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_宋史-第2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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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科举既数，而高第之人骤显，欲稍裁抑。遂诏曰：「朕惟国之取士，与士之待举，不可旷而冗也。故立间岁之期，以励其勤；约贡举之数，以精其选。著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尝不次而用。若循旧比，终至滥官，甚无谓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职官。锁厅人视此。若夫高才异行，施于有政而功状较然者，当以异恩擢焉。」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英宗即位，议者以间岁贡士法不便。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天下解额，取未行间岁之前四之三为率，明经、诸科毋过进士之数。
神宗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选，遂议更法。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乃诏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进贤兴能，抑由贡举。而四方执经艺者专于诵数，趋乡举者狃于文辞，与古所谓'三物宾兴，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国招徕隽贤，其教育之方，课试之格，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杂议以闻。」议者多谓变法便。直史馆苏轼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无知人之明，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学立师；以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非也。
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帝读轼疏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他日问王安石，对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
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之三，增进士额，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进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士者，乃得所增之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盖欲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慕向改业也。
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桉，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未几，选人、任子，亦试律令始出官。又诏进士自第三人以下试法。或言：「高科任签判及职官，于习法岂所宜缓。昔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乃诏悉试。帝尝言：「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吴充曰：「汉陈宠以法律授徒，常数百人。律学在六学之一，后来缙绅，多耻此学。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意，近补官必聚而试之，有以见恤刑之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著限以千字。旧特奏名人试论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帝谓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旧制，进士入谢，进谢恩银百两，至是罢之。仍赐钱三千，为期集费。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亲戚若门客毋试于其州，类其名上之转运司，与锁厅者同试，率七人特立一额。后复令存诸科旧额十之一，以待不能改业者。
元祐初，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言：「每一试，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旧制，礼部已奏名，至御试而黜者甚多。嘉祐始尽赐出身，近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时圣断。今礼部十人以上，别试、国子、开封解试、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进士及该特奏而预正奏者，定著于令，递升一甲。则是法在有司，恩不归于人主，甚无谓也。今特奏者约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出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使积弊增重不已。」遂诏定特奏名考取数，进士入四等以上、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试者计之，毋得取过全额之半，是后著为令。
时方改更先朝之政，礼部请置《春秋》博士，专为一经。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兼行，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己说。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旧明法最为下科，然必责之兼经，古者先德后刑之意也。欲加试《论语》大义，仍裁半额，注官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左仆射司马光曰：「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今天下学官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论策，如诗赋科。并以四场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自复诗赋，上多向习，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诸路奏以分额各取非均，其后遂通定去留，经义毋过通额三分之一。
