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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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抓周末劳动，要使它形成制度，这是纠正党风的一件大事，舆论界要抓。你们要学会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改变社会风气，光讲大道理不行，要从小道理入手。毛主席曾经批评我们，说我们好些干部不会办事，缺乏办事能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只会讲大道理，不会解决实际问题。大道理要讲，但光讲大道理不行，一定要既会讲大道理，又会讲小道理；既会从大处着眼，也要会从小处着手，特别是要善于找突破口来解决实际问题。好些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我觉得知识分子干部确实是相当脱离实际，就是不懂得既能讲大道理，又能解决实际问题；既抓大道理，又能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小平同志前一个时期抓××军这个问题，然后在全军开展学习，起了很好作用。最近，开始抓分列式，抓阅兵，这样就把整个军队训练问题就抓起来了。党风要抓几个具体问题，周末卫生运动要搞下去，要抓住不放。
　　　我们对于党内的问题，从开始搞《准则》，这是从大局着眼，以后搞了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的规定，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你们要看到中央这个时期的变化。现在中央同志批条子的少了，请客送礼的少了，调片子的少了。有很多传闻，有些是真的，但有很多是不可信的。你们要看到，现在的中央，和五十年代的中央有所不同。五十年代那个时候，全国到处给中央领导同志修别墅，现在没有了吧。过去中央同志出动就挂专列，给我挂一节车厢就行了。现在的中央我看比五十年代的中央还要好，你们要看到这点，要鼓舞大家的信心，不要散播悲观消极的情绪。
　　　既要善于讲大道理，又会从具体的小问题做起，这有一个辩证的关系，这一点要处理好。你们没有处理好，我们也没有做好。你们的评论不要泛泛而论，要从实际上升到原则，不要从抽象到抽象，不要老是重复那几句话，重复讲那些空道理。我看现在有两个毛病：一个是工业上是重复建设，另一个就是你们重复讲空道理，老是说一般的话，空话太多了。你们不善于从典型上升到理论，从具体到一般，要从大处着眼，也要从小处着手。你们这样做不够。比如，现在周末劳动，你们应当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克服机关松松垮垮的现象》。
　　　整顿党风的关键是要看有没有魄力。中央这些年在好些方面是有魄力的。比如下决心不搞政治运动，下决心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下决心在农村放宽政策，下决心废除终身制，不搞个人崇拜，这一系列事情，都是想前人不敢想的事，干前人不敢干的事。看准了一些事，就要抓着不放，就要一干就干到底。我们建国三十二年了。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还没有改变过来。有些干部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官都不如。撒切尔夫人每天还自己作早饭。卡特不当总统了，每天干两小时木匠活。西方好些领导人上下班不坐汽车，自己走路。他们把体力劳动看成是日常生活的一种需要。资本主义国家还不那么轻视体力劳动，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我们有轻视体力劳动的恶习。这个习惯，老一代好些同志没有转变，新一代没有树立。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写一篇文章，就叫《必须彻底打掉鄙视体力劳动的恶习》，写篇社论，写七八百字就行。一篇评论，标题要醒目，究竟要表达什么思想。政治评论的标题和文艺标题不同，文艺作品的标题，如《沙家浜》，它就是个戏，但政治性评论，就不能这样标题。标题要启发人家去想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打中人家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提出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要打中一个什么思想要害，同文学题目要有所不同。总之，感到你们好些言论不够切合实际。
　　　要切合实际，第一，必须经常深入实际，接触干部，接触群众，到工厂农村去。要下去，要轮流下去。第二，要开动机器想问题，现在这方面也不够。思想上的懒汉，思想上不艰苦。比如有的同志不论大会小会，都要秘书写稿子，自己不动脑筋，思想上不刻苦，不认真考虑问题，我看两千万干部中，大概要占一半。说他们都是思想懒汉，太重了，但是思想不刻苦，是合适的。你们不要以为搞思想工作的，搞理论工作的，教员，技术人员，思想就一定刻苦，不一定。有一些搞思想工作的人，你们搞新闻、搞理论的人，有些同志的思想也不刻苦。定一同志是一个思想刻苦的人，是有骨头的人。他的一篇言论，每一篇东西，都是经过刻苦思索的。对一篇文章是否经过刻苦思索，一看就可以看出来。在我们党内，我觉得乔木同志是思想刻苦的，他想问题很深，很认真。但有些同志思想不刻苦，说话写文章，常常信手拈来，这是不好的。
　　　绩伟：思想刻苦，要鼓励大家想问题，还是要解放思想。在党的会议上，内部会议上，应该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要维护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耀邦：这个事情你们放心。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刚刚恢复、形成起来，难道中央会把它毁于一旦？不会。你们不要怀疑这一点。
　　　（当谈到帮助同志，要善于谈心时）
　　　耀邦：要善于做思想工作，要善于跟人家谈心。谈心要注意方法，有这么三点：第一点，你应该把人家的优点想够，甚至拔高一点也可以；第二，对他的缺点要赤裸裸地提出来，但要加以分析；第三，你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要光说人家不对，你要说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有。
