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虚伪的形式-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 从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
文学“本体”确立的艰难 粉碎“四人帮”，对中国社会来说当然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大转折。但这种转折首先仍然表现在社会结构的表层形态中，而从精神意识和心理思维层次来说，“转折”的到来显然要艰难得多。具体到广大知识分子和作家来说，那种主体解放的热情可以说完全是自发的、感性的，而不是自觉的、理性的。站在世纪末的今天来回首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写作，我们会发现思想的惯性、思维的惯性、语言的惯性共同铸造了一种“时代共名”，其具体标志就是与政治惯性的高度汇合、过去语言惯性的自然延伸、个人声音被集体言说惯性的淹没、现实主义大潮的惯性式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与文学主体性的不平衡状态以及经济领域的“洋跃进”与文学领域的“洋跃进”的契合，等等。
新时期之初，中国社会的共同的热情就是欢呼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是一个激情的时代，一方面是控诉罪恶，一方面是欢庆新生，个人的声音已经彻底融入了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声道，全中国此时实际上也就剩下了一种声音。整个民族虽然告别了一个“旧时代”，但事实证明这种告别是很难的。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仍在过去那个时代的“惯性”轨道上向前滑行。即使到了一九七八年秋天，邓小平已经官复原职十四个月，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中心任务不是恢复和发展经济而是猛批“四人帮”，继续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正如一本书中所写到的：“按照华国锋对七亿农民的要求———或者应该说是对十亿中国人的要求，在即将到来的一九七七年，他们并不是要考虑恢复已经被‘革命’搞得百孔千疮的经济，甚至没有必要顾及填饱肚子问题，而是要将精力集中于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他借用毛泽东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句名言，说这是‘大打一场人民战争’。” ① 虽然，批判对象变了，但批判的方式、批判的思维甚至话语方式都跟“四人帮”时代毫无二致。文学此时沉浸在被解放的狂热中，它与激情的政治时代保持了高度的合拍，以“伤痕文学”响应着时代揭批“四人帮”的主潮。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伤痕文学”诞生的必然性，也完全能够宽容“伤痕文学”的艺术缺陷，因为作家的话语冲动和情绪冲动本质上并不是为“文学”而发，他们只是为了在时代的洪流中汇入自己的声音。他们无暇顾及艺术问题，实际上他们此时也还没有能力顾及艺术问题。“四人帮”长期剥夺了他们写作的权利，他们需要一个艺术的恢复时间，但他们又不愿意再次被时代遗忘，于是他们只能迫不及待地操持着过去时代的“语言”，以过去时代的“思维方式”对过去时代进行着激烈的批判，这既是一种文学惯性使然，又是作家们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正是出于这种惯性的力量，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在新时期的“重新登陆”。不管我们现在怎样评价“伤痕文学”，我觉得至少在现实主义问题上其价值文学史无法回避：这就是现实主义在中国虽然是一统天下的主潮，但在许多时期特别是“文革”中实际上已异化成了“瞒和骗”的怪胎，正是“伤痕文学”用它的“血和泪”唤回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性，重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传统，并据此标示了与那个“旧时代”的真正的文学决裂。
“伤痕文学”之后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也是惯性写作的继续，但其中也已经孕育了自觉写作的某些因素。除了上文提到的“全民族大批判”之外，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政治惯性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新的“个人崇拜”推行。它使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暧昧不清。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开始了理论上的“文章救国”运动。思想解放、“反左”的呼声开始高涨。全民族开始从激情政治时代转向理性反思时代。朦胧诗及“反思文学”可以说就是这种语境的直接产物。本质上，朦胧诗就是“反思文学”的先声，它传达出的“我不相信”的怀疑精神，与政治领域胡耀邦等人对于“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斗争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但我们之所以说“反思文学”仍然是一种惯性写作是基于如下理由：其一，“反思文学”与政治思潮仍保持着高度同步性，它在文学领域完成的是和意识形态领域共同的政治主题。如果说“反思文学”已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历史惯性的话，那么，对它来说现实的惯性仍然未能摆脱；其二，“反思文学”仍然没有进行必要的语言更迭。从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来看，“反思文学”仍然在用过去时代的“武器”进行着对过去时代的批判和反思，因此，这也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特征的无法避免。从这里可以看出，语言更换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是“权力”问题；其三，“反思文学”较“伤痕文学”而言，显示了文学由激情状态向理性状态的升华。