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塔心理学原理-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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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的活动——力的图解
如果现在我们从姿势活动转向指向活动（directed action），那么，我们便会发现极其重要的场内之物了。对于每一个个别情境来说，人们必须试着发现正在运作的力量，以及限制活动自由的场内的强制因素。勒温（Lewin）及其学派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通过特定的图解（从这些特定的图解中，作为结果而发生的活动可以被推断出来）呈现各种场。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例子便是一个孩子遇到一个相当具有吸引力但被禁止的物体，或者这个孩子遇到一个不愉快但却可以获得报酬的任务。读者可在1931年勒温的文章中找到各自的图解。
在这样一个场内，物体按照自我的行为具有各种特征；有目标物体（goal objects）、导向目标的路径、工具、符号和信号、障碍、弯路，等等，其中有些特征已由托尔曼（Tolman）恰当地加以讨论过了，尽管在我看来，这位作者用其符号－格式塔（sign－gestalt）概念把该图景过分简单化了。通过符号－格式塔，他把重要性归于符号，而在我看来符号不过是许多不同种类的动力事物中的一种而已。我们在第二章中（见边码p．43）关于场行为的描述应当根据我们上述讨论的观点来重读一下。
动力特征的可变性
当用这种动力学方式考虑我们的场时，我们必须避免错误地高估物体动力特征（dynamic characters）的恒常性。我们已经看到，需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s）会随着需要而发生变化。但是，这仅仅是可能发生的变化中的一种变化而已。一条弯路可能变成一条直路，一块绊脚天可能变成一块垫脚石，一个玩具可能变成一件工具，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物体也可能在活动进行过程中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东西，这全靠瞬间的条件而定。这些变化将在我们讨论学习问题时进行阐释，因为它们可能或多或少地具有持久性。这里，我们只想强调对活动来说具有重要性的一个问题。
行为物体的功能特征
让我们回忆一下第四章和第五章提出的行为环境问题，我们发现一些极重要的东西被遗漏了。我们探讨的行为环境除了由正方形、圆形、椭圆形和其他一些形状所组成的之外（它们具有不同的颜色，位于不同的地方），也由立方体、球体和其他一些固体所组成。但是，由此引伸出来的组织定律（laws of organiza…tion）并未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了椅子和桌子，房子和桥梁，或者邮局、信箱、汽车等等。组织定律不可能提供这样的解释，因为它们仅仅处理心物场的外部，或者说环境部分中的力量，这些力量不可能单凭它们自己产生出我们日常使用的物体。我们所提到的一切物体的特征（这是我们先前的理论所忽略的）是，它们与我们自己的活动有关。对一位异乡客来说，伦敦街道上的红色柱状物不过是奇异的柱状物而已；但是，正是这些红色柱状物的用途使它们成为邮箱，同样，当一名来自澳洲丛林的居民到达纽约港时，还以为他突然进入一个蛮荒多山的乡间。相反，对一名艺术家来说，一间房子可能成为一个立方体，一座山可能成为一个圆锥体，而这不仅仅对立体派艺术家来说是这样。由此可见，像大多数相貌特征（physiognomic characters）一样，这些“功能”特征（“functional”characters）是物体一自我组织（object－Egoorganization）的产物，与先前的特征不同，因为事实上，它们不是这些组织的主要结果，而是只有当特定物体在行为活动中发挥作用时才会显现的特征。所以，这些特征像需求特征一样，有赖于先前存在的需要，但是却以不同方式实施这种依赖。通常，需求特征将随着需要而来去。可是，功能特征则不同，它是持久的，只有当它作为一种特殊力量的结果时才会消失，正像艺术家的特殊态度那样。一切需求特征是相貌特征的前提，或者说是功能特征的前提，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正因如此，那边的那只绿色箱子不会使我偏离我打算寄信的行走路线，而是邮箱才会使我这样干；我也不会用这个T形的东西把一枚钉子敲进墙壁里面去，而是一把榔头才会使我这样做；如此等等。但是，曾几何时，这样一种T形物体由于可以被当作一件工具来使用，因此它也一度成为一把榔头。现在，让我们回到功能特征和需要之间的关系上来。只要不产生使用一把榔头的需要，便不会有任何榔头，不论周围可能会存在多少合适的T形物体。但是，对我们来说，一把榔头就是一把榔头，甚至当我们不需要它时也一样，尽管这时它不会通过它的榔头特性来决定我们的活动；如果它进入我们的行为之中，它便可能以许多方式这样做，既可以作为敲击钉子的工具，又可以作为镇纸的重物，等等。