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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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才好。”“并联系几篇片面性比较大，情绪相当偏激的文章，目的是从具体实践中提高大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水平。”耀邦同志这一批评是严厉的，也是中肯和及时的，督促编辑部同志注意了宣传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几年来，耀邦同志转给人民日报的批文中有二百多件，涉及面很广，经常提醒我们的有下面几个问题：
（1） 宣传不能脱离实际。耀邦同志在赞扬一篇文章时写道：“该文谈的是反面问题，但分析得好，看了不使人们泄气，而是有信心。各报都要有更多更好的言论才好。现在有些报纸的有些言论不怎么高明，某些带消极情绪的言论不说，主要是离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主题思想、格调太远。说得不客气一点，我们这块人民之‘田’，不能随意让自诩高古的桃源中人去耕耘。”这个批评相当尖锐，切中时弊。
（2）文章切忌空论。耀邦同志常常对一些文章爱发空论极为气恼，他在阅批一篇调查报告时写道：“我们许多报刊空论太多，切实的调查研究太少。要转变作风，鼓足干劲，刷新文风，要大力提倡和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凡是空论空谈，不管是思想的、政治的、学术的、文艺的，都要下决心拿刀子砍掉。”他主张：“以充分的可靠的典型材料进行教育。”“我向往‘务实派’这个称号，明明有不少人的思想对‘现实’问题多，为什么偏要提倡‘务虚’？”
（3）社论要正面说理。耀邦同志不止一次地说：“注意社论不要作过多批判性的东西，多从正面说清问题。”有的社论“深感批评的口气太多，太严厉，说理性、鼓舞性的言辞太少”。
（4）报纸要登一些揭露性的东西。他说：“近来经济上的不正之风有所滋长，请选择一些典型予以揭露并加以抨击。每天有一两篇或来信（只是要核实，不要冤枉好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麻木不仁和丧失警惕，以致使问题发展到难以收拾。”他说这话的时间是一九八一年七月。
（5）如何对待猎奇。在一份材料上，耀邦同志批文：“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要猎奇至少要考虑两点：一、材料必须完全经得起检验；二、内容对大多数人有教育意义。没有这两条，肯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赞成，甚至反对。像这样类似的一些问题，都是宣传工作的具体方针问题。宣传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经常收集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愈做愈可提高水平，愈做愈有成效。”
这些批文转给我们后，使我们举一反三，对帮助我们端正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耀邦同志对于报社的内部工作，也总是热情关注，或指点，或提倡，或批评，或制止，为把人民日报培植成一块环境很好的宣传阵地，为把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培养成一支高质量的新闻队伍，真是呕心沥血。
我择要的写出耀邦的批示，表明人民日报的广大同志怀念耀邦同志对报纸宣传的领导。毫不夸大地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自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上半叶，人民日报之所以得到从中央领导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达到空前的六百三十多万份，是和耀邦同志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那时，由于有了以耀邦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正确领导，人民日报才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光辉灿烂的篇章。
8．耀邦同志领导人民日报，我感到他总的精神是信任和帮助报社同志独立负责，勇挑重担，是鼓励和培养报社同志大胆开展工作，努力创新，使报社同志越干越有信心，越干越有办法，越干越有奔头，结果使报纸越办越好，使报社干部在思想上业务上越来越提高。不像有的领导同志那样，总是指责，总是挑错，总是批评，总是下死命令，总是声严色厉盛气凌人。
正如前面所说的，耀邦同志不仅善于向报社指示抓住重大宣传任务，而且帮助报社具体策划组织，修改重要稿件，大大提高了报纸对实际工作的方针方法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启示作用和指导作用。
他平等待人，把我们当同志，不只是下级，使我感到他是良师益友，不只是上级；他的谦虚精神使人钦佩。一九八一年六月，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党的主席。闭会以后，他立即找我们新闻单位的负责同志开会，说他曾经一再推辞，一再表明他在哪方面都不配作党的主席，他希望各新闻单位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宣传他个人，要注意宣传中央的集体领导，要注意宣传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领袖。果然，在六中全会以后，他提出修改党章，取消了党的主席，设立了党的总书记，他在一年以后被选为总书记。他对我们说，他只是书记处的班长，党的大政方针的决策都要请示小平、陈云同志。
