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_宋史-第3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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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陕西用兵，诏转运司度隙地置营田以助边计，又假同州沙苑监牧地为营田，而知永兴军范雍括诸郡牛颇烦扰，未几遂罢。右正言田况言：「镇戎、原、渭，地方数百里，旧皆民田，今无复农事，可即其地大兴营田，以保捷兵不习战者分耕，五百人为一堡，三两堡置营田官一领之，播种以时，农隙则习武事。」疏奏，不用。后乃命三司户部副使夏安期等议并边置屯田，迄不能成。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顷，得谷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熙宁初，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十万斛。」知秦州李师中论：「韶指极边见招弓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诏遣王克臣等按视，复奏与师中同。再下沈起，起奏：「不见韶所指何地，虽实有之，恐召人耕种，西蕃惊疑。」侍御史谢景温言：「闻沈起妄指甘谷城弓箭手地以塞韶妄。」而窦舜卿奏：「实止有闲田一顷四十三亩。」中书言：「起未尝指甘谷城地以实韶奏，而师中前在秦州与韶更相论奏，互有曲直。」韶遂以妄指闲田自著作佐郎责保平军节度推官，师中亦落待制。其后韩缜知秦州，乃言：「实有古渭砦弓箭手未请空地四千余顷。」遂复韶故官，从其所请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丰岁屯田，入不偿费。」于是诏罢缘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收其兵为州厢军。
时陕西旷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远方有输送之勤，知延州赵禼请募民耕以纾朝廷忧，诏下其事。经略安抚使郭逵言：「怀宁砦所得地百里，以募弓箭手，无闲田。」禼又言之，遂括地得万五千余顷，募汉蕃兵几五千人，为八指挥，诏迁禼官，赐金帛。而熙州王韶又请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额，人给地一顷，蕃官二顷，大蕃官三顷。熙河多良田，七年，诏委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兴营田，许奏辟官属以集事。
枢密使吴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诚未易行。古者一夫百亩，又受田十亩为公田，莫若因弓箭手仿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无虑万五千顷，十分取一以为公田，大约中岁亩一石，则公田所得十五万石。官无屯营牛具廪给之费，借用众力而民不劳，大荒不收而官无所损，省转输，平籴价，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点刑狱郑民宪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而前后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诸郡括牛，或兵民杂耕，或诸州厢军不习耕种、不能水土，颇致烦扰。至于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报罢。惟因弓箭手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俾之自备种粮功力，岁亩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无廪给之费，民有耕凿之利，若可以为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业，而种粮无所仰给，又责其借力于公田，虑人心易摇，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诏：「熙河弓箭手耕种不及之田，经略安抚司点厢军佃之，官置牛具农器，人一顷，岁终参较弓箭手、厢军所种优劣为赏罚。弓箭手逃地并营田召佃租课，许就近于本城砦输纳，仍免折变、支移。」
元丰二年，改定州屯田司为水利司。及章惇筑沅州，亦为屯田务，其后遂罢之，募民租佃，役兵各还所隶。五年，诏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共为一司，隶泾原路制置司。提举熙河营田康识言：「新复土地，乞命官分画经界，选知田厢军，人给一顷耕之，余悉给弓箭手，人加一顷，有马者又加五十亩，每五十顷为一营。」「四砦堡见缺农作厢军，许于秦凤、泾原、熙河三路选募厢军及马递铺卒，愿行者人给装钱二千。」诏皆从之。
知太原府吕惠卿尝上《营田疏》曰：「今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夏人名为'真珠山'、'七宝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则两路新砦兵费，已不尽资内地，况能尽辟之乎？前此所不敢进耕者，外无捍卫也。今于葭芦、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间，各建一砦，又其间置小堡铺相望，则延州之义合、白草与石州之吴堡、克明以南诸诚砦，千里边面皆为内地，而河外三州荒闲之地，皆可垦辟以赡军用。凡昔为夏人所侵及苏安靖弃之以为两不耕者，皆可为法耕之。于是就籴河外，而使河内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远输贵籴，以免困公之弊。财力稍丰，又通葭芦之道于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芦、米脂之法，而横山膏腴之地，皆为我有矣。」