光又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若所举人违犯名教及赃私罪，必坐举主，毋有所赦，则自不敢妄举。而士之居乡、居家者，立身行己，不敢不谨，惟惧玷缺外闻。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遂立科，许各举一人。凡试进士者，及中第唱名日，用以升甲。后分路别立额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察以闻，无其人则否。预荐者不试于州郡，惟试礼部。不中，许用特奏名格赴廷试，后以为常。既而诏须特命举乃举，毋概以科场年上其名。
六年，诏复通礼科。初，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尝罢，至是始复。凡礼部试，添知举官为四员，罢差参详官，而置点检官二十人，分属四知举，使协力通考；诸州点检官专校杂犯，亦预考试。
八年，中书请御试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策三题。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于是诏：「来年御试，习诗赋人复试三题，专经人且令试策。」自后概试三题。帝既亲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学校、科举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之功，不许改。绍圣初，议者益多，乃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初，神宗念字学废缺，诏儒臣探讨，而王安石乃进其说，学者习焉。元祐禁勿用。至是，除其禁。四年，诏礼部，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籍，遇试，颁付考官，以防复出。罢《春秋》科，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经。既而复立《春秋》博士，崇宁又罢之。
徽宗设辟雍于国郊，以待士之升贡者。临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然州郡犹以科举取士，不专学校。崇宁三年，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自此，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部试。五年，诏：「大比岁更参用科举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远士即闻之。」时州县悉行三舍法，得免试入学者，多当官子弟，而在学积岁月，累试乃得应格，其贫且老者甚病之，故诏及此，而未遽废科举也。大观四年五月，星变，凡事多所更定。侍御史毛注言：「养士既有额，而科举又罢，则不隶学籍者，遂致失职。天之视听以民，士，其民之秀者，今失职如此，疑天亦谴怒。愿以解额之归升贡者一二分，不绝科举，亦应天之一也。」遂诏更行科举一次。臣僚言：「场屋之文，专尚偶丽，题虽无两意，必欲厘而为二，以就对偶；其超诣理趣者，反指以为澹泊。请择考官而戒饬之，取其有理致而黜其强为对偶者，庶几稍救文弊。」
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六年，礼部试进士万五千人，诏特增百人额，正奏名赐第者八百余人，因上书献颂直令赴试者殆百人。有储宏等隶大阉梁师成为使臣或小史，皆赐之第。梁师成者，于大观三年尝中甲科。自设科以来，南宫试者，无逾此年之盛。然杂流阉宦，俱玷选举，而祖宗之良法荡然矣。凡士不繇科举若三舍而赐进士第及出身者，其所从得不一。凡遗逸、文学，吏能言事或奏对称旨，或试法而经律入优，或材武、或童子而皆能文，或边臣之子以功来奏，其得之虽有当否，大较犹可取也。崇宁、大观之后，达官贵胄既多得赐，以上书献颂而得者，又不胜纪矣。
志第一百九选举二（科目下举遗逸附）
高宗建炎初，驻跸扬州，时方用武，念士人不能至行在，下诏：「诸道提刑司选官即转运置司州、军引试，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河东路附京西转运司。国子监、开封府人就试于留守司，命御史一人董之。国子监人愿就本路试者听。」二年，定诗赋、经义取士，第一场诗赋各一首，习经义者本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并论一道；第三场并策三道。殿试策如之。自绍圣后，举人不习诗赋，至是始复，遂除《政和令》命官私相传习诗赋之禁。又诏：「下第进士，年四十以上六举经御试、八举经省试，五十以上四举经御试、五举经省试者，河北、河东、陕西特各减一举；元符以前到省，两举者不限年，一举年五十五已上者；诸道转运司、开封府悉以名闻，许直赴廷试。」
是秋，四方士集行在，帝亲策于集英殿，第为五等，赐正奏名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同出身。第一人为左宣教郎，第二、第三人左宣义郎，第四、第五人左儒林郎。第一甲第六名以下并左文林郎，第二甲并左从事郎，第三甲以下并左迪功郎。特奏名第一人附第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第三人赐同进士出身，余赐同学究出身。登仕郎、京府助教、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入五等者，亦与调官。川、陕、河北、京东正奏名不赴者一百三人，以龙飞特恩，即家赐第。故事，廷试上十名，内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当务至公，岂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进卷。」
三年，诏：「过省进士赴御试不及者，令漕臣据元举送状申省，给敕赐同进士出身。其计举者，赐下州文学，并释褐焉。」左司谏唐煇言：「旧制，省试用六曹尚书、翰林学士知贡举，侍郎、给事中同知贡举，卿监、郎官参详，馆职、学官点检，御史监视，故能至公厌人心。今诸道类试，专委宪臣，奸弊滋生，才否贸乱，士论嚣然，甚不称更制设科之意，请并还礼部。」遂罢诸道类试。四年，复川、陕试如故。
绍兴元年，当祀明堂，复诏诸道类试，择宪、漕或帅守中文学之人总其事，使精选考官。于是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始以便宜令川、陕举人，即置司州试之。会侯延庆言：「兵兴，太学既罢，诸生解散，行在职事及厘务官随行有服亲及门客，往往乡贡隔绝，请立应举法，以国子监进士为名。」令转运司附试。又诏：「京畿、京东西、河北、陕西、淮南士人转徙东南者，令于寓户州军附试，别号取放。」
时诸道贡籍多毁于兵，乃诏转运司令举人具元符以后得解、升贡、户贯、三代、治经，置籍于礼部，以稽考焉。应该恩免解举人，值兵毁失公据者，召京官二员委保，所在州军给据，仍申部注籍。侍御史曾统请取士止用词赋，未须兼经，高宗亦以古今治乱多载于史，经义登科者类不通史，将从其议。左仆射吕颐浩曰：「经义、词赋均以言取人，宜如旧。」遂止。
二年，廷试，手诏谕考官，当崇直言，抑谀佞。得张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