他为报社组织的重要稿件，虽然经过他一再修改，但他还是一再关照我们，仔细看看，有不妥当的地方要大胆修改。记得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发表的《革命者要向前看》特约评论员文章，是他几经修改定稿的。在刊登以前，报社负责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同志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送耀邦审阅。若水同志给耀邦写信说：“这是我们的一些考虑，如有不当，请予指正。删改得不当的地方，请再改过来。……”耀邦当天就把稿子退回来，他还给若水写信说：“若水同志：同意你们的修改，这么改，更稳妥了。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这种互相商讨、互相琢磨的风气。”耀邦同志的这封短信在新闻界传为佳话。一些兄弟报社都来索取这篇文章的原稿、改稿和耀邦的短信。
耀邦同志主持的会议总是注意通知新闻单位来人参加。在研究布置工作时，他总要连带着布置宣传工作；在总结工作时，也总要连带着总结宣传工作。他还经常单独约我们新闻界的负责同志商谈宣传。使我感动的是，当他对报社和负责人有重大意见时，他总是把我们本人找来，问清情况，绝不偏听偏信，片面的批评指责。在十二大会议期间，乔木同志很气愤地向耀邦反映，说我在小组会上提出要在文件中删去“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意见。耀邦就把我们这个小组的几位同志找在一起，一一询问，结果都说我并没有提出这个意见。一场严重的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我这里保留有耀邦同志的一份谈话纪录稿，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我把它全文抄录在这里，可以看出耀邦同志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具体指示。耀邦的谈话里，谈到了我们党的工作和党的作风的很多重要问题，也反映出耀邦同志的思想作风。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三日上午九时
胡耀邦同志约见胡绩伟和曾涛同志时的谈话
耀邦同志：今天找你们来，是仲勋同志提议找绩伟同志谈谈。我想，既然找绩伟，就不如把曾涛同志也找来一起谈谈。绩伟，你先说说。
（绩伟同志简单汇报了最近报社开会学习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文件的情况。说到尽管报纸有好些错误是难于避免的，但有很多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耀邦：我赞成，很多毛病是可以减少的。报纸天天见面，错误是难免的。但是，有些差错是可以避免的。避免错误的办法，中心环节就是层层把关，建立严格的把关制度。现在，很多单位，我们过去有些很好的制度没有恢复起来。过去听说邓拓同志每晚上都要看大样，签字付印。
绩伟：这个办法改了很多年了，因为有很多困难，事实上也很难坚持。现在我们每天晚上有两个副总编辑长年值班把关，直到报纸付印。
耀邦：对，建立值班制度好。值班的人自己能定的定，自己不能定的请示。当然，有些重大的问题，宣传的口径事先有个规定。
绩伟：仲勋同志批评我们文艺座谈会的消息不应该放二版，这是我们的错误。我给仲勋同志写了信，作了检讨。主要是我们思想上不重视这次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我们听说这个会开得不大好，对这个座谈会不够重视。新华社打电话来说尚昆同志主张把座谈会新闻放二版，把周巍峙同志在人大常委会上的讲话放一版，我们就接受了。
曾涛：这个会的确开得不好。我们先写了一个情况向中央报告。我们感到这个新闻很难写，如果要把这个会写得很好，照抄小平、耀邦同志的话，说都拥护，没有问题，那新闻就不真实。如果按照实际来写，就开得不好。我们原先主张不写新闻，王任重同志说要写，结果我们把每个人的讲话写一段交本人看，几乎都是本人重新写的，不是原来的话了。我们不大看重，认为周巍峙同志在人大常委会上的讲话是人大的一个重要议程，程子华、蒋南翔的讲话都放一版，我们主张周的讲话也放一版，文艺座谈会放二版。我请示尚昆同志，他同意把文艺座谈会的新闻放二版。我们是这样通知各报的。
耀邦：我记得那天是什么人问过我，座谈会消息放一版还是放二版，我说，放一版二版都可以。
绩伟：我们对中央这次思想战线会议的宣传是重视的。以后，中央一再提醒，不要太集中，太突出，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经济问题上去。
耀邦：这是我的意思，我主张不要太集中太突出。
绩伟：我们当初考虑把这次文艺座谈会放一版下面，没有考虑登头条。后来周巍峙同志的发言同文艺座谈会新闻一起发来，感到不好安排，恰好得到新华社的通知，我们就决定把文艺座谈会放二版。
耀邦：这个问题就这样。仲勋同志的批评是好意。不比就没有什么，几个报纸一比，人家就会说人民日报处理的不好，对人民日报不利。这也算是个失误吧。
