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_宋史-第7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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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经学深醇，有《汉上易解》云：「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惇颐，惇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惇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篇。臣今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异同，庶几道离而复合。」盖其学以王弼尽去旧说，杂以庄、老，专尚文辞为非是，故其于象数加详焉。其论《图》、《书》授受源委如此，盖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入太学，以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颍川靳裁之为师。裁之与论经史大义，深奇重之。三试于礼部，中绍圣四年进士第。初，廷试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职以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时发策大要崇复熙宁、元丰之制，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哲宗命再读之，注听称善者数四，亲擢为第三。为太学博士，足不蹑权门。
提举湖南学事，有诏举遗逸，安国以永州布衣王绘、邓璋应诏。二人老不行，安国请命之官，以劝为学者。零陵簿称二人党人范纯仁客，而流人邹浩所请托也。蔡京素恶安国与己异，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狱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无验，安国竟除名。未几，簿以他罪抵法，台臣直前事，复安国元官。
政和元年，张商英相，除提举成都学事。二年，丁内艰，移江东。父没终丧，谓子弟曰：「吾昔为亲而仕，今虽有禄万钟，将何所施？」遂称疾不仕，筑室墓傍，耕种取给，盖将终身焉。宣和末，李弥大、吴敏、谭世勣合荐，除屯田郎，辞。
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辞；除起居郎，又辞。朝旨屡趣行，至京师，以疾在告。一日方午，钦宗亟召见，安国奏曰：「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心者万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愿擢名儒明于治国平天下之本者，虚怀访问，深发独智。」又言：「为天下国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谋议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视朝半年矣，而纪纲尚紊，风俗益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觎，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乞访大臣，各令展尽底蕴，画一具进。先宣示台谏，使随事疏驳。若大臣议绌，则参用台谏之言；若疏驳不当，则专守大臣之策。仍集议于朝，断自宸衷，按为国论，以次施行。敢有动摇，必罚无赦。庶几新政有经，可冀中兴。」钦宗曰：「比留词掖相待，已命召卿试矣。」语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
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与己不合者，即指为朋党。见安国论奏，愠曰：「中兴如此，而曰绩效未见，是谤圣德也。」乃言安国意窥经筵，不宜召试。钦宗不答。安国屡辞，南仲又言安国不臣。钦宗问其状，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钦宗曰：「渠自以病辞，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对，钦宗即问识胡安国否，中丞许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安国者实鲜。」钦宗叹息，遣中书舍人晁说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强留。」既试，除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南仲讽台谏论其稽命不恭，宜从黜削。疏奏不下，安国乃就职。
南仲既倾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又谓许景衡、晁说之视大臣升黜为去就，怀奸徇私，并黜之。安国言：「二人为去就，必有陈论。怀奸徇私，必有实迹。乞降付本省，载诸词命。」不报。
叶梦得知应天府，坐为蔡京所知，落职奉祠。安国言：「京罪已正，子孙编置，家财没入，已无蔡氏矣。则向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为京党，则人才见弃者众，党论何时而弭！」乃除梦得小郡。
中书侍郎何建议分天下为四道，置四都总管，各付一面，以卫王室、捍强敌。安国言：「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今州郡太轻，理宜通变。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广，分为四道，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官得辟置，兵得诛赏，权恐太重。万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据见今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属守将应援，则一举两得矣。」寻以赵野总北道，安国言魏都地重，野必误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为群盗所杀，西道王襄拥众不复北顾，如安国言。
李纲罢，中书舍人刘珏行词，谓纲勇于报国，数至败衄。吏部侍郎冯澥言珏为纲游说，珏坐贬。安国封还词头，以为「侍从虽当献纳，至于弹击官邪必归风宪。今台谏未有缄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职，此路若开，臣恐立于朝者各以好恶胁持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怒，何从而挤之，诏与郡。以安国素苦足疾，而海门地卑湿，乃除安国右文殿修撰、知通州。
安国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论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国曰：「事之大者无不起于细微，今以小事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无时而可言也！」
安国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为郎，在城中，客或忧之，安国愀然曰：「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敌围益急，钦宗亟召安国及许景衡，诏竟不达。
高宗即位，以给事中召。安国言：「昨因缴奏，遍触权贵，今陛下将建中兴，而政事弛张，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职守，必以妄发，干犯典刑。」黄潜善讽给事中康执权论其托疾，罢之。三年，枢密张浚荐安国可大用，再除给事中。赐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闻驾幸吴、越，引疾还。
绍兴元年，除中书舍人兼侍讲，遣使趣召，安国以《时政论》二十一篇先献之。论入，复除给事中。二年七月入对，高宗曰：「闻卿大名，渴于相见，何为累诏不至？」安国辞谢，乞以所进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论之目，曰《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论《定计》略曰：「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图，后悔何及！」论《建都》谓：「宜定都建康以比关中、河内，为兴复之基。」论《设险》谓：「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论《尚志》谓：「当必志于恢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论《正心》谓：「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愿选正臣多闻识、有志虑、敢直言者置诸左右，日夕讨论，以宅厥心。」论《养气》谓：「用兵之胜负，军旅之强弱，将帅之勇怯，系人君所养之气曲直何如。愿强于为善，益新厥德，使信于诸夏、闻于夷狄者，无曲可议，则至刚可以塞两间，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国尝谓：「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