七年，惠卿雇五县耕牛，发将兵外护，而耕新疆葭芦、吴堡间膏腴地号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余顷，麟、府、丰州地七百三十顷，弓箭手与民之无力及异时两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顷。惠卿自谓所得极厚，可助边计，乞推之陕西。八年，枢密院奏：「去年耕种木瓜原，凡用将兵万八千余人，马二千余匹，费钱七千余缗，谷近九千石，糗Я近五万斤，草万四千余束；又保甲守御费缗钱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强民为之；所收禾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不偿所费。又借转运司钱谷以为子种，至今未偿，增入人马防拓之费，仍在年计之外。虑经略司来年再欲耕种，乞早约束。」诏谕惠卿毋蹈前失。
河东进筑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泾原、环庆、熙河兰会新复城砦地土，悉募厢军配卒耕种免役。已而营田司言诸路募发厢军皆不闲田作，遂各遣还其州。
绍兴元年，知荆南府解潜奏辟宗纲、樊宾措置屯田，诏除宗纲充荆南府、归峡州、荆门公安军镇抚使司措置五州营田官，樊宾副之。渡江后营田盖始于此。其后荆州军食仰给，省县官之半焉。三年，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放古屯田，凡军士：相险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给费，敛复给粮，依锄田法，余并入官。凡民：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豆麦夏秋各五升，满二年无欠，给为永业。兵民各处一方，流民归业浸众，亦置堡砦屯聚之。凡屯田事，营田司兼之；营田事，府、县兼之。廷臣因规奏推广，谓一夫授田百亩，古制也，今荒田甚多，当听百姓请射。其有阙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犁。凡授田，五人为甲，别给蔬地五亩为庐舍场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之，以岁课多少为殿最。下诸镇推行之。
诏江东、西宣抚使韩世忠措置建康营田，如陕西弓箭手法。世忠言：「沿江荒田虽多，大半有主，难如陕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议，仍蠲三年租，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诏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并免。五年，诏淮南、川陕、荆襄屯田。
六年，都督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其法：五家为保，共佃一庄，以一人为长，每庄给牛五具，耒耜及种副之，别给十亩为蔬圃，贷钱七十千，分五年偿。命樊宾、王弗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帅悉领营田使。迁宾司农少卿，提举江、淮营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员外郎副之。官给牛、种，抚存流移，一岁中收谷三十万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监中狱李寀及王弗皆言营田之害，张浚亦觉其扰，请罢司，以监司领之，于是诏帅臣兼领营田。
九月，以川陕宣抚吴玠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岁收二十五万石以助军储，赐诏奖谕焉。三十二年，督视湖北、京西军马汪澈言：「荆、湖两军屯守襄、汉，粮饷浩瀚。襄阳古有二渠，长渠溉田七千顷，木渠溉田三千顷，兵后堙废。今先筑堰开渠，募边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种粮，令河北、京西转运司措置，既省馈运，又可安集流亡。」从之。
隆兴元年，臣僚言州县营田之实，其说有十，曰：择官必审，募人必广，穿渠必深，乡亭必修，器用必备，田处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税必轻，赏罚必行。且欲立赏格以募人，及住广西马纲三年以市牛。会有诉襄阳屯田之扰者，上欲罢之。工部尚书张阐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无耕田之民而课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强之百姓，于是百姓舍己熟田而耕官生田，或远数百里征呼以来，或名双丁而役其强壮，老稚无养，一方骚然，罢之诚是也。然自去岁以来，置耕牛农器，修长、木二渠，费已十余万，一旦举而弃之，则荆襄之地终不可耕也。比见两淮归正之民，动以万计，官不能续食，则老弱饥死，强者转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离，抑使中原之民闻之，知朝廷有以处我，率皆襁负而至矣。异时垦辟既广，取其余以输官，实为两便。」诏除见耕者依旧，余令虞允文同王珏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参赞陈俊卿言：「欲以不披带人，择官荒田，标旗立砦，多买牛犁，纵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乐从。数年之后，垦田必多，谷必贱。所在有屯，则村落无盗贼之忧；军食既足，则馈饷无转运之劳。此诚经久守淮之策。」诏从之。
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抚使郑刚中拨军耕种，以岁收租米对减成都路对籴米一十二万石赡军。然兵民杂处村疃，为扰百端；又数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兴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为额，等第均数召佃，放兵及保甲以护边。从之。八月，诏镇江都统司及武锋军三处屯田兵并拘收入队教阅。六年，罢和、扬州屯田。八年，复罢庐州兵屯田。