关于文艺座谈会的新闻，我原来想，最好多登一些人的发言。听说小平同志对曹禺、艾青等好些同志的讲话都觉得不错。我认为，文艺界的问题最好由文艺界的同志自己来说话比较好。对于统战的问题，最好由民主人士来说话。舆论界要尽量根据问题的性质，根据不同的问题来组织不同的人来讲话，形成一个正确的社会舆论的整体，不同性质的问题由不同人来说。有些由名作家来说好，有些由劳动模范来说好。比如陈爱武说党风是完全可以搞好，由陈爱武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很多问题，要大家来说，部队的事由部队说，人民团体的事由他们来说，华侨的事情由华侨来说，科技战线的问题，由科技人员来说，由这些人来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的正确舆论力量，不是什么事都由国家领导人来说。
几十年来已习惯了，只有国家领导人的话才算数，别人的话无足轻重。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舆论力量，这种舆论力量在群众中得到的信任程度就比较大。当然，方针政策是党定的，是正确的。但是，党的政策方针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是根据人民的意志制订出来的，是根据各条战线各方面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各种代表人物的意见，各种领袖人物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同党的意志不谋而合的。我们集中他们的意见，反映他们的意见。有的同志以为中央没有定调子，就不敢说，以为说了也不算数，这也是错觉。报纸要有意识地注意这个问题。要找各种先进人物、各种代表人物、各种领袖人物说话，反映全国人民的意志。其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也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以为个人的话说了算，少数人的话说了算，大家也只听几个领导人的话，这是一种个人崇拜遗留下来的苦果。有一个时期，电视台报告新闻时，先用红字报告华主席的活动，华主席说了什么。这是特别新闻。然后才报道一般新闻，现在改了。当然，也不是说国家领导人就不要说话，是说不要在任何时候都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头条新闻。
前些时候，我们宴会的规格也不同，主席的规格比副主席的规格高，我就给打破了。华主席宴会的规格为什么要比邓副主席的规格高呢？为什么要分两等？当然，我们这个国家有些事情分个三等三级是可以的，甚至分三等六级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分三等九级呢？那就不必要了。主席同部长可以分为两级，但主席和副主席为什么还要分呢？政治局的常委就不要分嘛。
总的讲，新闻工作、广播、报纸是在不断地有所进步，这一点不要忘记。但新闻工作，你们的新闻、言论，我总觉得不够有力，不够那么切合实际，没有抓到人们当前的新问题。比如说，几天以内，或半个月以内的新问题，人们究竟要了解什么问题，要明确什么问题，希望解答什么问题，你们要切中要害地加以反映。我觉得你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差。当然，要做到这点也比较困难。你们要经常注意，经常考虑，经常琢磨，如何把这一点做好。这一点你们做得不够，我们也做得不够，各个部门都做得不够。工作一定要切中要害，各个部门都要努力。因为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这就要加强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干部。前些时我对新华社的《内参清样》很注意，现在注意得差一点，主要是它现在反映的问题不像以前那样切中要害。比如在三个月以前，或者六中全会以前，我是比较注意的。而现在呢，当然你们也反映一些重要的问题，使我们了解一些我们没有了解到的问题，但是这种问题比较少，比如十份材料中有五六份都比较一般化。拿工业调整来说，我看有一种精神不振的情况，前七八个月有一股下降风，而且这种风很大。开初，中央也了解不够，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这种精神不振的情况，已经出现过两次，前年一次，今年又一次。先念同志曾经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失调的帽子争着戴。”好些地方的工业生产统统要降低任务，许多地方有消极情绪，努力生产搞革新的劲头也降低了。而这类情况我就没有从你们的新闻或内部参考得到及时的了解。
又比如，党风问题。这几年政治局的情况变化很大，不是说没有不正之风了，是说现在的情况和过去不同，现在的中下级不正之风，比上面严重。有的说中央某某同志如何如何，有些是事实，但是好些是谣言；现在有人拿中央来保自己，转移舆论。现在下边干部松松垮垮，歪门邪道，瘫痪散漫，不上班，不工作，相当严重。而这个时期中央干部的问题，当然也有，特别是干部子弟的问题。我在半年以前，就跟组织部商量，请他们准备关于干部子女的问题写一个文件。现在总的说来，干部子女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不好的是少数。虽然数量很少，但是影响很坏，他们什么坏事都做。最近抓了几个走私案件，中间有干部子女，一定要严办。我说过，我们培养的子女，培养得不好就是“田老鼠”，挖我们自己国家的田塍。
对党风问题，我觉得你们的敏锐性不够，说什么“不敢打老虎，只打苍蝇”，实际上我看老虎、苍蝇都要打。苍蝇那么多，为什么不打？你们不要上当，有些人专攻上面，说你不敢打老虎，使你对苍蝇也下不了手。各种人有各种出发点，你们要分析。
最近，我抓周末劳动，要使它形成制度，这是纠正党风的一件大事，舆论界要抓。你们要学会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改变社会风气，光讲大道理不行，要从小道理入手。毛主席曾经批评我们，说我们好些干部不会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