它的“需求”特征一直在变化着，而它的功能特征却保持不变。首先，这意味着，通过它的使用，物体经历了持久的组织变化，随着这种持久的组织变化，它不再是一种自我一独立（Ego－inde－pen－dent）的东西（像我们在先前的论证中曾经用过的那些正方形和十字形的东西），而是成为与自我具有一种持久关系的东西。其次，这意味着，这样一种重新组织可能会变得持久。关于这种陈述的一般意义，我们将在记忆一章中加以讨论（见第十一章）；此刻，我们只须作出这样的评论便可以了，即生物体在其生命的任何时刻，其行为环境有赖于生物体早期时刻的行为环境。这种陈述本身是一种陈旧的说法。事实上，心理学家都受过这样的教导，即知觉有赖于经验和记忆；正如我们在第三章（见边码p．85）的讨论中所了解到的那样，传统心理学通过记忆的参与来界定知觉，并把它与感觉区分开来。但是，这种理论与我们在这里发展的理论是有极大区别的。一方面，它把恒常性假设（con－stancy hypothesis，见边码 p．86）用于感觉的解释；另一方面，它根据同化假设（assimilation hypothesis，见边码 P．103），通过为这些感觉补充新的要素——意像（images）来对知觉进行解释。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对所有这些传统的假设进行了驳斥，现在，我们用一种新的假设来取代所有这些传统假设。尽管这种新的假设此刻有点模糊——甚至在我们后面的讨论中也不大可能使它变得更加明确——但却避免了在反对旧理论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切异议，而且与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新理论中，经验仍然具有它的位置。如果它没有位置的话，那么我们的理论确实够愚蠢的了。可是，在我们的理论中，经验的作用并不是在旧的理论上加一点新的元素，而是改变先前的组织。
然而，在支持我们关于“功能特征”的理论方面，我们所掌握的实验证据还很少。就人类实验而言，我们可以引证由阿赫（Ach）于1930年实施的“能适应性”（“quality of pliancy（——Gefugigkeitsqualitat）方面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阿赫通过让被试对无意义音节（nonsense syllables）作出反应的方式，建立了无意义音节的功能特征。就我从阿赫的简短报告中所能见到的而言，其结果是与我们的理论完全一致的。但是，若要使这些实验成为概括的基础，则实验的条件过于人为化，材料与其功能特征之间的关系也过于任意化。自苛勒用黑猩猩进行经典的实验研究以来，动物实验已经变得更加合适。在动物心理学中，让动物对熟悉的物体予以新的使用也已得到了实施，因此，如果允许我们进行类推的话，则可以认为动物行为环境中新的功能特征已经产生。遗憾的是，用类推法进行的这种推论无法直接地得到证明，尽管有些足智多谋的实验人员可以发明一些间接证明它的新方法。如果我们列举这些实验的细节（这些实验对大多数心理学家来说是颇为熟悉的），也不会为我们的论点增加什么说服力。我们不得不等待在人类被试身上开展理想的实验；根据我们的宗旨，人类被试得到青睐的原因（与动物相比较而言）不仅在他们能说话，能报告行为物体经历的变化，而且在于人类被试有更多的需求，并能创造一些新的需求，正因如此，与各种需求相一致的功能特征可被创造出来。
态度及其对行为环境的影响
尽管我们在自我－物体力量所引起的功能特征方面缺乏直接的实验知识，但是，我们却在自我是否能够影响行为场这个一般的问题上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不仅日常经验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而且很好控制的实验证据也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在第四章里，我们已经提及这样的事实，即一个点的能见度（visibility）有赖于观察者的态度（见边码P．148）；在实验心理学的初期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注意究竟能否改变一种感觉的强度（intensity of sensation），而设计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验结果表明存在这样一种效应。在具有注意的特定指向条件下，对乐音（clangs）可以进行分析，它们的陪音能被听见，这些事实属于我们科学所拥有的最古老的知识库存，尽管对这种效应的实际解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年才真正作出「埃伯哈特（Eberhardt）， 1922年」。组织问题对于旧的心理学来说是个未知数，至少这本书所表现的形式对旧的心理学来说是个未知数。行为环境的变化，不论这些变化是由于注意、态度，还是由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主要是组织的变化。作为这样一种组织因素，态度已由戈特沙尔特（Gottschaldt，1926年和1929年）作过彻底的调查，苛勒也在这方面讨论过来自日常生活的许多例子。