　　　（当谈到切中要害时）
　　　耀邦：切中要害，还要防止假象、假报告，不实事求是。这种现象要提高警惕。有时你们会被社会上的不正确的舆论所欺骗；有时，会被下面的假报告所欺骗。比如关于夏收时期的灾情，有的地区就有些夸大。下面传说领导同志的特殊化，有好些也是不正确的。
　　　（当谈到有人认为现在反自由化就不反对特殊化时）
　　　耀邦：谁说我们只反自由化，不反特殊化官僚化？我们从来没有说不要反对。但是在一定时候，要侧重反一下自由化，是很必要的；侧重反一个时期，但是肯定反自由化不会是以后经常的重点。小平同志认为这次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主动了。不是有人说我们不反自由化吗？现在会开了以后，有些同志还有抵触情绪，认为不应反自由化。正因为这样，我们更不能动摇，一动摇，自由化就会更厉害。
　　　（当谈到信心问题时）
　　　耀邦：对我们的事业要有信心。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信心，气不足。这个问题可能在干部中有百分之二三十。比如有的同志对农村的大好形势认识不够，对存在的问题有些夸大。我认为农村的好形势，现在只能说是“方兴未艾”，更好的形势还在后头，要有这个信心。你们反映情况时，一定要实在。对一些困难问题，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要夸大。一定要把关，防止夸大困难。凡是向上面多叫困难、不真实、骗上级的，下面就骗你。你们是不是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你骗上面，下面就骗你》，这样骗来骗去，到头来是自己吃亏，党的事业吃亏。我们对困难不要夸大，当人家叫困难时不要上当。我们要精神振奋，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不要把困难归于客观，要找到我们自己的原因。要讲内因，是严格要求自己。党风一定要抓，一定要抓到底。这一点要从我们内部找原因。在这方面要讲主观能动性。振奋精神离不开主观能动性。如果不讲主观能动性，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克服困难上走到前头。
　　　（在谈到如何写国庆社论时）
　　　耀邦：“深入实际抓问题，破除框框闯新路”，就是要振奋精神，中央同志同意这话。是不是根据这个精神来写。应该看到经过这几年努力，现在大政方针都有了。现在的问题，是把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做得扎扎实实，打下更坚固的基础。今年是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国庆，形势写几句。前一个时期毛主席逝世五周年，我们没有什么表示，是一个疏忽。
　　　绩伟：中央说不要纪念逝世，要纪念生日，我们没登更多的东西，只登一篇纪念秋收起义的回忆录，登了一篇关于毛主席在寻邬调查的文章，另外登了一首小诗。
　　　耀邦：这样就行了。在国庆社论中对毛主席的功劳要说几句。建国三十三年，老人家有很大功劳，这方面可以说几句，但也不要说多了。现在我们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一个搞物质文明，一个搞精神文明。三中全会把我们的思想更加统一了，目标更加明确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搞扎实。干工作，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就是要善于把前面说的从大事着眼和从小事入手的道理，发挥一下，把这个道理写进去。既要大处着眼，又要小处着手，把两者辩证关系讲清楚。题目是不是《把继往开来的步伐迈得更稳健更强劲》。也不太好，再想想，但要注意步伐更稳健更强劲。经济上讲经济效果，这是稳健。在治安上搞综合治理，也是搞得更稳健。更强劲就是更有力量，基础更加巩固。反正题目你们去想吧。最好文章写得短一点，不要写那么长，好些道理，有的说一句就行了。一句话一个意思，不要多说。其它有些东西，比如：切切实实解决问题，调查研究，加强党的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维护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些话都得说一下，说一两句话，不要写太长了。
　　　同耀邦同志的这场谈话，由我在九月十四日向编辑部同志作了传达。我常常想，我在中央党报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三十年，十分幸运地遇到了胡耀邦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对报纸宣传作过这样永垂不朽的贡献，这在我国新闻史上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典范。
　　　9．乔木同志为什么批评耀邦同志“违背十二大精神”呢？因为他们认定十二大精神就是共产主义。早在十二大报告刚刚开始起草时，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就在各宣传单位的会议上宣布：这次十二大报告是由乔木同志负责起草的，这个报告的精神是乔木同志说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精神贯穿整个报告。在十二大闭会以后布置如何宣传时，他也特别强调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力群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贯串着实践共产主义这条红线，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宣传部还起草了一篇《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性文章，作为各宣传单位进行宣传的依据，而且还要组织大批理论工作者撰写一系列文章的小册子来宣传。乔木同志还说要为大家拟定一百个宣传题目。
