让顺治帝裁决，结果“上命阿尔津班师，以征守事委承畴速筹。”＇241＇清廷之所以将满洲亲贵大臣调离前线，以战守之事全盘委托洪承畴，其中的奥妙并不难理解。
就在阿尔津率满兵攻下辰州以后，孙可望即下令武冈、辰溪、溆浦等地的部队分头出兵，益阳总兵刘进忠在新化部署的防卫力量受到攻击，右营游击吴国友分守溆浦，四百名官兵被陷，吴“身受二枪，头上一刀，睡在草地”战死。而洪承畴所率的长沙满汉官兵则因不能判断敌情而无法动弹，“恐先故出溆浦以诱我兵，或暗出宝庆、东安各处，皆未可定。如长沙官兵一有移动，彼时即难转回兼顾。”这正是战略相持阶段由于不具备战略优势，兵力调转不灵，捉襟见肘窘境的典型表现。
溆浦、辰溪、武冈等地的南明部队同时运动，而且“洞口逆贼日报增添”，参与行动的有“沅州、会同、黔阳伪王、将军兴国侯、武安营等七家人马，的有四五千”＇242＇之多，兴国侯是指冯双礼，武安营是陈国能的部队。可见孙可望是下定决心要夺回辰州，洪承畴弃守辰州，实在也是迫不得已。
再说，阿尔津驻守辰州，供应满洲大兵粮饷草豆也给洪氏造成极大的压力。当时主管粮饷供应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