居旬日，再见，以疾恳求去。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高宗曰：「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不许。
会除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安国奏：「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循致渡江。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胜非改除侍读，安国持录黄不下，左相吕颐浩特令检正黄龟年书行。安国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今待罪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胜非处苗、刘之变，能调护圣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建炎之失节者，今虽特释而不问，又加选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遂卧家不出。
初，颐浩都督江上还朝，欲去异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为朋党，且曰：「党魁在琐闱，当先去之。」颐浩大喜，即引胜非为助，而降旨曰：「胡安国屡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胜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艰不肯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为谋则善，如国计何？」落职，提举仙都观。是夕，彗出东南。右相秦桧三上章乞留之，不报，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跻上疏，极言胜非不可用，安国不当责。右司谏吴表臣亦言安国扶病见君，欲行所学，今无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报。颐浩即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及跻等二十余人，云应天变除旧布新之象。台省一空，胜非遂相，安国竟归。
五年，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安国辞。诏以经筵旧臣，重闵劳之，特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行，谏官陈公辅上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安国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会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杨、韩氏，仍诏馆阁裒其遗书，校正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风旨，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卒，年六十五。诏赠四官，又降诏加赙，赐田十顷恤其孤，谥曰文定，盖非常格也。
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弥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问。然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婴其心。自登第迄谢事，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六载。
朱震被召，问出处之宜，安国曰：「子发学《易》二十年，此事当素定矣。世间惟讲学论政，不可不切切询究，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语默之几，如人饮食，其饥饱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吾平生出处皆内断于心，浮世利名如蠛蠓过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义，以安国、尹焞为称首。侯仲良言必称二程先生，他无所许可。后见安国，叹曰：「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
安国所与游者，游酢、谢良佐、杨时皆程门高弟。良佐尝语人曰：「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安国之使湖北也，时方为府教授，良佐为应城宰，安国质疑访道，礼之甚恭，每来谒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安国谓：「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潜心是书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每叹曰：「此传心要典也。」
安国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学道，乃不复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三子，寅、宏、宁。
寅字明仲，安国弟之子也。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难制，父闭之空阁，其上有杂木，寅尽刻为人形。安国曰：「当有以移其心。」别置书数千卷于其上，年余，寅悉成诵，不遗一卷。游辟雍，中宣和进士甲科。
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荐，召除秘书省校书郎。杨时为祭酒，寅从之受学。迁司门员外郎。金人陷京师，议立异姓，寅与张浚、赵鼎逃太学中，不书议状。张邦昌伪立，寅弃官归，言者劾其离次，降一官。
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枢密使张浚荐为驾部郎官，寻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诏议移跸之所，寅上书曰：
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出师河北，二圣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敌入关陕，漫不捍御。盗贼横溃，莫敢谁何，元元无辜，百万涂地。方且制造文物，讲行郊报，自谓中兴。金人乘虚直捣行在，匹马南渡，淮甸流血。迨及返正宝位，移跸建康，不为久图，一向畏缩远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
自古中兴之主所以能克复旧物者，莫不本于愤耻恨怒，不能报怨，终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阙绝之后，固陋以为荣，苟且以为安，而能久长无祸者也。黄潜善与汪伯彦方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圣体，不可不自重爱。」曾不思宗庙则草莽湮之，陵阙则畚锸惊之，堂堂中华戎马生之，潜善、伯彦所以误陛下、陷陵庙、蹙土宇、丧生灵者，可胜罪乎！本初嗣服，既不为迎二圣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守中国之谋。以致于今德义不孚，号令不行，刑罚不威，爵赏不劝。若不更辙以救垂亡，则陛下永负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责。人心一去，天命难恃，虽欲羁栖山海，恐非为自全之计。
愿下诏曰：「继绍大统，出于臣庶之谄，而不悟其非；巡狩东南，出于侥幸之心，而不虞其祸。金人逆天乱伦，朕义不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寝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人心，决意讲武，戎衣临阵。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战伐。天下忠义武勇，必云合响应。陛下凡所欲为，孰不如志？其与退保吴、越，岂可同年而语哉！
自古中国强盛如汉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扫灭，极其兵力而后已。中国礼义所自出也，恃强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长者之事，望于凶顽之粘罕，岂有是理哉！今日图复中兴之策，莫大于罢绝和议，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资。不然，则僻处东南，万事不竞。纳赂则孰富于京室？纳质则孰重于二圣？反复计之，所谓乞和，决无可成之理。
夫大乱之后，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