态度和注意的界定
在我们描述戈特沙尔特的实验之前，对我们关于态度和注意的含义进行界定是合适的。根据我们先前对这两种概念的讨论，很清楚，我们所谓的态度和注意，意指参与整个动力情境的实际力量（见边码p．149和206），也就是存在于场和自我之间的实际力量。如果我们将更为一般的意义归之于态度这个术语，而将更为特定的意义归之于注意这个术语，那么看来是一种更为合适的用法。由此，注意便将成为一种特定的态度，也就是朝着一个物体的非特定的指向，而其他一些态度则是更加特定的，例如对或多或少明确的某种东西的期待，将重点放在一个地方而不是另一个地方，表示怀疑，产生好奇，等等。在讨论注意时，我们对下面两种情形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力量之源在于自我之中，也就是有意注意（voluntary attention），另一种是力量之源在于物体之中，也就是无意注意（involuntory attention）。这样的区分是否可以应用于其他的态度，这里将不作决定；可以肯定地说，在许多情形里，这些态度发源于自我，发源于自我的需要或准需要（needs or quasi－needs）。这些态度在意识中表现它们自身的程度是可变的。在戈特沙尔特的实验中，态度的存在和效应是由它们的结果来证明的，而不是由被试的报告来证明的（被试的态度在积极的探索和被动的信念之间变化着，而所谓被动的信念，是指被试被动地相信将会向他们呈示某种图样）。
戈特沙尔特的实验
我将从戈特沙尔特从事的许多实验中仅仅报道其中一些实验。让我们从下列一些实验开始，它们随着我们在第四章中（见边码P．156）报道的他的实验之后发生。在向被试第一次呈示b图形以后的一天里（读者必须回到第四章里以寻找有关方法和术语的解释），先前曾见过a图形3次的第一组被试，这次再为他们呈示2次，对于第二组被试，他们光前曾见过a图形520次，现在再为他们呈示20次。然后，让两组被试观看b图形，每组呈示时间为2秒，并给以指令，要求他们从中寻找先前看到过的a图形之一。我们用像先前一样的方法来描述其结果（参见表6，边码p．157），并在第Ⅰ栏和第Ⅲ栏中补充我们旧表格中的数字。结果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将第Ⅰ栏和第Ⅱ栏作比较，并将第Ⅳ栏和第Ⅲ栏作比较，可以说明新的指令的效应，而第Ⅱ栏和第Ⅳ栏的比较，正像先前第Ⅰ栏和第Ⅲ栏的比较一样，表明重复的积累是无效的，第Ⅱ栏和Ⅳ第栏中的数字则表明了新指令的成功量。很显然，探索的态度是有某些影响的，而单纯的重复则根本不会有任何影响，不过，同样明显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这种探索态度相一致的力量不足以克服图形中组织的内力。然而，态度也可能对组织产生影响，这是一种不能还原为经验的影响。
在另一篇论文中，戈特沙尔特刊布了一些用来显示态度影响的新实验。在其他一些方法中，他使用了边码p．143上描述过的实验装置，通过这种实验装置，图形以逐步增加的区分度加以显示。一俟被试看到任何一种新东西时，实验者便停止显示，然后要求被试把他们已经看到和正在看到的东西画在纸上。这样，便可以对图形的逐步发展加以研究，而且可以作出决定，如果a图形和b图形具有不同的发展顺序，那么b图形的顺序是否可能受到包含在b图形中的a图形的体验的影响。可是，实验结果再次表明，只要特定的态度被排斥在外，结论便是完全否定的，但是，当这些态度被唤起时，更会发生激烈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由特定的指令所引起，而是由实验系列的短暂过程所引起。两个主要的ab结合得到了应用，如图94和95所示。
让我们把图94称为十字一正方形，而把图95称为箭头一圆形。图94的b图形以这样的方式正常地发展着，即正方形首先被看到，而那根垂线直到后来才加到正方形上面去。与此相似的是，在图95的b图中，圆形先于箭头部分发生。于是，便安排了一系列显示，其中，两幅图中的a图交替出现12次。
表12
第Ⅰ组第Ⅱ组
中立的3次重复，5次重复，92例探索的520次重复，93例中立的重复，242例探索的540次重复，248例
a有影响6。631。25。028。3
a没有影响93。468。895。071。7
ⅠⅡⅢⅣ
如果我们给每次呈现标上一个数字的话，那么，开头的24次显示将是a图形的简单交替，十字形出现在奇数中，而箭头则出现在偶数中。这样的序列只有一次轻微的中断，因为在3次交替以后，也就是说，在第7次和第8次显示时，出现的不是a图，而是相应的b图。所有6名被试看到的是与这些图形的正常发展顺序（即先看到十字形然后看到箭头）相矛盾的，在他们看到整个图形之前，实验就被中断了，因此，就被试而言，交替的序列并非真正地被打断。但是，在第24次显示以后，又引进了另外一种变化：这时，或者在第25次是一个b图形，不过，这时圆形代替了十字形，十字形作为第26次而接着出现；或者，第25次仍然是正常的，即呈现简单的十字形，但是接下来是同一幅图里（即十字形－正方形）b图出现了，这便是第26次显示，而这个系列以b图圆形的第27次显示而告结束。现在，6名被试中有5名看到这些正常显示的图形，即正方形和圆形先出现，它们不受与它们相一致的a图形呈现的影响，而a图形曾经决定了b图形的出现。此外，在第二个交替方案中，b正方形（第26次显示）紧接着a正方形（第25次显示）而出现，然而，在所�
