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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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记得他同我谈过，“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我国受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伤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因而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在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百业待兴的时候，首先要抓的就是农业，要从振兴农业着手来振兴整个国民经济。所以他在平反冤案、解放干部、端正党的组织路线，以及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以后，他在一个时期内就集中力量解决农业问题。
当安徽、四川开始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进行宣传以后，引起全国上下震动。一方面得到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热烈欢迎；一方面也受到很多领导同志的反对和指责，甚至骂人民日报公然违反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公然反对人民公社。我曾多次向耀邦同志请示，他对人民日报的宣传首先是肯定、是鼓励。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两点：一是他说，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是试行草案，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的应该在“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二是他强调我们整个经济体制都要进行大胆的改革，他要我特别注意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所说的：在全国改革的统一方案没有制订出来以前，可以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广。他说他已经同安徽和四川的领导同志通过电话，了解那里的情况，认为他们做得是对的，人民日报完全应该报道。因而从一九七九年初开始，人民日报对安徽、四川、内蒙、广东、云南、贵州等地的农村突破人民公社体制的尝试，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和连续报道。
由于受到国务院农委和中央宣传部某些领导人的强大压力，《人民日报》在三月十五日刊登了一封反对包产到户的“读者来信”，受到安徽等地的强烈反对。耀邦要我赶快补救，于是在这月底刊登了安徽省农委的来信，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一九八二年秋，我到安徽作了一次农村调查，耀邦同志还专门听取了我的调查汇报。
人们普遍称赞人民日报在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方面立了大功。其实，首先应该归功于安徽和四川等几个省的领导同志，也应该归功于胡耀邦同志对人民日报的领导。
农村改革，活跃了农村经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农村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改革。城市手工业逐步恢复，允许私人开店，个体摊贩活跃起来，大工业也在研究改革试点，如首都钢铁公司就试行承包。人们十分高兴，有的人夸大说：“包字进城，一包就灵。”人民日报对这些新气象都及时作了报道，当然也引起一些人的反对。记得《人民日报》刊登“二道贩子”的消息时，就被指责为宣传资本主义。我曾经为此请示过耀邦同志，他说，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发展运输，需要搞活流通，无论短途运输还是长途运输，都应该鼓励，他要我们以后不要用“二道贩子”的名词，改用“运输户”，或者叫搞短途运输的或者搞长途运输的。
在城市各行业欢迎农村改革新风的大好时刻，党的总书记耀邦同志于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精彩报告，号召学习农村改革的精神，逐步开展城市经济改革。人民日报立即根据耀邦报告的精神进行了宣传。耀邦表扬了首钢的改革，我就带上记者到首钢去进行采访。谁知这偏偏惹得主管宣传的胡乔木同志大发雷霆。耀邦同志讲了些什么呢？
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注重阐明小平同志“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耀邦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持而有秩序地改革”的总的改革方针。他说：“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对五年来农业进行的巨大改革，作了高度评价以后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我国农业的极大好转而欢欣鼓舞。为什么曾经使我们最发愁的农业反而走到前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农业的政策、体制和经营管理上进行了巨大的改革，还有领导作风也发生了转变。这是一次从来没有过的大胆改革。这个改革今年才在全国普及，一共花了五年时间。当然在这以后还要继续发展和完善。既然农村的改革使我们得到了胜利，又学到了东西，这就给我们很大启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战线的改革，也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胜利和新的领导才能。”他还说：“近年来，我们的一些地方，一些同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下，在工商业方面勇敢地搞了一些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管理责任制的经验。这种经营管理责任制的根本要求和根本做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叫作：以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管理责任制。”耀邦同志在强调国营大企业改革的重要性时说：“长期以来，我们许多同志都感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端主要是缺乏活力，也就是企业缺乏应有的主动性、灵活性，职工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他在这个报告里总起来说：“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先进的公有制，还必须靠先进的方式去管理。恰恰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不敢改革，不敢创新。”他还在这个讲话中专门谈到了科技文教战线，批评了我们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提出在这些部门也要进行改革。
耀邦同志讲得真是太好了，中央党报根据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会引起胡乔木同志大发雷霆，对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进行声严色厉的训斥？
仔细想起来也不是没有来头。像胡乔木这样的左倾头脑，总认为农村改革是搞资本主义，是违背马列主义；改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就是反对毛主席。让他们讲道理，说不出道理；摆事实，又拿不出维护其歪道理的事实。他们满肚子的气无处发泄，于是一方面对一片大好的农村形势找毛病，到处挑剔；另一方面就尽力反对和阻挡农村这股春风吹进城市，反对和阻挡八亿农民初步享得生产民主权利以后，促进城市改革的勃然兴起，因而对耀邦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宣传十分反感，一肚子气都发在人民日报身上。
在耀邦讲话两个星期以后，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上午，胡乔木把我们（即当时担任社长的我、总编辑秦川、管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叫到他家里，对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说耀邦讲话“违背了十二大精神”（因为他认为十二大精神是搞共产主义），批评人民日报按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是“头脑发热”（在我写的《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中，刊载了乔木的讲话全文，这里就不去重复了）。
一个书记处的书记批评总书记，我认为应该有这种正常的民主风气，多年来我们没有。但是这种批评最好是当着总书记的面讲，或者在有总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讲。而这次，却是背着总书记讲的，而且是专门向自己直接领导的下级讲的。这位一再强调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性的高层领导同志，这次却什么都不在乎了。
7．在耀邦同志审阅的稿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修改，表明耀邦同志对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值得特别加以说明。现选出几件写在下面。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根据耀邦同志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他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明确地提出：“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这篇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反映和阐明了他这次讲话的新精神。在发表以前，编辑部将文稿送给他审阅时，他加了很重要的一段。文稿在分析四化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后提出：“我们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今后就不要教育和改造了。”紧接下来，耀邦同志补充这样一段：“至于说，现在两千多万的知识分子中，是不是也有反对社会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人，甚至还会出现现行反革命分子呢？当然会有。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工农干部出身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农民中，也有这种极个别的情况，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保持警惕，但不应因此否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进步，不承认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段文字，对知识分子政策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因为我们几十年来都是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来对待，不是团结对象，只是改造对象。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被压到社会的最底层，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惨痛境地。耀邦同志策划和修改这一评论员文章，所起的振聋发聩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有些文稿，耀邦同志在审阅时，虽然只改几个字，所产生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比如，一九八○年的“七一”社论《奋发图强搞好党风》中原来有这么一段：“为了搞好四化建设，为了担负起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繁重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审阅时，在“必须”两字之后，加上了“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几个字，全句就变成“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这几个字的改动，就体现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
在写作这篇“七一”社论的过程中，我同乔木同志发生了原则的分歧。我不同意写“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主张改写为“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和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我认为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不先改善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领导。我对乔木同志说：如果党是错误的领导，是坚持不下去的，而加强错误的领导，只能是失败不会是成功的。可是乔木同志反对我的意见，认为我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说：首先要承认党的领导，然后再谈党应如何领导。因为如果根本不承认党的领导，那么去讨论怎么领导，这就是毫无意义的。我向他解释说，经过二十几年左倾路线的领导，特别是经过十年内乱的封建法西斯式的领导，我们自称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早已是威信扫地，人心背离。如果不首先改善我们党的领导，而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比如坚持和加强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迷信的领导；加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领导；加强穷社会主义的领导，就只会越坚持，越加强，越糟糕，越脱离群众，越败坏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声誉。我同乔木同志为这一问题争论不下。多年来，他一向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根本不听我的意见，坚持写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句话。
在送审“七一”社论时，我向耀邦同志介绍了我同乔木同志的争论。耀邦同志很注意地听完我的意见。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党的威信的确遭到很大败坏，应当首先强调改善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对乔木是十分尊重的，他冷静地思考以后，把“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改为“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既采纳了我的意见，也照顾了乔木的意见。
在重新翻阅耀邦同志对报纸工作的批件中，还发现耀邦同志对人民日报宣传作过很多宝贵的指示，我现在选出两件，说明耀邦同志对报纸的正确宣传的支持，和对报纸宣传有错误偏差的批评，他对我们既开绿灯，又放红灯，注意领导报纸宣传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第一件是关于张志新的宣传。张志新在“文革”中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关进监牢，受到严刑拷打和虐待，她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在“四人帮”枪毙她时，为了不让她呼喊反对“四人帮”的口号，竟将张志新的喉管割断！对于这一了不起的英雄人物，“文革”后，辽宁省委为她平反昭雪，省委办的《共产党员》杂志刊登了她受迫害和惨死的情况，引起很大的震动。报社的编辑同志看了都极为感动，决定转载。但是稿子送给乔木同志审查，压了一个月不退回来，经我们一再追问，他说，这事太惨，地方上登了就行了，《人民日报》一登，影响很大，对党的形象损害太大。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耀邦同志，他说，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这样，我们不仅转载了《共产党员》的报道，还组织几篇文章，连续宣传，使全国人民大大增强了对“四人帮”的仇恨，都称赞张志新是为真理而战斗的共产党员的楷模。北京市团市委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最近，各报刊连续发表了党的好女儿张志新烈士的英雄事迹和缅怀、学习张志新的文章，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深受感动，许多人一边读报一边落泪……她的英雄事迹是青少年的一份宝贵教材，告诉我们：人应该为什么活着，怎样去生活、学习，战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人民日报在转载《共产党员》的稿子时，再三考虑，终于把原稿中割喉管的细节删去了。一位人大常委打电话质问报社：“你们有什么权利隐瞒这样的事实”。许多读者来信，“希望报纸要像宣传雷锋那样宣传张志新”。可是，有一位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同志却指责人民日报“宣传得那么细，那么集中”。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反映都如实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宣传，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有时，我们的一些报道，或者由于分寸掌握得不好，或者内容欠妥，都会及时受到耀邦同志的坦率而尖锐的批评。以蒋爱珍的报道为例。一九七九年十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题为《蒋爱珍为什么杀人？》的调查报告，反映蒋爱珍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了迫害她的人。这个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各方面的反映十分强烈，同情的人很多。但由于我们有偏激情绪，措词也有不恰当之处，给人印象好像是“杀人有理”，没有强调“杀人有罪”、“有理也不能杀人”。很多读者给报社来信，也有一些人给党中央写信。耀邦同志把这些来信转给了我们，批示说：“当然报纸经常出点这样那样的纰漏，是很难免的。事实上，我们大家对报刊这样那样的一般性的纰漏都采取了谅解的态度，这是对的。但一年来的一些重大纰漏，似乎贯串一种倾向，即这种倾向是中央不断打过招呼的，我也提醒过二三十遍了。因此，我希望报社同志要认真发动大家谈谈思想问题，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才好。”“并联系几篇片面性比较大，情绪相当偏激的文章，目的是从具体实践中提高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