　　　众所周知，十二大精神当然是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耀邦同志加以具体化提出来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却独出心裁，硬要说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他们又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对于农村革“共产主义金桥”——革人民公社的命的种种措施，始终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对于耀邦提出的要在城市学习农村改革的精神，也十分恼火。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这也是党校理论动态刊物的同志在耀邦主持下写的。当时，胡乔木等人总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批评了这种观点，阐明多年来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这就触到了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同志的痛处。他们中有人向小平同志告状，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防左，有二十几处，却一处反右也不讲”。他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小平同志找了几个同志（有我、周扬、胡乔木等）谈这篇社论，认为“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但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在实际上给那些人以口实，有利于他们用“有什么反什么”来纠正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因此胡乔木等人就如同得到了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发一个通报，他们还写了通报的草稿，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耀邦同志。这时，邓力群领导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副主任，是我的老朋友，他特地打电话给我，要我承认这篇社论错了，但不要说这篇社论是耀邦主持撰写的。我一听就感到味道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他口头上说“不要向上面推责任”，骨子里是要由我来承认错误，以便证明耀邦错了。我答复这位老朋友：“如果那篇社论真的错了，耀邦同志也错了，我当然承担一切责任，决不向上推。但是我还是认为那篇社论没有错，耀邦同志也没有错，我就不能承认错误，不能承担什么错误的责任。”
　　　我当时感到不对味，因为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党的主席而改选耀邦同志作主席。如果恰恰在这时向全党发出批评人民日报社论的通报，必然使大家认为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这显然是同党的决策唱反调的。我当时没有看出他们是不赞成选耀邦作主席，所以我很老实地给胡乔木和邓力群写了一封信。后来这个通报没有发，不知是不是我的信起了一点作用。
　　　现在根据我手里的底稿，把这封信抄在下面：
　　　乔木、力群同志：
　　　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讲到《人民日报》三月十日的社论时，曾说过大的问题也没有，但要弥补一下。我们已经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再写一篇，说明除了克服左的错误以外，也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另外，错误思想要清理，但不是人人过关。我以为再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十日社论的缺点就得到了弥补。小平同志说，不必再写社论，可以用文章形式。他的意思显然希望不要使分量显得太重。现在发通报，分量就太重了。
　　　对十日社论，我可以承担责任。但问题是这篇文章事先在《理论动态》上登过，其中有些话是耀邦同志的原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讲过。而且耀邦同志审阅过一事，早就传出去了。如果这个通报一发，党内许多同志势必纷纷猜测中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一致。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小平同志的原意的。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还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讲，左右都不好，但重点克服左。陈云同志指出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主要就是克服左的错误，这一点是明确的。至于具体到下面某个人，当然应该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不加分析地乱上纲上线，贴上左的和右的标签。多年来，我们每次政治运动中，不是反左就是反右，而且一反就反到群众头上，上挂下联，都成了路线问题。
　　　通报提出：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以为，多年来，许多人之所以宁左勿右，就是因为什么“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通报这一提，“恐右病”又有根据了。实际上，左的东西也可以同反革命结合，“四人帮”就是例子。近来，下面一些反革命活动中，许多就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是同“四人帮”残余合流的。近一个时期，报社每天平均收到十几封信，猖狂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嚷现在变修了，打着保卫毛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