理性精神和思想的深度的获得无疑提高了新时期文学的品格，但必须指出，就“反思文学”而言，文学的本体地位和艺术的中心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或确立。而对“改革文学”而言，其作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和经济建设中心的呼应既表现了对于巨大时代惯性的认同，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自觉”写作因素的萌芽。这表现在，新时期文学从“改革文学”开始已经完成了对于“沉重历史”的摆脱，而尝试着建立文学与当下现实的关系。从历史的控诉到现实的书写，文学“为什么”的性质和模式虽然未有改变，但文学面对一个正在发生的、未知的世界时必然需要作家更多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事实上，“改革文学”对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文化困境甚至情感和伦理困境的揭示，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都是开拓性的。从现在的视点来看，“改革文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其在整个新时期文学格局中的成就非常有限。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改革文学”在确立“人”的主体性方面、在修复文学与现实的真实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依然是不可抹杀的。当然，这样说也并不是要掩盖“改革文学”的那些先天性的不足，毕竟从整体上说“改革文学”仍然是一种惯性的写作，其旧的文学思维惯性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二元对立的改革模式。这既是一种简单的极端化文学思维的体现，也是作家对现实认识概念化、观念化和简单化的结果。从深层次讲，这也是陈思和先生所谓“战争文化心理”的直接流露。其二，寻找清官的主题误区。前面说过，“改革文学”在对现实困境和人的困境的揭示方面有其可取之处，但是恰恰在对所发现问题的“解决”方式上，“改革文学”显示了其“非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一面。“改革文学”往往把摆脱现实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乔光朴这样的“英雄”改革者身上，而这些改革者身上往往都积淀着封建性的文化和思想重负，甚至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有违现代民主精神，作者们却对之普遍持一种赞赏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改革文学”从主题指向上说都存在一个寻找清官的深度模式，《新星》等小说可为代表。“清官情结”不仅弱化了“改革文学”的批判性，而且从“反思文学”对中国文化和体制层面的反思上后退了一步，显示了作家精神品格上的守旧与缺乏现代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文学”与真正的自觉写作还相距甚远。
在我看来，真正代表新时期文学由惯性写作向自觉写作转化的是“寻根文学”。一九八四年前后兴起的“寻根文学”其直接的触发点是“拉美文学的爆炸”。几十年的文化封闭和文化禁锢，使中国作家普遍地有一种艺术的迟到感和文化失落感，面对以欧美大陆为中心的灿烂辉煌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他们在茫然失措的同时，也油然而生重建中国文化的紧迫感。这个时候，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同处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文学的爆炸适时地给了中国作家以启发和某种代偿性的自信。拉美的政治、经济结构与中国极其相似，拉美的文化之“根”远没有中国五千年文明那么“深长”，既然拉美作家可以在对文化之根的寻找与挖掘中实现文学的辉煌，那么我们就更有理由和条件实现这种辉煌了。于是，一个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的参照之下进行民族文化和历史反思的文学寻根运动就应运而生了。“寻根文学”的主体是一批具有较高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知青作家，虽说他们的理论难免有稚拙和混乱之处，但他们不满文学现状、立足文化批判和文学建构的自信和勇气则无疑给中国文学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寻根文学”虽然在表面上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采取的是一种保守和后退的姿态，但我们一旦撕去笼罩在其上面的文化和思想反思的外衣，我们会发现“寻根文学”已与我们经验中的现实主义形态的文学相距甚远，其在小说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和进展丝毫也不逊色于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寻根文学”已经本质上结束了单一的写实主义时代，扬弃了小说创作上的所谓主题性、情节性、典型性之类的规范，在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形式上取得了可贵的突破。这种突破概括地说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写意化的语言和叙述方式。由写实转向写意可以看做是“寻根文学”最基本的写作策略。无论是王安忆的《小鲍庄》，还是韩少功的《爸爸爸》和阿城的《棋王》，这些小说或飘逸或反讽或凝重或幽默的语言风格都给中国读者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效应。其二，隐匿和虚化的文本结构方式。“寻根小说”已经摒弃了经典的整一结构方式，小说中无一例外地充满了空缺和空白。艺术线索也呈现出多重和混乱的状态，传统小说的明晰和直白开始为模糊、歧义甚至晦涩所替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寻根文学”已经自觉开始了对于现实和政治惯性的偏离，当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现代化焦虑中徘徊时，文学以“向后转”的方式完成了与现实、政治主潮的背离，并真正开始了对文学主体现代化的思索以及对独立文学品格的建树，在这里“寻根文学”既显示了其文化的自觉，又更显示了其艺术的自觉。而后者对新时期中国文学来说，显得尤其重要。