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驻扎副都统制郭杲言：「襄阳屯田，兴置二十余年，未能大有益于边计。非田之不良，盖人力有所未至。今边陲无事，正宜修举，为实边之计。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顷，乞降钱三万缗，收买耕牛农具，便可施功。如将来更有余力，可括荒田接续开垦。」从之。
绍熙元年，知和州刘炜以剩田募民充万弩手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种。十三年，四川宣抚安丙、总领任处厚言：「绍兴十五年，诸州共垦田二千六百五十余顷，夏秋输租米一十四万一千余石，饷所屯将兵，罢民和籴，为利可谓博矣。乾道四年以后，屯兵归军教阅，而营田付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骄将豪民乘时占据，其弊不可概举。今豪强移徙，田土荒闲，正当拘种之秋，合自总领所与宣抚司措置。其逃绝之田，关内外亦多有之，为数不赀，其利不在营田之下，乞并括之。」初，玠守蜀，以军储不继，治褒城堰为屯田，民不以为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约中其数，使民自耕。民皆归业，而岁入多于屯田。
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万人于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员经纪其事，暇则教以骑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则取其半。十月，知大宁监邵潜言：「昔郑刚中尝于蜀之关隘杂兵民屯田，岁收粟二十余万石。是后屯田之利既废，粮运之费益增，宜诏帅臣纵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计直以偿之，则总所无转输之苦，边关有储峙之丰，战有余勇，守有余备矣。」从之。
嘉熙四年，令流民于边江七十里内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江；于边城三、五十里内亦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城；在砦者则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归其主，俟三年事定则各还元业。
咸淳三年，诏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种屯田，既困重额，又困苛取，流离之余，口体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输急于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旧欠并除之，复催者以违制论。」
常平、义仓，汉、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周显德中，又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
太祖承五季之乱，海内多事，义仓浸废。乾德初，诏诸州于各县置义仓，岁输二税，石别收一斗。民饥欲贷充种食者，县具籍申州，州长吏即计口贷讫，然后奏闻。其后以输送烦劳，罢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于四城门置场，增价以籴，虚近仓贮之，命曰常平，岁饥即下其直予民。
咸平中，库部员外郎成肃请福建增置惠民仓，因诏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请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皆立常平仓，计户口多寡，量留上供钱自二三千贯至一二万贯，令转运使每州择清干官主之，领于司农寺，三司无辄移用。岁夏秋视市价量增以籴，粜减价亦如之，所减不得过本钱。而沿边州郡不置。诏三司集议，请如所奏。于是增置司农官吏，创廨舍，藏籍帐，度支别置常平案。大率万户岁籴万石，户虽多，止五万石。三年以上不粜，即回充粮廪，易以新粟。灾伤州郡籴粟，斗毋过百钱。后又诏当职官于元约数外增籴及一倍已上者，并与理为劳绩。天禧四年，荆湖、川峡、广南皆增置常平仓。五年，诸路总籴数十八万三千余斛，粜二十四万三千余斛。
景祐中，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余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画增为二百万，他毋得移用。」许之。后又诏：天下常平钱粟，三司转运司皆毋得移用。不数年间，常平积有余而兵食不足，乃命司农寺出常平钱百万缗助三司给军费。久之，移用数多，而蓄藏无几矣。
自景祐初畿内饥，诏出常平粟贷中下户，户一斛。庆历中，发京西常平粟振贫民，而聚敛者或增旧价籴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诏诫之。淮南、两浙体量安抚陈升之等言：「灾伤州军乞籴常平仓粟，令于元价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诏止于元籴价出粜。五年，诏曰：「比者湖北岁俭，发常平以济饥者，如闻司农寺复督取，岂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
明道二年，诏议复义仓，不果。景祐中，集贤校理王琪请复置：「令五等已上户，随夏秋二税，二斗别输一升，水旱减税则免输。州县择便地置仓贮之，领于转运使。计以一中郡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可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则利博矣。明道中，饥歉，国家欲尽贷饥民则军食不足，故民有流转之患。是时，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石则补吏，是岂以官爵为轻欤？特爱民济物，不获已为之尔。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济，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民实先受其赐矣。」事下有司会议，议者异同而止。庆历初，琪复上其议，仁宗纳之，命天下立义仓，诏上三等户输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