“寻根小说”之后，随着八五年之后新潮小说的崛起，中国新时期文学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写作阶段。所谓自觉写作，是指作家在拥有了对于文学本体性和独立性的自觉认识，以及对于文学审美本性的建构冲动和主体能力之后的创造性写作活动。虽然，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中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纠缠，但文学至少必须表现出挣脱这种种纠缠的充分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我们才说新潮小说之后中国新时期文学进入自觉写作阶段。新潮小说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小说。我觉得，“形式主义”在新时期中国文坛得以提倡，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是对于中国文学传统和意识形态传统的双重反抗。正是在形式主义的大旗下，中国文学开始轻松自在地脱离现实和政治惯性的裹挟，回归其本体写作之路的。也正是在“形式主义”大旗下，中国文学的许多经典命题，比如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关系、小说“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写实与虚构”的问题、“真实与想象”的问题，等等，全都在不同层次上遭受到了被解构和颠覆的命运。当然，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新潮小说在确立中国新时期文学全新的思维认知和表达模式时，也不自觉地割断了文学与现实、历史、时代的关系，不自觉地割断了文学与我们民族的精神传统的传承关系，人为地制造了文学的世界性与本土性和民族性之间的天然鸿沟，这使新潮小说仿佛成了开在中国土地上的“外来的花朵”，其营养不良，根基不深，也给新时期中国文学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其后，八十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和九十年代初的新生代小说都可视为是对于新潮小说的自觉超越和艺术修补，均是自觉写作的代表。就前者而言，它既没有回到文学的意识形态写作的老路，又很好地修复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就后者而言，它既克服了新潮小说的现实失语症，又开始挣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尝试建立真正的个人话语。这些都无疑代表了中国文学回归本体的革命历程。
第二章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转型路向（2）
二 从一元到多元：文化的多元性与意识形态的开放性
新时期之初，中国社会仍处于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规范之中，一元化特征非常明显。但随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的实施，我国社会进入了“第二个五四时期”。一九七九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的学术讨论会，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他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还说：“总要有一批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先驱者们，敢冒风险，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才能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要允许自由讨论”、“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一切理论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 ① 而此时，中国社会的“奇理斯玛”中心也再次开始解体。如果说五四时颠覆的“奇理斯玛”中心是“王权”和“皇帝”的话，那么八十年代所要反叛的“奇理斯玛”中心则是“毛泽东崇拜”和专制的意识形态。中国当代社会随即被抛入一个巨大的“文化落差”之中，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市民民间意识形态三元分离的局面。中国社会实际上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正如一本书中所写到的：“老实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呈现出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所谓‘多种声音’，也就是说，大家今天谈论的不仅仅是所有人都能认定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了一些有争议的思想。即使对一些不合时宜，甚至明显对立的言论，也能够兼听包容，不再像二十年以前那样，‘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② 这本书还具体地描述了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即“主流的声音”、“教条主义的声音”、“民族主义的声音”、“封建主义的声音”、“民主的声音”。虽然，“奇理斯玛”中心的解体不过是“文化失范”的一种表述，但这种解体对于文学艺术却绝不是坏事。表面上中心价值体系的崩溃导致的是文化脱序、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